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荣辱不惊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国际大赦分部的演讲 /徐文立贺信彤文集

我知道从事国际大赦工作的所有的人，特别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国际大赦的各个小的组织，人并不是很多，都经常会有一种想法：我们呼吁、救助一些人，会有用吗？而且，你们关心的人和事有很多都是在美国之外，很遥远的地方，比如我们中国和你们隔着一个非常大的海洋，所以难免就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作了一些努力，隔得那么远，那边的人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用？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写信、写明信片，要求某些政府释放一些反对派的政治人士，或者写信去安慰在监狱当中的一些人，你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会经常写这种信。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中国政府会把你们的许多信放在麻袋里，然后放在火炉里头烧掉了；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们，确实有一些信寄到了像我、我的朋友们或者他们的亲属手里头。因为我知道国际大赦非常的厉害，罗德岛有这样的组织，全世界都有你们这样的组织，中国政府对这样的组织，可以说有点防不胜防，因为太多了，他们防不过来，太多了，所以会有一些信来到我们的亲属手里。

对于你们可能写的是一封信，可是对于那些政治犯的家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如果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迷了路，他在黑暗当中，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亮光，有一个灯塔，他非常的兴奋；也有一点像一个人掉到海里头，觉得没有希望了，突然发现有一块木头、有一个救生圈，他能够扶上，对他就那么样重要。

我自己的亲属，我的夫人就收到过国际大赦的许多的来信，每年圣诞节的前后，中国政府采取很多办法不让我夫人收到，但是还可以从其他途径，还有些人亲自送来像国际大赦、还有许多全世界的人们关心我和我的朋友们的一些来信让我夫人收到，我夫人总是把这些信当作最重要的礼物，就像上帝送给她礼物一样，放在自己家里面最醒目的地方，等我从监狱中回来以后，她也是先告诉我：“你看，国际大赦和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在关心着我们。”

所以每当我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我都非常地感动。

你们的关心，你们的信，就像铁丝网当中那支蜡烛一样。

我今天能够从中国来到美国，站到你们的面前，这同样是和你们大家的长期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被中国政府逮捕过两次，一共判了我28年的徒刑。第一次，判了我15年，我坐了12年的牢；这一次判了我13年，我坐了4年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常常会问：“一个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十几年时间在监狱里度过，那是怎样度过的？”

我先讲一下我在监狱当中最困难的两个时期。我在监狱当中最困难的第一个时期，是我刚刚被抓进去的那一年多时间，大家知道一个人处在相对自由的状态，因为中国的那个环境不可能让你非常自由，但是毕竟跟监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在相对来说有点自由的情况下突然来到监狱，应该说那个转变是非常巨大的。我第一次被抓之前，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知道我可能被抓，1981年4月9日那一天深夜是差5分12点被捕，被送到看守所去，在这个地方，我居然还睡着了。我临离开家的时候，我拿了一双可以跑步的鞋穿上了，可以说我思想上已经有些准备，或者说是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次被审判的过程经历了一年半之久，而且200多次地被他们提审，按中国的规定，他们应该在三个月内对我起诉，但是他们拖了一年半之久，200多次审讯，每一次都要进行2-3、3-4个小时，可以计算出他们用了多少小时来审问我，而且那么长时间地审讯我，那个情况用句中国话来说，把你磨得死的心都有，虽然我绝对不会去死。所以，整个过程很气愤、很烦人。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我夫人比我经历的还要困难。按照当时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24个小时之内就应该通知我的夫人，告诉她我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但是中国政府竟然有一年半的时间不告诉我的亲属，我的家人，我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而且我夫人和孩子不知道我是死还是活。我夫人为了搞清楚我被关在什么地方，人是死还是活，带着我的女儿到中国那些公安部门到处去问：我的丈夫现在关在什么地方，他是死还是活，我需要知道。你们知道嘛，当时中国的警察局，他们的对外的窗户非常低，你要躬着腰才能问他话，就像向他鞠躬一样，当时的警察还不如现在的中国警察外表的作风有一点点改善，那时候他把两只脚就放在窗口上，靠在椅子上跟你说话。当时我的女儿才九岁，她的眼睛正好看见窗户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察的两个脚，那个情景她看得很清楚，她自己就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坐到外面去了，我夫人为了问我的情况还要和警察讲话，所以顾不了我的女儿，她又怕女儿出事，利用他们让等待的时间，又赶快到他们办公楼的外面去找女儿，就看见我那九岁的女儿就坐在马路的边上，她自己抱着自己的双膝……，从背影上看，我的夫人说，看到她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凄凉……，她说她怕。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再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是在80年代的那五年，我利用在监狱单独关押的条件，我秘密地写了一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因为每个在监狱当中的人，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能不能活着出来？所以，我很希望把我人生的心路历程写出来。这本书十分幸运地被秘密地带到了美国，由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在美国办的《中国之春》上发表了。因为这件事，我被放到一个三平方米的小小的禁闭室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给我放风。而且，我被关的地方一共有十几个这样的三平方米禁闭室，他们在我到来之前，把筒道里所有的人都搬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连书也不让我看，但是有一张报纸，外面只有一个人坐在外面监视我，是个犯人，监狱方面信任的犯人。那个时候（1985年）已经开始安装一个监视器；但是第二次进监狱的时候，监视器就多了，关我地方一共有八个监视器。

这个时期也是我人生最困难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他们不让我和亲属见面。因为在正常的时候，在监狱里头是可以和亲人见面的，一个月一次；82-85年规定我是两个月一次，但是从这以后就不让我们见面了，有三年半，不让我见家里人。

说到这样两段我比较困难的时期，大家可能就有一个问题：那么，你这十六年是怎么样度过来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面容，脸色还很红润，也还很健康，知道我年龄的人，知道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而且我可以经常从早上7、8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2、3点钟，一天非常的繁忙，好像还不觉得非常疲劳。有一点，我想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作的事情如果是好事情，是对的，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平静的，如水那样平静。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平静、心静如水呢？就要像在家里过日子那样地去过每一天，只要你心静如水了，在你的内心里头那铁丝网好像不存在了，那个监狱的铁栏杆好像也不存在了，那些警察好像也不存在了，只要那些警察他的人品还比较好，我甚至可以和他交朋友，他们也会让一些犯人来监视我，来看着我，这些人我也不把他看成是敌人，我也把他看成是朋友，所以只要跟我有一些接触的朋友会有一种感觉，说你徐文立被中国共产党迫害了这么多年，关了十六年，好像你并没有什么仇恨，而且不管是监狱当中的那些警察，还是后来我出来以后跟踪我的那些警察，人家感觉到好像他们有的时候跟你很客气，好像也是朋友一样，他们是在监视你啊，怎么会是这样？而且我现在在布朗大学教书，他们也感觉到我的学生跟我，他们好象不是学生，我也不是他们的老师，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在我工作的地方，我过去也有过很多助手，现在也有许多助手，你们会发现，我会经常给大家整理整理东西，沏茶倒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或是他们的长辈，我自己始终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的家人有的时候会说，好像我是欠了全世界的。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经验，也是我坐牢的经验，就是说，人自己的内心要平静，我觉得我就是应该为大家做事情的。我坐了这么多年的牢，被人家迫害，受了些罪，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服务，为所有人服务，所以作了些事情受了惩罚，或者受到别人的误解，不觉得心里有什么很难受的地方。所以，我为人家作了什么事，人家并不感谢我，我并不觉得心里委屈，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作，包括我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觉得我就应该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服务。服务了，人家不理解，被人家压制，甚至被人家迫害，我不觉得心里头有什么不平衡。反之，我被授予很高的荣誉或者得到赞扬，我也不觉得特别值得骄傲，别人羞辱我或者象中国共产党那样迫害我，我也不感觉到自己简直要死一样，中国的话就叫作：荣辱不惊。

就像在座的朋友们一样，你们写了许多的信、作了很多的努力，你们不见得一定要求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这个结果和没有这个结果，你们觉得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就足够了。

我想，我这个心情和你们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我的夫人正在学英语，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位就是我夫人的同学，我也应该向我的夫人一样地学英语，将来我用英语跟你们谈话，不然的话，总是让我的翻译这么累。

下面我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1．我夫人她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她原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经过她自己的努力，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一个胸怀很宽广的女人，她觉得她的丈夫应该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作一点事。也许每个丈夫在自己妻子的心里都是很能干的，所以她觉得一个好男人应该为社会作一点事情，她为他付出，她觉得也值得。但是，谈何容易啊，那是整整的十六年啊，十六年的等待，一年有365天啊，要等16个365天啊。我的夫人既是心胸宽广的，愿意自己的丈夫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同时又是非常非常有忍耐力的女士。她总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包括我们自己的女儿都会作得很好，所以我女儿作教员，教艺术，她也希望她是最好的。所以，一个女人如果有了那样的胸怀和那样的要求，遇到我这样的事情，她也只好接受了。另外，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要告诉所有的男人一个小的窍门，我想你们也都会作得很好，也就是说，你有钱的时候多为自己的夫人买点衣服；家里没有洗碗机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个洗碗机；也就是除了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到了家里时候，要作一个好男人，要作一个小男人，不要作一个大男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夫人，为我守了16年，回到家我就没有道理什么事情都不作，应该什么事情都作。不过，我也只是说得好，实际上我是作的不大好的。我的工作很多，要讲课，中国国内有许多事情要考虑，要作。家里炒菜做饭都是我夫人作，我有时会很懒。而且大家知道，我那个家会经常来人，所以经常靠我夫人去给很多很多人做饭，1978年我在中国北京的时候，我们办了个民办杂志叫《四五论坛》，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二三十个人，几乎天天要在我们家里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要作。比如今天到这里来，我有许多助手，他们不能不吃饭，所以我夫人要做许多事情，而且我的邻居今天在一起要开一个paty，我们要做准备，所以她经常会腰疼。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