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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擔任公職的經驗

    我是板橋人。我們祖籍是福建省同安第十三都，從大陸過來江子翠，到我是第八代了。父親排行第四，他們那一代純粹是農家，也可以算是地主，父親的田是祖先傳下來的，家境算過得去，不敢說很好。

    我是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出生，有三位弟弟。大弟自己跑到日本讀鐵路學校，回臺後因爲沒有人事背景，無法進去鐵路部任職，如果進去鐵路部那不得了，他是眞的鐵路學校出身，後來到臺南州「マラリア防治所」。二弟王以南，臺北商工學校建築科畢業，已經死了；三弟國民學校畢業而已，現在還住江子翠。

    我讀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三月畢業，是第二屆。郭雨新是第一屆畢業生，他是宜蘭人，我到宜蘭後在學校裹認識，很熱。

    畢業之後回到板橋，沒有什麼人事背景，只好進去板橋街役場擔任技手，那時正是日本景氣最壞的時候。戰時，海山郡役所成立米穀統制組合，因爲我讀農校的關係，便轉到海山郡米穀統制組合擔任技手。負責米穀生產調查、增產事宜。米穀配給是糧食局負責的，授權農會配給人民。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我被派爲板橋街農業購買信用組合常務理事。日本時代臺灣人有勢力和日本對抗的只有信用組合而已。那時組合長是日本人——山本炭曠的山本義信，陽明山公園原本是山本的，他是臺北州議員，後來被李建和標走，戰後李建和捐出來當公園。在組合中實際執行業務的是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就好像是現在的總幹事，必須每天去上班。那時常務理事的聘書不是普通的派命，是臺北州知事發的。臺北州的範圍，包括今日的臺北市、基隆市和臺北縣、宜蘭縣。日本時代的臺北州廳就是現在的監察院。

    在組合任職期間，臺灣實施半地方自治。我因爲在農會幫助街民，在辦地方事的，日本人叫我一定要出來選街協議員，才知道街民對我是否信任。那時我才三十歲出頭，地方上也不認識幾個人，不想出來選，街長、郡守都來家裏鼓勵，才決定出來選。我們那個里的保正、農會另外兩位常務理事也出來選，共有四位競選對手。他們年紀都比我大，在板橋人面也都比我廣，本來我自認選不上，但是朋友遇到我，幾乎都鼓勵我打拚，並說據他們的調查，我最有當選的希望。我還是認爲既是他們在宣傳的，因爲我是首次選舉，不知道怎麼運動，要運動要有選舉名册，那時一家只有戶長有投票權，只有一票。競選期間，高等刑事跟得緊緊的，不可能賄選，而且也沒人會被買票，限制很嚴，好像繳戶稅三圓半以上、有智識的人才可以投票，投票不是用圈選，而是用寫名字的。結果街民對我很愛顧，票開出來，其他四個人的總得票數沒有我一個人多。

    街協議會員好像是現在的鎮民代表，但我當選後沒有去開過會。同時我繼續在農會服務。幾年之後，又轉到海山郡役所，戰爭末期才到板橋街役場當助役。

    戰時，板橋一位街長，配三位助役。那時助役是薦任待遇，辭令是日本內閣的辭令，但因爲正在戰爭期間，日本船沒辦法來臺灣，不得已才採取變通方式，由臺灣總督府發給三位助役聘書。三位助役是林宗賢、朱驕陽及我。朱驕陽的弟弟朱昭陽是東京帝大畢業，日本高考也考上了，擔任大藏省的高官，等於是現在的審計長，是臺灣人任官最高的。本來也有打算派林宗賢當街長，但是臺灣人不能派令街長，因爲街長是高等官需要日本的派令，戰時船不敢走，派令下不來。助役等於副街長。實際上，街長幾乎是我在做的，因爲宗賢從不曾出來。

    日本時代的派令和現在不同，上頭連官印也沒有，就用一張紙寫著，如臺北州廳的派令，只用印有臺北州廳的白紙寫著，寄給郡守，郡守再通知你去拿；連誰派的也沒有寫，而且有這張派令，到哪裹都行得通，就職時人去報到就好了，没有人會冒充行騙。

    日本時代晚上睡覺窗戶不用關，連大門也不必關。日本人住的房子，連鎖也沒有，治安很好，當然，日本統治不好的地方也有。臺灣因爲是殖民地，必須配合日本的政策。

    戰時大家都改姓名，但我的長官都不讓我改姓名，山本組合長不肯，淀川喜代治街長也不肯。他們說我「王以文」三個字好唸也好記，不要改。普通都半强制性要人家改姓名，不改姓名的臺灣人別想吃白糖，只能吃黑糖，但我仍然吃白糖。

中國的政治

    臺灣「光復」，我當然很高興。戰後制度一直改，信用組合改成農會，我繼續在農會當常務理事。同時也在街役場當副鎮長。

    日本時代農業會戰後拆成農會、合作社，這是徐慶鐘的決定。

    日本時代，因爲受日本教育的關係，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當時板橋街最後一任街長淀川喜代治，和我特別要好。終戰後，知道我當副鎮長等有的沒的，特別從基隆來交代我，中國的政治不要太深入。因爲淀川街長原本是基隆警察署長，加入日本的政黨，當時日本尚未實施普選，但是换一個政黨上臺，原來執政的政黨黨員自動辭職。淀川原來是基隆警察署長，也自動辭職，才派他來當板橋街長。這樣子才是眞正的民主政治。因爲日本時代對岸廈門的事情都是基隆警察署派人去管，淀川街長對中國的情形相當了解。他說，中國法律較沒上軌道，政治不安定，很複雜，最好不要介入太深，太深入的話可能會有性命危險。他是疼我，才會告訴我這些話。

    日本人較土直，不好時打架，兩個人打到流鼻血，隔天照樣沒事，言歸於好，不會記恨。也不會歪哥，到年節、新正時，買些土產如土豆，或是魷魚去拜訪，說：「去年受到您的照顧，眞多謝，今年也希望能夠多多照顧。」他們就很高興，招待喝酒。拿紅包去不行，和現在正好相反。臺灣人和日本人相處久了，有日本頭腦，大家都很直。初「光復」時，我仍然兼板橋農會常務理事，當時來接收臺灣的警察仔都用福建警察學校第一期畢業生，因爲要接收臺灣，特地在福建設警察學校，畢業生都到臺灣接收。來臺北市政府當刑事課長的那個福建人，一見了我就說：「你兼了這麼久的官，鈔票不知道存了多少！」我說：「你說什麼？我聽不懂，我只是領月給而已。」他們認爲做官做久了，一定會有錢，觀念和我們不同。

    我一直等到「祖國」來了之後，才知道中國政治爛成這樣，像現在電視在演《臺灣演義》一樣。現在時代不同，登輝伯做總統，一些主管都換人了，以前正主管是外省人，副主管才配臺灣人，現在正主管換臺灣人，副主管才配外省人，時代不同了。昨天正好演到一個外省女子來臺灣參加一個會議，那個會議就是共產黨的會議，被捉到，明天就要槍殺了，這太露骨了，雖然實際上是有這種情形，我知道的就有好幾例，朱驕陽的兒子，讀醫科，也被槍斃。

    各種機關都是特務政治。我舉個例：我繼林日高之後接掌臺北縣農會；林日高時是理事長制，換我做時改成總幹事制。接了之後，臺北市稅捐處老是來調查帳簿，常來糾纏。稅捐處有權來查，但農會是人民團體，又不是私人團體，不會逃稅。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直接去找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長饒運炎，請他交代他的部下，不要常來查帳，現在人民團體也不好辦。他說他知道，又說：「我現在辦公廳有禮堂這麼大間，手下有三、四百個人，其中光是地下工作人員就有一百多人，我每天也是戰戰兢兢。就算要幫你忙，不是很合法的也沒辦法。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光是這種小機構就有這麼多地下工作人員了。後來他教我一個辦法，建議我將農會住址遷移到板橋鎮農會，事實上還在臺北市辦公，但是歸臺北縣管。這樣子臺北市就管不到了，不必被糾纏，也不必讓稅捐處長爲難。這是中國仔的政治，雖然有困難，辦法仍然是有。

由縣參議會到議會的回憶

    戰後，我沒有出來選鎮民代表。縣參議員是間接選，由鎮民代表選，不是普選。那時要辦理什麼手續，時間太久我忘記了。板橋鎮的縣參議員是林宗賢，後來他當國民參政員，我補他的位置。

    我一生選舉多次，從來不曾花過一毛錢。後來實施普選，我一樣到板橋每一戶走一趟，拜託戶長給咱贊成，至於對方願不願意投我一票，我不會去强迫，不會去走第二趟，也不會牽同姓、同校啦等等關係。實施普選時我的選區尚包括土城、中和，我太太是中和人，應該要去拿票可以拿到很多，但我不曾去拜過票。

    縣參議會開會時主要以臺灣話爲主，當然施政報告時是用北京話。聽不懂的時候，要利用翻譯，有時候意見表達不出來時也用日本話。陸桂祥是第一屆派來的縣長，雖然曾經去法國留學，仍不懂民主政治，參議會開會時，有議員問他手上戴的那個手錶多少錢買的？他就從爲什麼會有手錶？是誰先發明製造的，怎麼製造，怎麼才發達到這種程度等等，說了兩個小時，拖到會議結束，都不讓參議員們講話。陸桂祥戴個眼鏡，個子不高，嘴巴尖尖的，很會講話。後來陸桂祥回去大陸，做到上海市糧食局長，後來眼睛瞎了，死在大陸。

    板橋參議員有兩位，另一位是黄智武。黄智武日本時代很被日本人注意，因爲他一位弟弟「萬仔」到大陸從軍，當到中將，在和日本戰爭時，搭飛機要到重慶聯絡，半途失事死了。黃國書和「萬仔」在大陸都住同一間屋子。日本高等警察都很注意黃智武。黃智武也當過板橋林家的家長，人稱「智武仙」；有做過林家家長的，都稱「某某仙」（家長即是管家之意）。

    縣參議會選議長時和現在不同。地方的代表需要衆人認定的才會當選，議長也是衆參議員認定的才會當選。陳定國是第一位議長，之後改選盧纘祥，盧纘祥不做，再改選盧阿山。盧阿山當過淡水街助役，也是施合發的常務理事，有才，人材也很好。參議員都是地方名望家，盧阿山地方名望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