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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楊家來臺灣一百多年了，我是來臺灣的第五代，已經八十多歲，被叫阿祖了，算起來楊家來臺灣已經傳到第八代了。祖籍是福建同安，祖先自淡水上岸，沿著現在三芝這條路來到錫板，自來臺灣後好幾代都做田、做山。我懂事時，父親都在種田。

    我出生在錫板，國民學校畢業。我的時代，讀國民學已經很普遍，約占一半。二十五歲時娶了牽手，在當時算晚女婚。以前那個時代，有專門當媒人的來家裹報親事，要訂婚時，我不知道，一切都由父親做主，直到要娶前才告訴我。那時我尚未進入庄役場，是因爲娶她才進庄役場。我太太是老庄長盧根德的大哥盧撬的女兒。結婚之後，我在錫板海尾日語講習所當講師教日語三年，才有資格在二十八歲時進庄役場。

    我進入三芝庄役場，先當雇員，之後升書記、建設課長。當時庄長是北新庄仔盧根德。北新庄仔到小基隆；小基隆經橫山到石門的道路，是盧鄉長時代建設的，但只是開路，正式通車要到戰後我當鄉長時。因爲自北新庄仔到小基隆要經過三道河流，建馬路時要造三座橋，三座橋三萬多元的經費，臺北州廳本來批准了，但支那事變發生臨時中止。當時三萬元很大，在三芝可以買好幾甲田。

    戰爭時生活較差，物資管制實施配給，一個月能用多少米、油、豬肉都要配給，拿著配給單子去李金龍開的店買。李金龍以前當刑事，刑事沒當後當了保正、壯丁團副團長：團長林木火，是街仔的人。李金龍在水返腳——現在的汐止當刑事時可能很凶，戰後水返腳的人拿著日本刀找到這裹來，他的父親李財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人家放李金龍一馬。

    終戰後我繼續留在鄉公所服務。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萬換一元之前，今天一萬元的東西明天要兩萬，錢一直變薄，這是中國政府才有的情形。那一段期間我沒有在鄉公所，去臺北做生意，記得曾扛一大布袋錢搭公車回來。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我就參加國民黨，那時盧根德當鄉長，先入黨，邀我們這些鄉公所的職員入黨。那個時代，若要吃頭路，就要參加國民黨，我們是三芝第一批入黨的。那時對國民黨不了解，爲了吃頭路方便而加入，要開會，但只是形式，還要繳黨費，一個月l元，一年12元，在當時算負擔很重，窮人也可以不必繳。我不當鄉長後，就沒有繳黨費，也沒有參加小組會議。

    我自四十一年（一九五二）開始當三芝鄉長，做到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休息了四年，再做兩屆鄉長。頭先一屆三年，後來改成一屆四年，到六十二年（一九七三）第六屆鄉長任滿，共當了十六年又九個月的鄉長。

    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做鄉長，和現在一樣要選，但和現在不一樣的地方是不必花錢。第五屆鄉長選舉時，我和李金龍競選，很拚，那時稍微要用一點錢，李金龍也用錢啊。那時是洪派和張派在車拚。我屬張派，開創祖是張均田，曾當過戰後第一屆鄉長，那時是間接選舉，先選十八位鄉民代表，由代表選出鄉長，張均田拿的票數超過一半。洪金卑是民選鄉長第一届，第二、三屆縣議員選舉時，張均田、洪金卑同時競選一席議員，所以分成張、洪派。李金龍接近姓洪的，屬洪派。洪派以李金龍最勇，和我選選轅了，再選還是會輸，所以第六届洪派沒有派人出來和我競選。

    在臺灣當了五屆民選鄉長的，除了我之外大概找不到第二個。

老庄長盧根德

    盧根德是臺北第二師範畢業。以前一師是日本人讀的，二師才有臺灣人和日本人一起讀，和以前一中都是日本人在讀，除了很有勢力的少數臺灣人外不能進去讀；二中、三中臺灣人占多數一樣。

    庄長盧根德自日本時代開始當庄長，當到戰後，一共當了十三年的庄長。後來當了縣參議員和臺北縣農會理事長，之後，就沒擔任公職了。

    盧楊柳日本時代當保正，等於現在的村長，戰後也當過縣參議員，時間很短。淡水盧阿山，以及盧楊柳、盧修一等和盧根德是同一宗族。

小基隆的地主們

    日本時代末期1,000元可以在三芝買10石租的田。曾慶餘——李登輝的丈人是三芝最有錢的人，有3,000多石租，大約有地一百多甲，山園不算在內。張家在三芝有兩族，張均田是樹林張家，張九連、張九史等是在地姓張的。姓曾的也有很多錢人，街仔一帶不是姓曾的就是姓張的土地。

    小基隆較大的地主，除了曾家、張家外，北新庄仔人稱陳總理的陳家也是地主之一，約有千餘租。總理的意思是幫人解決處理事情，屬地方頭人，有點像保正，但不是眞正當保正，而是因爲在地方上有聲望和信用，村民有事都會找他出面解決。海尾陳春溪、陳春金三兄弟也有上千租，但分家了。盧家我丈人盧撬、盧根德兄弟也有千租左右。

    這裹l甲地約可收租30石，地主和佃農一般是共同約定一定數額。收成好壞沒有一定，好的話約五、六十石，也可以說租占一半；壞田收成十幾石、二十幾石的也有，靠近山的梯田比較不好做，租較輕；近海處因爲田較平，較好做，租較重。

終戰初期的亂象和二二八事件

    臺北州接收者是連震東，連戰的父親。我不曾見過，他也不曾來過這裹。

    换中華民國政府時，民國三十七、八年（一九四八、四九）時，公所裹半年發不出薪水，稅金也有先用借的，這種中國政府！相同的百姓，相同的土地，不同的政權，無法發薪水，這就奇了，我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裹。日本時代公所沒錢時可以向郡守或州知事融通，中國政府來，上級政府都是外省人，講也講不通，戰後一、兩年如同無政府狀態。我記得淡水區長卓克淦甚至以勞軍爲理由，向鄉鎮長揩油，要張均田殺幾隻豬。

    張均田當第一屆鄉長時，由盧阿山調集淡水區鄉鎮長集會，說郡守要勞軍，勞軍就是要我們殺豬。張均田剛當鄉長，不懂，不願殺豬，卓克淦區長不知道恐嚇他什麼，怕得要死。後來盧根德和盧阿山不知道怎麼處理，才沒有事。那時很亂來。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約二、三月，兵仔拿著槍開了卡車要來三芝農會拿米。農會是負責收穀，兵仔一來要找庄長，盧根德因爲在臺北開設茶行，常去臺北。兵仔來找不到人，只有副鄉長曾文繡在，但人家要向農會拿米是農會的事，以前農會理事長和鄉長是同一人，地方組合也是庄長在管的，副鄉長没有權，不敢給。兵仔也沒拿證明來，只說要拿多少米，很随便，以前沒有這種事，至少也要先到糧食局取得單據，因爲米是糧食局委託農會暫管，沒權處分，若隨便讓米被兵仔拿走，以後怎麼交代！因此，副鄉長召集鄉民來會議。在會議中較有意見的人，較敢講話的人都被兵仔叫去農會，叫了六、七個人，包括副鄉長曾文繡以及鄉民蔡發、葉友義、張添慶、江碧材等。米是沒被載走，但六、七個人都被捉走，捉到哪裹去没有人知道，找也找不到。後來庄長盧根德找淡水盧阿山去找，才知道人被關在警務處，拜託人去保出來。

    這件事讓我們在精神上損失很大。在人被捉走，到處都找不到，連死活都不知道的約一個月期間內，大家都害怕。以前不曾發生過這種事。

    二二八事件會發生也是這個原因，中國政府太亂來。

    二二八事件時，這裹的警察跑走，大家要找他找不到，後來被友仔找到，警察被捉回警察局。庄長盧根德出面保護警察。

    二二八事件在市內較嚴重，三芝較無影響，但也有一些平時就比較不安分的人出來欺負窮人。林石定是三芝土地公埔人，二二八時到淡水派出所反警察，接收派出所，後來捉去槍殺在淡水，當時年紀約四、五十歲。本來他就是鱸鰻人，終戰前住在店仔內，也是地方惡霸，很亂來。

    之後因爲聽說兵仔要來，大家害怕都跑到山裹去躲，我上山躲了一陣子，覺得好像沒有事吧，回家來。那一天我去呂長川家，鄉長張均田的父親張維塗也在呂家，忽然聽到兵仔進來了，害怕而跑去廁所躲。也許不跑去躲還好，一躲，兵仔以爲是壞人，就捉了我們兩個；也到其他人家裹捉人，約捉了十多個，都不是壞人，只是看到兵仔來心裹害怕而跑去躲的歹運者。兵仔將我們的手反綁在背後，排一排在路邊，再找庄長去認。張均田每個人他都認識，告訴兵仔說這些都是好人，才被放回來。

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是我當鄉長時辦理的。租佃委員會是地主和田佃發生料紛時再去調解。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時先實行三七五減租，有租田的都去報。當時不知道日後要實行耕者有其田，都去寫三七五租約；有寫三七五租約的田都被徵收。

    一個人可以保留3甲，但要單業的才可以，若共業不能保留。

    地主領實物債券照規定算，領了十年後就沒有了。還有股票，農林、水泥、工礦、紙業都有，票面10元才能賣到1元而已，水泥股行情較好才能賣到1元多。差不多放領兩年多後，就有人來收購，大部分股票都便宜地賣掉了。如林燈是宜蘭農林學校第一屆畢業的，他的朋友淡水也有，三芝也有，我也曾幫他收購。假如我買水泥股一股買1.5元，他算我一股1.8元，我賺其中的差價。派人來買股票主要是公司。

    有些老人家很怨嘆。比如我本來有100多租，變成一年只能領20石，領了十年後就沒有了。有些老地主生活變成很艱苦，比做穡人更苦。有些十多石租的小地主，被徵收後什麼都沒有，實在損失很重。

    也有地主將實物債券拿來賣。比如我這張一年可以分兩期各領10石，共有20格，可以一次就賣掉，但要給買的人折價。大都賣給生意人、富人、佃農，普通是糧商較多，屬個人買賣。實物債券很有用處，可以抵稅金，如領到地的人，每年要繳地價稅，可以拿實物債券去繳，債券上頭沒有記名。拿債券去繳的好處是，如佃農要繳10石，繳穀子給農會時，穀子要曬得很乾，重量要夠標準：拿債券去抵繳時，就不必驗穀子，按債券的價值算，省錢又不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