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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賢

    林宗賢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出生，到日本讀東京成城學園高等科，畢業後進入京都帝大法學部。大學畢業後回到臺灣，日本人爲了懷柔林家，特任命他爲板橋街敕任街長。街長等於現在之鎮長，但因爲是敕任，官雖小地位很高，全臺灣只有四位敕任街長。戰後仍任板橋鎮長。

    一九四六年，林宗賢當選縣參議員，不久，又當選國民參政員。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是國民參政員的身分，算是中央民意代表。他和林茂生等都去中山堂開會，曾在會場中站起來發表意見，又被推派到美國領事館交涉。這些事蹟國民政府都知道，事件之後，他被捉進去關，花了很多錢，才買得性命。前後被關了三個月。被釋放出來後，事情並未完全了結，曾爲他出力的那些人仍然纏著不放，慫恿他開糖廠、紙廠，由他掛名當董事長。但這些人事實上只要騙錢，並不是認眞 在做生意，不到一年工廠就都收起來了。總計爲了二二八事件，林宗賢之財產幾乎花去一半。林宗賢死後，訃聞是我寫的，我記載「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國民參政員，以『置自己安危於度外，爲鄉里爭取利益。』數字而敷衍過去。」

    二二八事件之後，林宗賢不敢在社會上積極活動，以養狗爲消遣，最多時養到八十多隻。一九六一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之後，他準備相機，拍攝在螢光幕上出現之廣告女模特兒爲樂。

    林宗賢在當選國民參政員時已加入國民黨，我也是很早就入黨了。但是老實說林宗賢並沒有把臺灣省黨部看在眼裹。二二八事件的教訓，讓他產生恐懼心理，爲了自己身家性命安全，乃絕對效忠國民黨，屈就自己擔任黨部委員、市黨部委員等職。有一年，國民黨中央提名他競選立法委員，黨部也來拿了兩百萬元，另外自己爲了選舉也投資了幾百萬元。不料有其他黨員不服，到黨中央抗告，說林宗賢是二二八事件主犯，怎可讓這種人代表國民黨競選，黨部乃改提名，他又白白花了數百萬元。

    後來，他的叔父林柏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想辦法讓他當臺灣水泥公司常務監察人。此職可以報車馬費、旅費，也可以安插私人擔任財務部門職務，會當的人可以獲取許多利益。我父親也曾擔任過此職。父親很節儉，連報紙都是從公司裹拿回家看的。常務監察人死時，水泥公司照例發下八百萬元治喪費，但由水泥公司全權處理，家屬拿不到錢。

    林宗賢與臺灣人交友不多，朋友以外省人爲衆，因爲外省人擅長奉承，會拍會捧，他就是喜歡這種官僚派頭的調調。但和外省人做朋友麻煩很多，林宗賢死後，留下孤兒寡婦，這些人慫恿說要設立「林宗賢基金會」，要林太大拿三億元出來，我主張現在不必怕外省人，不要理他們。

林宗慎

    林宗賢的同父異母弟弟林宗慎，接替林宗賢做鎮長。他因多病而自殺身亡。

林忠

    林忠也曾當過國民參政員、國大代表。林忠是南投縣草屯鎮人，到日本讀高等學校，進入帝大，但沒有畢業，到大陸參加國民黨。戰後，回臺擔任廣播電臺臺長，但他與中國各派系都沒關係，只因身分是臺灣人，參加國民黨，所以派個職務給他。二二八事件時，廣播電臺被占領，他在一旁很焦急，但也沒辦法。事件之後本來要辦他，因他是國大代表而不了了之。

    一九四八年魏道明來做臺灣省主席後，聘李翼中爲社會處長，李翼中建議魏道明懷柔臺灣知識分子，乃設立臺灣省通志館，聘林獻堂爲館長、林忠爲副館長，林獻堂幾乎都沒來上班，林忠等於是館長，邀集了張文璟、徐坤泉等文學家到通志館任職。

    後來通志館改組，林忠離開，和林宗賢之弟宗毅等一起合做生意，並不順利，始終不得志。

王以文

    王以文是鄉間的臺灣人，中等教育，對林宗賢而言，等於是他的心腹。在臺北縣參議會任上也有若干表現。

土地改革

    林本源家日治時代號稱有四十萬石租，臺灣一石等於日本五斗，因此換算日本單位是二十萬石租，相當於日本一個中等藩侯。這一大筆財富是林平侯打下的基礎，至林維源任臺灣墾務大臣時，也開墾過一些土地。其後林家子弟大概只會花錢，不會賺錢。林家除土地之外，還有其他事業，如鹽的專賣、製糖會社等。林本源製糖是林家三房合資，第一任社長是林鶴壽，第二任社長是林熊徵。後來日本工業政策改變，臺灣銀行出面收買林本源製糖，之後被日本的三井等四大財團瓜分了。

    土地徵收是政府法令，林家不敢不遵從。我是駡耕者有其田實施並不徹底，不是耕者也有其田，好的田被徵收，收成不好的田、有墳地的田、水埤等等政府不徵收。我們家在桃園觀音鄉、新屋鄉一些爛田就沒被徵收，變成不耕者也有其田。現在發現留著也好，這些田政府也不收土地稅，稅單沒寄來，連我們自己都幾乎忘了有這筆田存在。但是隨著臺灣經濟發展，北二高開闢，這些土地被徵收，這一塊水埤賠償兩千萬元，那一塊有墳地的田賠償一千萬元，幾乎每年都有通知要我們去領補償費。我父親死時，我很煩惱，那麼多人要分錢，我又不會理財，都被騙光了，不知道以後怎麼過日子。我的岳父杜聰明博士勸我「不必怕，林本源是好額人，掃帚隨便在牆角掃掃，捧起來也有金子。」好像是眞 的，現在幾乎每年都有補償費可領，我這邊因爲有許多人要分，平分之後，補償費就不算什麼了。除我們之外，林家也有靠補償費過很好日子的人。

    實施耕者有其田可以說對大地主沒有損失。首先，大地主的財產多樣化，田地以外有市街地、工廠、股票。其次，大地主四處派人造謠，四大公司的股票等於廢紙一張，引起持有者的恐慌，股票大跌，再以一股一元遠低於票面一股十元的價格買收，取得四大公司董監事之職務，土地徵收之金錢，轉爲工業資本，又賺回來了。我曾爲土地徵收的賠償問题去找立法委員陳紫楓、覃勤等人，請他們立法時採行累退賠償，對大地主賠償薄，對小地主賠償厚，以防中小地主全面沒落造成社會不安。因對大地主而言，土地只是其財產之一部分而已，相反地，中小地主則以土地爲命脈。「累退」是我發明的，經濟學家常講「累進」，我是先知，先知的想法通常不會被採用。

    政府政策也可以說專門刁難中、小地主，如耕者有其田補償的土地債券需要到縣市政府所在地之銀行才可領到，如臺中縣地主要到豐原，臺北縣地主要到板橋才能領到。有錢的大地主隨便派傭人去領就可以了，沒錢的中、小地主必須專程跑一趟。又如股票跌得最厲害時，爲了生活，即使跌到一股一元也只得賣了。

林日高

    林日高是一位很好、很謙虚、待人很客氣的人。當過省參議員、板橋鎮長、省政府委員等，大家對他印象很好，沒有人說他壞。在省政府委員任上被捕。理由是知情不報，而被槍決；到這時候，我們才知道他曾參加過共產黨，很多人很同情，很傷心，不敢相信這個人有這種事發生。不過，林日高在日本時代雖然是臺灣共產黨員，戰後，並沒有從事任何活動，二二八事件時，他也不敢有所行動，平日做人很客氣，而且可能因爲他身分的關係，行事特別謹慎小心。

    在那個時代，一句「知匪不報」就會要命的，很嚴重。像我甚至不敢和日本的同學通信，因爲來信都會檢查，萬一對方寫幾句罵蔣介石的話，我就悽慘了。蘇東啟案發生時，亦說其妻蘇洪月嬌「知情不報」，逮捕下獄，當時蘇洪月嬌已經懷孕，在獄中生子、養子。孩子到四歲爲止，一直跟著蘇洪月嬌在獄中生活，現在蘇洪月嬌說起往事，淚仍然忍不住流下。知情不報之罪名不應用在夫妻之間，因爲妻子掩護丈夫是中國女子傳統美德。

二二八事件

    說起二二八事變，其實鬧得最厲害的人就是後來捉人的人。現在就像日本時代一樣，是臺灣人怕臺灣人。日本時代在廈門、福州的臺灣人不怕日本人，得罪日本人大不了被罵駡，得罪臺灣人不得了，會找機會整倒你。戰後一樣，外省人拿刀拿槍在前頭殺人，背後密告害人的是臺灣人。

    中國政府這麼了解臺灣，是有臺灣人去密告。某人在日本時代也是御用紳士，但他早有先見之明，因而剪報，將哪個人在日本時代當過皇民奉公會會長、街庄協議會員等等資料收集整理好。戰後，中國政府來接收，他將這些資料獻給軍統局，繼續當新的「御用紳士」。

    我那時逃亡幾個月也是警備司令部的臺灣人來家裹找麻煩。那時因爲父親林熊祥被誣爲臺獨，關在監獄裹，我常常要到設在大稻埕的事務所顧前顧後。有一天，臺灣流氓來事務所要我捐米，並說林家的人大概不好意思捐太少，現在沒米也沒關係，先寫個數字慢慢再繳。我只得填上兩萬斤。

    幾天後，某人來找我，告訴我臺北市的捐米名單已被查獲，我資助「暴徒」兩萬斤米的證據都有了，要想辦法。我大驚。他又說他是好意要幫我，要我考慮考慮，他還會來看我，意思可能是要我拿出錢來，他要爲我奔走。

    當天我立刻到省黨部找李翼中，因爲我是國民黨臺北市黨部委員，想請教他要如何處理。李不在，遇到宣傳處處長林紫貴。林紫貴是福州郊外福清人，是陳果夫的部下，屬於C.C.派。現在寫二二八事件的人誤解當時軍統、中統鬥爭，是錯誤的。戰後，中統只派收集情報的人員來臺灣，省黨部三樓的調查室就是中統的情報機關，每天將臺灣情形打電報回南京報告，因而臺灣的情形南京都知道。軍統、中統鬥爭是中華民國政府遷來臺灣之後的事，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長時合併兩局。

    林紫貴當時好意告訴我，趕快逃才是上策。回家之後，某人又來找我，問我如何打算。我想不如斧匠抽薪，提出要到他家躲避，可不可以？他答允後，馬上拿些東西就走，當時正下著雨，他招了一輛人力車，車上的布簾正好把我遮起來。他手臂上帶著「行動隊」的臂章，跟在人力車後，好似押著一個犯人，一路到圓山仔他家裹。行動隊屬於警備總司令部，屬於軍統。他父親是個心地很好的友仔頭人，很照顧我，我每天吃的菜餚都很豐富。每天他都會來報告有誰被捕，並安慰我不必害怕，住在他家就像住在警備司令部一樣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