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典型的美国式的谈话，一边吃一边谈。

   我首先要感谢耶鲁法学院请我来讲话。讲话时间的安排有些改变，改变得很好。如果在下午4点钟讲话的话，用台湾话就会这样说：男生会想着去找女生，女生会想着找男生；有家的人会归心似箭；有可能会听不进去，有可能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走掉了。一点多钟开讲，想走的，也不大好意思走。当然，如果我讲得不好，大家也尽管走。

   对不起，我讲话的时候，从来不喜欢写稿子，而且来法学院讲话就更不好写，所以我的秘书并不知道我要来讲什么，这会给她的翻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在我而不在她。

   中国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讲领导人的好话，在中国有一个很不好听的说法，叫做“拍马屁”。

   对于法学，我是个门外汉，我来法学院讲法律，在中国，这叫做“班门弄斧”。所以我就从“拍马屁”开始吧。我要先讲一讲你们下一届的法学院院长高先生，他在1998年的时候，是一个高官，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他给我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高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吗？高先生这个电话是这样打的：他说，打电话一般应该让人家高兴，但是我要先抱歉，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的父亲再次被捕了。我想说的是，高先生不因为他是个高官，他会打官腔，会说一些很官样的话，他温情地告诉我女儿，要告诉她一个不好的消息，而且首先抱歉。实际上对于我女儿来说，虽然不是个好消息，然而，我女儿正是从高先生这里第一时间知道了我的被捕，可是高先生却向她道歉。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政治是应该有血有肉的，是应该有感情的，是应该讲人性的。

   其实，首先应该向我女儿道歉的，是我这个作父亲的。

   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是1981年4月9号，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才9岁。那天深夜，差五分钟12点的时候，警察敲响了我家的门，十几个警察拥进了我的家，一个很小的房间，当时我们只能住在很小的房间里，我的女儿就睡在我们的旁边的一个小床上，我女儿被这种动静惊醒了，但是她跟以往一样，惊醒了自然就问：“爸爸怎么啦？”我怕她受到惊吓，很自然地就说：“晶，没什么，没什么，你睡吧。”应该说，当时冲进来的警察他们的动静并不是特别大，我内心里有一点误解，我觉得我的女儿可能因为我安慰了她一句，又昏睡过去了。但是，我现在知道，她是清醒的，她知道她的父亲在这天晚上被抓走了，而且，她把被子蒙在自己的头上，装着好像睡着了，当时那些来逮捕我的警察相对其他一些中国警察，素养要好一些，他们也没有强令我的女儿要离开她的床，所以她为我保护了床下的一些当时非常粗糙的民办杂志。

   其间，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不想多讲。再讲一点，在这之后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竟然不知道我人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那时候的徐文立，那时候的“民主墙”不大为外界所知，那时候外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事情，我的妻子只有带着自己的女儿苦苦地去问这些公安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府机关：“我丈夫到底在什么地方？”北京市公安局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那个窗户很低，使得你去问话的人，你必须向他躬着腰，自然地就是向他鞠着躬的，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去过中国，都看到过一些素质比较低的警察，当时在1981年的时候，中国的许多警察是不讲礼貌的，他会把两只脚翘着放在这个窗口上，我女儿看到这个情景，自己就跑到外面去了，而我的妻子为了问我的情况，还躬着身子和里面那个警察讲话，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她跑到公安局外面的马路边上，坐在马路沿上。我妻子当时看到我女儿弱小的身体的背影，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腿，身体团成一团，无助的样子……。我的妻子不会去责备自己的女儿，就是怕她出事，因为马路边上很不安全，容易被车压着。我女儿说：“妈妈，我怕！”……

   所以，回忆起这些情景，深感最对不起我女儿的是我这个作父亲的，最应该向我女儿道歉的，是我这个作父亲的。

   讲这样的一些事情，跟你们所研究的法律的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研究过中国法律的都知道，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邓小平有他的一个在法律方面最重要的助手，叫彭真，他们制定了中国新的刑法和一个程序法——《刑事诉讼法》，彭真从西方的一些著作当中得到的一句话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彭真就得了一个“美名”，他成为“最开明”的“懂得”法律的官员了。《刑事诉讼法》当中有明文规定，一个人被拘留或者被逮捕，执行这样命令的机构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他的亲属。就是说，拘捕我的执行机构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我的亲属。大家想一想，我的亲属是在一年半之后才知道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我是死还是活，这是24小时的多少倍啊。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个规定，就是对于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犯人，他们可以不执行这个《诉讼法》，好，我们就假设：从法律这个的角度上，你这个内部规定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对他们的政权有重大危害的人，这样做是应该的。那你这个规定为什么不可以见阳光呢？为什么不可以公布给大家看呢？为什么不可以讲道理，让大家接受你这个“内部规定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法律有两套，一套可以放在面上的，可以让大家知道的；还有一套是藏在里面的，大家不可以知道的。他们藏在里面的，不让大家知道的这样一些法律规定有多少？真的不知，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我还想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叫杨建利的，二十一世纪了，在中国共产党监狱当中被非法羁押两年了，他是哈佛的博士。你们学法律的，一定不能够接受可以这样子处理法律的事情的。

   更加重要的，大家知道，中国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机构，叫做“政法委员会”，刚才提到的那个彭真，就曾是中国共产党内政法委员会的主任，他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西方法律架构下的“大法官”。我刚才看见有个女士摇头了，我知道我这个比喻肯定是不恰当的。请听我的下文，我下面要说，他确实不是你们西方或者美国法律架构下的大法官，但是他们在中国这个法律体系之中，他可以类似于“大法官”，他可以解释法律，重大的案件是由他来做决定的。我知道美国的大法官有九个，可是中国的类似的“大法官”只有一个，那个时候是彭真，现在叫罗干。九个么，互相之间还有一个平衡意见的过程，而一个的时候就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了。所以我第一次被审判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我在法庭上如何表现，不会因为我的表现，我会被多判一年或者少判一年。因为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由那个“大法官”，就是彭真，还有彭真上面那个“更大的大法官”——邓小平已经定了。

   所以，我在第一次被审判的时候，我作了一个可能从你们法律专业人士来看不大规范的一个法律动作。当时，第一次审判我的时候，他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很庄重的场合，当时没有摄像机，他们是用了拍电影那样的两部机器在那里拍摄这个过程。

   开庭不久，法官问我：“法庭组成人员中，你有没有需要谁回避的？”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当中有这个条款，我可能作出了一个中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包括那些“法官”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非常肯定地说“有！”

   当时他们是选了一个和我年龄相当的人作主审“法官”，我那时候也还年轻啊，也三十多岁，他一听我说“有！”他开始紧张起来，他想，问你有没有要回避的，我们那是假的啊，你怎么会当了真了……，他的眼睛开始寻找坐在我后面那些人，我不便往后看，我估计后面那些人是比他大的官，或者是法院院长、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之类的人。

   当时的情景是空气有一点凝固了。

   我也不可能说的很多，像现在这样描述得那么仔细，当时就说的很简短，大概的场景是这样的，当他眼睛向后看的时候，我马上就问他：“审判长，没有开庭之前，你是不是找我谈过两次话？”

   这时候，这个审判长可能觉得，哦，你是问我找你谈过话没有，这对他来说，在他的长官面前提起，简直无疑是在表扬他，他紧张的面容有点松弛下来。他痛快地答道，是，我跟你谈过两次话。我紧接着再问，你是不是跟我说过：“你应该认罪伏法，你只要认了罪，就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这时候，他的表情更加松懈下来了，这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劝说我认罪服法，对他来说似乎是个“功绩”，所以他很肯定地点头说：“是、是、是”。这时候，我紧跟着他这话，我就说：“还没有开庭，你在开庭前就认定我有罪，所以我认为你不可能公正地进行审判，所以我要求你回避！”

   这下子，他不再是那副松懈的表情了，他被震住了，竟让我杀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不知道怎么突然要他回避，那么，这场戏还怎么唱，因为他是审判长、是主法官。他的双眼更加看我背后的那些人，意思是怎么办？我想他们也有过预案，遇到紧急情况会怎么办，那些人给了他暗示，他马上紧说“休庭”。这下子，本来拍记录影片的那些灯光马上就关掉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后面的那些警察直问我：“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一般的中国法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个认真准备的、非常隆重的一次审判可能更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里，马上就牵扯到两个法律问题。我知道在美国的庭审前也有庭外和解的，也可以由法官和犯罪嫌疑人说，你承认自己的罪行将得到从宽处理等等这样的做法。所以我刚才说，我可能不是特别规范的法律行为，这里我们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着重想讲当时中国彭真的助手叫王汉斌，当时彭真是委员长，这两位似乎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法律专家”了，所谓很“懂得”法律，也很“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们当时对外的解释是：“中国实行的是，既不实行有罪推定，又不实行无罪推定。”我想你们作为法律专家一听这话，就会觉得非常可笑。当然，他们还有下文，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的话。我当时主要是抓住他这样的话，既然你不实行有罪推定，也不实行无罪推定，那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庭，就判定我有罪，那我就认为你是不会公正审判的，所以我提出来要求审判长回避。

   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讲的更多，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怎么样让起诉的官员很狼狈，简单些说，就是事先他们把我的辩护词偷去了，然后他们预先写好了一份份批驳词。然而呢，我把我原来的辩护顺序颠倒了，临场，他找不到了他驳斥我的预案了，因为我原来的辩护顺序颠倒了啊，急得他大汗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