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鑒】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鑒】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鑒】發佈內容版權的各項聲明：

    http://boxun.com/hero/xsj2

★【析世鑒】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財產權受讓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關出版資訊（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鑒】收入的數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鑒】製作組完成數位處理。

    曾榮獲民國五十七年度中山文化基金學術著作獎的「亦雲回憶」，於「上海特別市」一章有云，上海市始終爲國民政府下比較健全的一個地方政府，除應歸功於「分權制度」和各局局長人選外，有三個人的態度頗生影響。「三人者：後任市長張伯璇（定瑤）先生，他的秘書長周靜齋（雍能）先生，和膺白（黃郛）自己是也。」

    膺白和伯璇兩位先生都已先後作古，後死的我於悼念之餘，極願將在上海特別市政府這一段事蹟發表出來，一者略爲報答舊雨新知的關心和探詢，一者聊表在生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深意。

    隨著民國十六年八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公的第一次下野，我也離開安徽財政廳而抵達上海，本想由此稍卸仔肩，在上海暫時休息一段時期，無奈熬不過張定璠（伯璇）市長的力邀，終於出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的秘書長，實際上代他主持一切。伯璇兄那時候在上海，原任革命軍東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並代白崇禧（健生）先生主持滬淞衛戍司令部，指揮京滬、滬杭兩路作戰與清黨各項事務，忙碌異常，分身乏術。黃膺白先生受任上海特別市長之職僅四十一日，聞蔣公下野，即毅然決然辭去。伯璇兄奉命於倉促之際，正局勢動盪之時，焦急之情，溢於言表，一日兩次顧我，披肝瀝膽邀我幫忙。我們本是少年窗友，道合志同，數共危難，親如第昆，到此情形，使我義無可辭。

    我在接受邀請之前，曾經有一番深遠的考慮。我對張市長說：「革命之目的，旨在建設國家，用兵僅是一種過渡手段。現在東南半壁軍事粗定，我們建設國家的責任無可旁貸。上海是中外觀瞻所繫，總理在實業計劃一書中對建設大上海早有論列，所以我們更應特別注意。我們要把上海市政當做一件新的、大的事業來辦，盡心盡力地做，做一分便是一分。因此我們要特別留神，我們不能和北洋軍閥時代一樣，把上海市政府當做安置閒員或爲自己作湯沐邑的地方，如果龍華方面（即衛戍司令部）有人想來而政府掛個顧問名義，拿乾薪，或兼個局長奪名取利，甚至還想干預市政的話，請您務必阻止。假使這個原則辦得到，秘書長的職務我可以做，否則鑽營的人甚多，您不怕請不到人！」伯璇兄完全同意我的話，接受我的意見，他說：「你儘管放手做去！」於是他同我到楓林橋上海特別市政府，把大印小章當眾一齊交給與我，並表示全權付託，要大家聽我的話。那時，市政府設在楓林橋舊道尹公署，距龍華甚近，伯璇兄除偶爾出席市政會議外，不僅不派人來兼差，更少問及一般行政，甚且過市府大門而不入，信任之專，始終如一。他這種挌遵諾言的謙謙君子之風，實在可愛可敬。

    膺白先生是政界先進，在北方歷任國務總理和教育總長等要職，其著述見解精闢，極受時人推崇。民國十五年冬，當北伐進軍至南昌時，我駐九江爲贛北財政處長兼九江海關監督及江西交涉員；某日，在北方策劃革命工作的黃膺白先生悄悄地由上海搭乘輪沿抵達九江，蔣公自南昌電報囑我妥爲接待，使我有緣得識這位心儀已久的膺白先生，並叨教甚多，獲益不淺。之後，我擔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所接觸之一切典章制度，大多出自膺白先生之手，使繼任其事者受用宏大。

    伯璇兄雖因軍事倥惚，無暇兼顧市政，但其責任心極重，每殷殷相囑，要我多所負責，我自不敢疏忽，以免有負所託。當時，伯璇兄住法租界金神父路，由於不能常川來市政府，所以我把我的住處由蒲柏路遷到金神父路伯璇兄家的附近，俾晚飯後便於見面，藉以報告公務、交換意見。伯璇兄頭腦精細，心胸開朗，常能廣納各方意見，因此我與他合作的這一段期間，精神至感愉快。

    中國官場，無論是北洋軍閥時代或國民政府時期，一向掃不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歪風，主管更換了，班底常也跟著同進退或被排擠，前任的舉措不管是好是壞隨之一律推翻。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想藉此顯顯威風，一方面由於跟著新官討差使的人太多，形勢的逼迫如此。結果官場中的人事便永遠糾纏不清，前任所花的時間、精神與金錢就常因此變成虛擲。至於談建設，不是藉口沒有經費，就是任期將滿沒有時間，這種官僚作風使國家與地方兩受其害。

    我接事後，先以幾天的工夫了解市政的實際情況，發現前任黃市長的用人與制度很是完善，因此我報告張市長說：「市政在中國是新事業，還記得從前廣州開始都市建設、警察廳長魏邦平因拆除民房與城牆引起許多糾紛，弄得天怒人怨。北伐軍到南昌，由您擔任南昌市長，但時間太短無從發揮。現在南京與上海兩個特別市，分別由劉紀文和您負責，但市政如何興辦，並無一套現成的規範，可以說一切尚在摸索之中。這幾天，我研究了膺白先生的用人和行政制度，覺得很好；我們是革命性的隊伍，不要學過去的官僚作風，把前人的計劃全部打爛，再從頭拼起。制度既然好，我們便保留它；人員若理想，我們也不必更動它。」伯璇兄太可敬愛了，他完全贊同就決定照做。

    有了伯璇兄的全力支持，我便放手做去。首先，將膺白先生所延請的舊人，如工務局長沈怡（君怡）、公用局長黃伯樵、土地局長朱炎（炎之）、農工商局長潘公展、衛生局長胡鴻基等重要部門的負責人留下。財政局長徐鼎年（青甫）與公安局長沈譜琴兩人堅持要走，伯璇兄只得另派王和接長財政、戴石浮接長公安。各局人事既定，我們決意把用人與行政權也交予他們，要他們依照原則分層負責，完全表示信任。

    各部門當中，以工務局的工作最爲繁重，也最不易討好。從前有某省市長，在開闢馬路前，私自先廉價收購兩旁的土地，再轉手圖利自肥。現在臺灣聞亦有此類做法，更是青勝於藍了。工務局的職掌，與一般人民的關係最爲密切，必須做到大公無私，才能讓市民悅服。我們留用君怡兄（沈怡）做工務局長時，曾有人勸告須派幾個人監視他，我們認爲照此必要。遇工務局有職員出缺，市府並不派人填補，而由沈局長向市府推薦，他卻也能爲國求賢，克盡厥職。有一次，寸土寸金地段的十六舖爲拓寬一條馬路，決定把一部份的房舍拆除，這種事在別處一定要引起大麻煩，但那回卻很順利的解決了，主要是市民對市與工務局都信服了。從那次以後，很多件大事便順利的進行了。

    公用局所經營的事業甚多，自來水、電力、汽車、輪渡等都是市民日常生活所攸關，殊爲重要。我們和黃伯樵局長素無一面之緣，知他有才能，經談話後便將他留下，而於局中人事一仍舊貫，未加更動。最妙的是民國十七年春，浙江省政府延攬黃伯樵出任杭州市長，論場面，市長要比局長好看得多，省府誠懇相邀，爲了伯樵兄的政治前途，我們不便阻止。黃走了之後，各方活動者接踵而至，伯璇兄感到麻煩，急欲解決。我想，伯樵離開時帶走了幾個人，或許龍華司令部方面有人想當公用局長，以便安插空缺，爲此我堅決主張：「公用局長不必派委新人，暫由該局資深學優的譚科長代行一下！」伯璇兄說：「局長不能久懸！」我說：「伯樵還會回來！」伯璇不相信，問何以故？我答以：「伯樵任事勇於負責，確是個人才，但勇於負責在某種環境中不一定適合。我們對他信任有專，別人講他壞話，我們向來不聽，但在杭州那種環境，即使當局者支持他，恐怕還有別人容不了他，所以我認爲不如暫且保留位置，將來可有迴旋的餘地。我們需要的是人才啊！」果不出我所料，不到三個月黃伯樵真的回任了。

    民國十七年秋，公用局因要發展浦東與上海間的交通，呈請建造新式輪渡四艘，藉以淘汰破舊而欠安全約小火輪與小舢板擺渡，不料引起軒然大波。浦東人認爲擺渡是他們的生計所在，公推當時剛露頭角的杜月笙先生代表來市政府講情，表示反對，而原來與市政府很有連繫的塘工局（土地局長朱炎之父親所辦的）也大表異議。市府本身的公安局長戴石浮在市政府會議席上，更振振有詞抗議說：「警察冬季服裝的錢還沒有著落，何以有錢去購建輪渡，興辦這種不急之務呢？」另外還有人寫匿名信到市政控告黃伯樵收取訂造輪渡的回扣，足見反對聲浪之大而廣。我則以爲，時代之巨輪是永遠向前進展的，以輪渡取代擺渡既是時代潮流所趨，且屬連接浦東與上海交通之必要，便勢在必行，故力排眾議，令公用周照計劃進行，依期完成。經過兩、三年之後，輪渡公司不斷的擴張，其資本由原來的十六萬元增值到二、三百萬元，高橋一帶更闢有海水浴場可供遊樂，人來熙往，非常熱鬧，浦東因此繁榮起來，其住民得到福利，變反對爲讚美，這是我們極力支持黃伯樵的結果之一，也是新市政必然的發展。

    上海爲國際通商口岸，租界林立，商業鼎盛。我們分析上海租界何以繁榮的原因，主要是得交通之利。蓋當時上海租界（包括英、美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東邊瀕臨黃浦江，爲中外大小船隻的輻揍地，北面可達閘北車站，是滬寧路的起點，南邊靠近滬杭南路的起站，有此水陸兩利，故能愈趨繁榮。租界一繁榮，每藉機向外發展，以擴充地盤。擴充地盤最需見的方法，即爲越界築路。當時租界南端爲中國地帶，商舖林立，無從侵入，唯有西面多田野墓地，地主因地價可隨築路後市增高，所以對越界築路一事表示歡迎，甚至與之相互勾結，官廳本身對此也視若無睹，故越界築路有如雨後春筍般地猖獗。我們研究對策的結果，決定修築一條連貫閘北和龍華的中山路，把所有在滬西越界所築之路一齊切斷而封鎖，以限制其繼續擴展。當時爲打通中山路所遭遇之困雞，如遷墓、拆屋、收地等，真是非常之多，但市政府終能以誠克服一切，因爲市民也瞭然市政當局並無弁取私利之圖也。

    切斷租界以限制其發展，只是一種消極作法。在積極方面，我們有發展江灣新社區，以與租界相抗的構想。計劃的重點，一是在江灣另闢虬江碼頭以阻斷黃埔江的水運，一是將閘北總站遷至江灣，以削弱租界的地位，進而爭取其繁榮。此種構想在黃、張第一、二任市長時即已孕育且逐步進行，但其實現則歸功於張岳軍、吳鐵城兩位後任的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