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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六十年十月，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日本即表明將與我國改變外交關係。六十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平後，日本自然受到更大的鼓勵。七月五日，日本大選，田中角榮當選首相，中日關係變化的醞釀乃急轉直下。田中角榮是日本新潟縣人，一九一八年生，當時正值五十四歲盛年。他從二十九歲進入日本國會後，連任十屆議員，深悉日本政客勾結財閥、縱横捭闔的奥祕，知道如何接近權勢，出據要津，掌握權勢。他被日本首相吉田茂識拔後，曾擔任過岸信介內閣的郵政大臣、池田內閣的大藏大臣、佐籐內閣的通產大臣等要職，是一名善於迎合與利用時勢的典型政客。他的前任內閣佐藤榮作既已訂定同北平政權「關係正常化」的策略，日本財閥正夢想中國大陸市場，左派日本人又大力推波助瀾之際，田中乃一馬當先，要搶在美國之前，突破佐藤因遲疑於中共的條件而未能達成的與北平「關係正常化」，表現他出任戰後日本第十任首相的新成就，成為戰後訪問中國大陸的第一位日本首相。

    我政府獲悉田中的動態之後，知中日關係的重大變化已迫在眉睫，八月初，行政院政務委員周書楷向蔣副院長經國先生建議，說立法委員齊世英和日本元老政治家吉田茂的關係深厚，和其弟子佐藤榮作、自民黨最大派系領袖福田赳夫，以及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等人也有關係，因此不妨請齊世英和我一同去日本，請佐藤等人協助，試圖勸阻田中角榮首相勿急於和中共建交。

    齊世英和吉田茂的關係，可以上溯到民國十四年十二月，郭松齡反張作霖之役。當時齊世英剛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痛恨軍閥割據，嚮往國冢統一，遂輔佐郭松齡反對割據東北的張作霖。由於日本關東軍支持張作霖，郭松齡的軍隊被日軍阻攔，齊世英雖曾至营口與日軍交涉轉道進攻瀋陽，無奈被日軍拒絕。最後，郭松齡的軍隊被殲，郭松齡和他太太也被就地槍決，齊世英和另外五人，逃入新民縣日本領事館分館，尋求政治庇護。當時瀋陽日本總領事即為戰後鼎鼎大名的首相吉田茂，而日本外務省因吉田茂的堅持，與軍方持相反的態度，給齊世英等人政治庇護，終於脱險。同時獲得庇護的五人，有二人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做了漢奸，其中一人即冀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勝利後以漢奸罪被處死刑。齊世英則到重慶與日本人週旋到底，因此吉田茂曾對其弟子佐藤榮作首相、福田赳夫首相等人，稱讚齊世英的愛國情操，說他是一位可敬的敵人。戰後齊世英到日本時，是吉田茂大磯別墅的常客，奠定了他們半世紀的友情。民國五十三年二月，為周鸿慶事件，吉田代表當時首相池田勇人訪問臺灣，以「吉田書簡」的方式，平息了中日的糾紛。當時齊世英已遭開除黨籍處分，不過，吉田仍向老總統說，齊世英是他在中國唯一的老朋友，他要見齊世荚。可見他們情誼之深厚。

    至於我和日本友人的關係，則源於我在東北求學時，曾就讀過三所日式學校，一是長春法政大學，一是大同學院，另一是司法官訓練所。法政大學設有特修枓，類似現在的夜間部，我們唸本科三年，特修科唸四年，特修科主要是給在職進修的日本人唸的，戰後這批人回到日本，組織一個勁草會。大同學院被稱為「大東亞指導者養成所」，日本人占多數，也有少數中國人和韓國人。這些人都是相當優秀的領導幹部，本來是統治東北的基幹，到日本投降止，總共有二十期，畢業人數達二千七百八十人。戰後這些人回到日本，表現相當傑出，例如：第一期的根本龍太郎，曾任建設大臣；第二期的三原朝雄，曾任政調會長、防衛大臣，我很早就認識他，也很熟悉；夏目實，曾任長野市長；另外還有很多曾出任國會議員。由於這些人脈關係，平時我常和他們互通信息，民國五十九年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時，聯絡的機會更多，彼此間的情誼也就更加增進。

    齊世英和我臨去日本之前，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黄少谷、外交部長沈昌焕特地找我們商量。在此之前有關中日關係的事情都由總統府祕書長張岳公（群）負責，不知怎麼這次卻沒有通知他，且由於外交部進進出出的人多，我們為掩人耳目，還特地在中泰賓館闢室密談了好幾回合。由於齊世英和張岳公關係很深，從早期張岳公當外交部長的時候就很熟，張岳公本來有意請齊世英出任駐日大使館參事，齊世英卻直截了當的告訴張岳公說：「我們是朋友，別叫我替你當官。」來臺灣後，齊世英雖被開除黨籍，兩人間的情誼卻與日俱增，常常互相討論日本問題，張岳公也藉此得到點消息，交換點意見。因此，齊世英覺得有必要將中央派他赴日一事告知，張岳公得知這項訊息後，馬上打電話給沈昌焕，說你們明天找齊世英研究到日本一事，我怎麼不知道呢？

    就齊世英來說，他向張岳公報告是基於道義原則，沒想到卻因此使得沈昌煥大為困惑，說把日本之行告訴張岳公豈不是自找麻煩？齊世英则說，我們倆人平常談的都是有關日本的問題，此時突然要到日本去，連招呼也不打，那我們將來不是不用見面了嗎？而且日本的事向來都歸他管，我怎麼知道你們沒通知他呢？所以這件事你也別怨我呀！沈昌焕反應很快，馬上就邀請張岳公出席第二天的會。

    當天出席者有黄少谷、張岳公、沈昌煥、楊西崑、陳建中、齊世英和我，由黄少谷擔任主席。本來都講好，此行把事情談好就回來，另外護照及經费也都沒問題。張岳公卻發言說，我們和日本斷交已成定局，這一趟絕對辦不好，去了也是白去。張岳公之所以不贊成去日本一趟，很明顯地是他對事後才被通知很不滿意。此時大家都不吭聲，氣氛相當尷尬，後來主席黄少谷說，肅戎你有什麼意見沒有？我說是你們找我們去的，不是我們搶著要去的，去不去由你們決定，我們不討這份差事；不過，你們遇事不去努力，就等著死，以這種態度辦外交，難怪我們的外交會再三的失敗，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這種事誰有把握呢？我還反問到底我們有沒有外交政策？我就這樣坦率的批評一頓，等於反駁張岳公的主張。最後，沈昌焕請黄少谷裁定，黄少谷說，既然都已經決定去了，就拿死馬當活馬醫吧！就去努力看看吧！這是臨行前夕的一項爭議。

    去日本的另一原因是駐日大使彭孟緝再三催促齊世英儘快成行，好讓他們能在第一線共同作戰。齊世英早年在日本中學、日本第四高等學校、京都帝大等校就讀，然後再修習軍事，彭大使是他在日本步兵學校的前後期同學，所以他倆私交不錯。此時中日關係生變，彭大使當然希望齊世英能到日本一趟，互相幫忙。

    為了這項任務，我們在東京羈留達两個月之久。剛開始我們活動的對象是佐藤、福田，福田總部在東京赤坂王子飯店，由於當地離國會很近，福田派就長期租下來，做為他們的聚會場所。齊世英和福田是舊識，雙方都以認真、嚴肅的態度談論問題，福田派甚至主張不能抛棄老朋友，他們認為應該定出一邊與中共建交，一邊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路子。到佐藤官邸，則是試圖說服佐藤以前首相之尊，勸阻田中不要馬上與中共建交。

    九月一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向我外交部提送照會，日本擬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以特使身分訪問中華民國，以缓和我國對日本的不滿情緒。當時，我部分朝野領袖曾建議政府，拒絕椎名訪華，以為接受其訪華身分並允其來訪，即等於默認田中政府的聯共路線；但我政府首長以是時中日尚有正式邦交，依國際慣例不便峻拒日方之請求，故經九月六日及十二日國民黨中常會兩度討論後，決定接受椎名訪華。

    椎名預定十七日抵華，唯其來華前夕，我外交部獲得消息說，椎名來華是要通知我們斷交一事。當天正好是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成人節，放假一天。我們到處聯絡椎名，都聯絡不上。稍後我們在彭孟緝大使官邸開會，會中外交部長沈昌焕來電說：「你們設法找到椎名，如果他是來通知斷交的事，就斷然拒絕他來访。」

    此時我透過我的朋友且和椎名熟識的京都大學小谷秀二郎教授聯繫椎名，並由齊世英、我和小谷三人一道王椎名家裏晤談訪華之事，小谷首先向他說中華民國外交部聽說你以特使身分访華，是要通知斷交一事，果真如此，那就不要去了。椎名立刻予以否認，說自民黨已作成決議，不放棄老明友，絕無去臺北通知斷交之事。我向他建

   議：不妨問問你們外務省。椎名馬上和外誇省歸詻，得到的答覆雖不是很明確，卻有斷交的意思。椎名的反應是既然外務省的意見和黨意不符，那就取消访華之行。但後來外務省改變態度，仍請椎名到中華民國訪問，傳達黨意。

    我們確定斷交之事並非空穴來風之後，連夜商量辦法，由於電話聯絡有所不便，遂要我深夜搭機回國報告。回到國內，我先向沈昌焕部長打電話，沈部長說明早七點半先到他家，然後到行政院向蔣副院長經國先生报告。第二天，我先向沈部長報告，再到蔣副院長辦公室把整個經過報告一次。蔣副院長說，我們還是要椎名來一趟，你暫時還不要回去日本，等他來了，我們商量好對策，再跟他一起回去。此時我順便問蔣副院長，如果日本與中共建交，也不放棄與我們的邦交，也就是說他承認中共，也承認我們，我們願不願意？蔣副院考慮了半天，只說聽他們的！以我的理解，此時蔣副院長可能已經考慮到日本為我近鄰，它與我國的經貿關係比美國更重要，如果它承認中共並與我們斷交，它的嚴重性比前一年我們退出聯合國要來得大，所以蔣副院長會向我說聽他們的，言下之意日本搞雙重承認他也願意。後來由於中共堅持日本只能二選一，我們也瞭解日本的意思，才說既然你承認中共，那我們就斷交。假如當時日本敢向中共說不，我們也不斷交，說我們就在那邊挺，不會像後來，日本和中共一建交，我們馬上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