目前，中国正处在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出现变化和调整。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问题和7O年代末8O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问题、观点和争论基本上可以用新与旧、改革与保守来概括和划分。现在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格局与1O多年前有很大变化．以下仅举几个特征以例示现在与过去的差异。

   第一，以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开放来区分人们的态度已经不准确和过时了。现在，中国的改革事业已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举国上下达成共识，几可用“咸与维新”来形容。另外，很多当初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得到改革的实惠而改变了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必然产生利益调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不假思索地全力支持变成面对严峻现实后的思索与怀疑。

   第二，1O多年前，所谓改革与保守的阵线划分比较简单和分明，但决策层、幕僚圈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层次划分却不甚明显，上中下几方面比较贯通一气，上面的意志会迅速影响社会层面上的文字和言论，上层对思想、学术、文化界的动态也十分在意和敏感。现在，体制内外的分野逐渐形成，社会上出现一大片与政治无关的文化空间（比如商业性、市民性的文化、艺术、娱乐），“学在民间”的趋势已经形成，人们开始习惯于上下互不关心、互不干涉，上层的动向和下层的风向已不如以前那么密切相关。

   第三，在社会层面，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话语转变，人们基本上不再使用以前的意识形态语言。语言表达的多样化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利益、兴趣、思维方式多元化的现实，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大陆和海外文化的交通融汇，也反映了上层差异不再急欲向民间社会延伸以寻求支持这一情况。当然，主要原因是，转型期出现的新问题已无法用旧意识形态语言来表达。

   民间话语的脱出是一件好事，它有利于人们更真切、更直截了当地论说中国的实际问题。但可悲的是，大量的民间话语不过成了外来问题、外来学理的载体。例如，事情是中国的，但提出问题的动因，考察问题的方式，研究问题的理路却是外来的，这种情况在当前尤以为甚。如果把外来学理如实地当成一种新的思想或学术动向来理解和对待，当成我们观察中国问题的一种参考因素，那是不错的。但如果用它来套裁中国的现实．用它来制造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问题、观念、争论，那就既有害，又可悲了。

   本文所欲讨论和评论的，就是当前以民间话语形式出现的有关社会转型期的几个重大问题。

   现在人们常常议论当前中国面临精神文化危机，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两层不同的涵义。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问题出在价值理性层面，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魂不守舍，不再考虑终极关怀问题，精神高度大大降低。这个问题最终与整个民族有关，但它首先是个人性的，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另一种问题出在工具理性层面，即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市场经济导向不能和谐与匹配，人们不具备市场交换所要求的个人素质，或者说，按目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干下去，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或者最后得到的是一种与预想目标大相径庭的恶性经济环境。这主要指目前人们交易关系中信用和声誉的缺失。

   虽然大多数文化人的忧虑和危机感集中在第一方面，我却认为第二方面的问题更紧迫和值得讨论。因为大家好不容易才获得以下共识：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建设有赖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

   强调第二个问题的优先性是很关紧要的。大家都承认，现代化一方面是世俗化，要张扬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也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中国人历来只偏重后者而忽视前者。著名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在一篇近著中专门提醒说．郑观应认为，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国思想在器方面的问题特别大。他本人也认为，对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问题出在“向俗”的工夫不够，即未能充分注意到现代化的实际需要。

   在关注现代化和市场化问题的人当中，不少人专注于儒家的理论和精神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建立市场机制的问题。我认为，除了纯学术兴趣外，如果认为这关系到当前市场化的精神文化基础，则大谬不然。这个问题在一些中国学者中热起来，是因为韦伯断言儒教传统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海外一些维护儒学传统的人为了证明儒学无碍于（甚至有助于）现代化进程，努力挖掘儒学中无悖于市场经济的因子。这件事本来就进行得相当勉为其难，其中曲意辩解和一厢情愿的成份很重。在中国大陆热衷于此，则更是不得要领。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儒家学说被当成封建毒素加以破除和清扫，根本不是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说中国大陆现在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因素，它显然不是儒学传统。

   也许有人会说，儒学传统虽然在大陆被长期批判，但却除而未尽，甚至改头换面地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即使如此，在考虑市场经济的精神基础时，儒学传统的利弊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人们常常认为儒家重文轻商，重义轻利，因而与市场经济导向背道而驰。但想一想大陆不止一次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这几年骤然兴起的弃文从商浪潮，以及目前广泛深重的向钱看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再言儒学传统的阻滞作用，真是不知从何谈起！当然，这些现象并未证明儒学有利于市场经济，仅证明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自发性力量，而毋需学者们在儒家文化中为它寻找动力。

   在当前世风日下之际，人们普遍感到在为人处世原则中最不该缺失但丧失得最厉害的是“诚”与“信”这两种品质。有作家因此神往于中国古代志士仁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的高贵与正气，这是形而上意义的呼唤。在服务于市场经济这种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我们也痛感诚实与信用原则沦丧之后的严重性。遍及神州大地的假冒伪劣产品，交易中层出不穷的坑蒙拐骗，视契约如废纸的行径，使人们把进入市场和行骗当成一回事。有鉴于此，有人建议要营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体系，它既要使人有致富的动力，又要使人恪守诚信原则，以保障市场交换机制的良性运行，它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或资源，就像韦伯把资本主义的源头追溯到新教伦理中以聚财和禁欲为天职的信条一样。

   我认为这种依靠内在道德原则“开出”市场经济的思路是误导人的。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群中所向披靡、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只要没有人为禁铜，市场经济不需要一种特殊道德作为支撑。况且，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仅仅是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我们只需重申和坚守诚信原则，而不必也不可能发明制定一种专供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需的伦理原则。当前经济交换领域中严重无序，原因一是法律体制不健全，二是旧意识的崩解波及道德领域。在多次尝试之后，在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之后，人们会发现．在长时段中，对于经营最有利的还是诚与信，而不是欺诈与变卦。我国古代商贾就以“诚招天下客”、“童叟无欺”为经营之道，哪里还需要我们殚精竭虑去泡制道德信念？我的观点可以这么总结：当前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时确实感到了缺乏必要的道德支撑，但解决的办法是重申和固守日常道德，而不是发明一种有现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市场道德。

   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决不应该蕴含拜金主义和消费文化，而应导致人文精神的高扬。但中国的现实似乎正导向前一种危险，而不是后一种希望。如果放眼全球，我们还会看到精神文化危机不仅威胁着中国，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传统的信奉者和笃爱者提出，儒家精神正是针对现代性危机的解毒剂。他们煞费苦心地证明，现代性危机来源于对科学和知识的崇拜，对工具理性的张扬和对价值理性的贬抑，来源于竞争精神而扬弃了人际间的和谐，来源于把大自然当成掠夺和战而胜之的对象，而无视天人合一的真谛，等等．等等。

   我不打算在这里争辩，那些实现了并正在享受物质文明的民族，其精神文明是否处于一种可悲的，需由我们来怜悯和解救的状况；我也不打算分辩。一种未经现代化洗礼的传统，能否充当化解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比这些更重要，首先应该澄清的问题是，当前中国以及世界面临的道德危机，是因为人们缺乏基本的道德还是人们遵奉、恪守的不是最高明的道德？克服精神危机的希望，在于恢复精神的尊严，激励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还是让一种处于弱势的传统和文明处于强势地位？简单地说，即用所谓东方道德（其实是中国传统道德）取代或改造西方道德？

   我不相信，把我们的儒家文明打出去，可以解决基督教文明的问题；我也不相信，把西方基督教文明请进来，会使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我们的文人学者论证自己传统的高明，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一条错误的思路。

   要在世界上现存的几种主要文明和文化传统中分出高下优劣，是极其困难的。每一种文明之中都有极高明的东西，也有黑暗和可怕的东西。如果生活在一种传统中的人都坚持和发扬其中光明的东西，祛除腐朽愚昧的东西，那么人类面临的精神和道德问题大致能够得到解决。比如信奉儒家学说的人能践行“仁者爱人”之类的道理，根除如鲁迅等人所说的“礼教杀人”的一面，那么儒家伦理观就会有助于社会进步。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和奥林匹克竞技不是一回事，与竞争诺贝尔奖也不是一回事，并不一定要拿世界第一才能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只要达到某一个层次，便可称为有德行，这个层次上的人即使取不同的价值维度，也可做到‘’不同而和”。至于有德之人的精神气质属于哪一类，是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是酒神精神还是阿波罗精神．是像急雷过耳，震荡感激，还是如花香入梦，纤徐蕴藉（方东美语），实在没有必要强求一律，也不可能一分高下。可以设想，要在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甘地之间评选第一，不是很可笑么？认为只有以他们中的最高明者为样板才可以收拾世道人心，不是很荒谬吗？

   在传统中开发精神和道德资源，不是没有意义，但以为只要人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内容就可以从寡德而转变成有德．却如缘木求鱼。这种想法预设了一个前提：道德是认识问题，人们避善扬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行善，而是因为不知道甚么是至善。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特例，除了在伦理学著作里人为设定的难题中之外，人们很少面临认识的难题。当前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我们为甚么要道德？”而不是：“我不知道践行哪一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