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世欣：我所知道的三七五減租 /台澎重光与国府在莒

現在談起三七五減租，未免過時了，因爲大家都知道三七五減租，對於臺灣的富強繁榮，影響極大，不但使佃農們有了自己的土地，改善了生活，那些地主們，雖然最初表示反對，在無可奈何下，將所得到的土地證券（即四大公司股票），都投入了工商業，因此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他們不再以土地所產的糧食，作爲他們的財富，一躍成了大企業家，大家互相競爭，使產品日益精良，時間也不過四十年，使臺灣經濟突飛猛進。爲亞洲四小龍之首，對美國來說，我們成了美國的第六大貿易國，使國際間大爲讚佩，有很多國家都以台灣爲範例，來發展自己的工商業，即使美國有少數對台灣有成見的人，都交口讚譽。成爲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上，最富強繁榮的社會。連中共都不諱言發展經濟，要學台灣了。

以上談到三七五減租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這是台灣的繁榮，最重要的主因之一。

近年來有很多報章雜誌，報導三七五減租時，有的記載不正確，甚至顛倒事實，事情也不過三十餘年，記載有欠翔實，歷史就是歷史，不能假造，因爲一般人雖然知道三七五減租，但減租的經過，都不大清楚，筆者是實際執行減租工作之一人，謹就記憶所及，以作讀者們的參考。

記得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在他的八十歲感言中，有一句話，是說中國官場上，很多人喜歡講假話，這位老博士不勝感慨係之，筆者亦有同感。拿三七五減租來說，據報載去年秋季，某學會舉行慶祝土地改革時，大事宣揚三七五減租，爲先總統蔣公所主持實施的，甚至還把李副總統請去講演。誠然先總統對土地改革也很注意，在抗戰前我們各地有少數的地方，實施土地陳報，當然這是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可惜都是失敗，無成效可言。這種失敗的原因很多，九一八事變後，國事如麻，那有閒工夫來大事改革土地，那些學地政的學者們，雖然有很大的熱誠，但事與願違，無法施展其所學，以後又大陸淪陷，一切都不必談了。

談到台灣實行三七五減租的經過，據筆者所知，完全是陳誠（辭修）一人所決定，並未請示先總統，那時大陸河山大部已淪陷，先總統蔣公也引退。李宗仁雖代理總統，實際上中樞主持無人，而中央各部會，正在準備從南京撤退，向誰請示？先總統雖引退，仍不忍見戰局敗壞如此，先後到溪口及重慶、成都等地佈置軍事，他老人家無暇顧及其他。

談到這裏，另有一個小插曲，已故中廣董事長梁寒操，那時僑居香港，尚未就中廣董事長職，民國卅七年冬來臺，那時陳誠剛接台灣省主席不久，陳、梁兩氏在陽明山第一賓館（即今中山樓故址）晤談，梁氏告陳誠說：「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把台灣治好，但你要注意兩點：第一、民生第一；第二、人民至上。」會晤後數日，陳誠即囑徐鼐叫他準備資料，把湖北時代的二五減租爲藍本，草擬三七五減租改革草案，筆者亦係幫忙抄寫之一人，並未聞及先總統有任何指示（見下文），直到三七五減租完成後，第二步再辦公地放領，那時先總統已於民國卅九年復職，公地放領，才向總統報備，並函立法院查照，筆者知道的很清楚，決不是某學會宣揚三七五減租是先總統主持實施的，何況國際文獻都知道臺灣的土地改革，是陳誠所創辦而實施的，「天子聖明」這是中國歷代官僚們的老套，這種不正確的記載與宣傳令人遺憾！歷史不能假冒，我們不要學希特勒時代，那些國社黨的黨徒們，尤其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經常說：「一切榮譽，均歸元首。」再說中國共產黨，假造歷史是有名的，更是無恥之尤了。

筆者曾向徐鼐（健青）先生求證，據告「在三七五減租前，先總統從未有任何指示，除軍事性電報外，對臺灣省一切庶政，多未過問，但三七五減租實行後，確有一電向先總統報備，至於外人所說三七五減租是先總統所主持，那是亂講的。」

按徐鼐安徽歙縣人，在抗戰期曾任湖北咸豐縣長，爲人幹練頗有政聲。民國卅二年重慶大公報名記者孔昭愷（從陳紀瀅文中，知其現任共黨偽政協代表）奉張季鸞之命，赴湖北採訪新湖北建設情形，曾在大公報上連登四、五篇文字，其第一篇文內，即讚譽徐鼐爲青年有爲的縣長，徐氏來臺後，先後任行政院第一組組長，及經濟部政務次長並代理部務一年（因尹仲容訟案），後又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八年。在卅八年三七五減租時期，他是主席辦公室主任。陳誠決定實行三七五減租時一切有關籌劃、起草減租法令，均出自徐氏之手，推動三七五減租，實際上他是主辦人，當然執行方面，由省地政局施行，說起三七五減租，徐氏是幕後的功臣，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關於三七五減租，進行並非十分順利，因爲三七五減租條例是臺灣省單行法，還要省議會（那時叫省參議會）通過，才能施行，屆時陳誠親臨出席，那時的省參議員，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地主階級，因爲他們懍於陳誠之威望，均不敢作正面的反對，大多數的發言者，均表示須要慎重，以免造成不良的後果，省議員洪火煉等發言最多（即前合庫理事長洪樵榕之父）。據傳說美國林肯總統，在內閣議會席上，提出一個議案，反對者五票，贊成者四票，林肯宣佈結果：「贊成者四票，反對者五票，贊成者勝利。」這是美國式的笑話，不知是真是假。陳誠在省議會上，見無人公開反對（事實上省議員發言，大多內含反對之意），討論尚未結束，陳誠就回首向議長黃朝琴說：「就這樣通過好了」，這也是三七五減租史上，一段趣話。

至於當時反對三七五減租的，不但是很多的地主，連學者專家們，也大多表示反對，筆者見過很多人寫給陳誠的信，表示意見，尤其是東北籍的黃君（已忘其名，當時是設計委員，北大畢業），甚至慷慨激昂的說：「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形成民怨沸騰，隨後徽、欽二帝被金人所虜，以致北宋淪亡，這皆是王安石變法的結果，現在我們只剩下了臺灣一個省，你如一意孤行，將成千古罪人。」當然別人的來信，也是振振有辭。陳誠不爲所動認爲這都是書生之見，他認爲王安石是政治理論家，不是政治實行家，王氏變法的失敗，主要的是用人不當，像蔡京、蔡卡及章惇等，都是無恥小人，像這樣的大事，他們能辦得好嗎！

三七五減租決定後，因爲大部份的地政人員，都無改革的經驗，先由臺灣地政局規劃，將這些地政幹部，分批講習，好在臺灣的地籍資料，在日據時代都完整無缺，那一個人也逃避不了。自卅八年開始，各縣市即次第完成，可以說「功德圓滿」。但其中的小糾紛也很多，譬如臺中縣就有一位地主，私與佃農簽約，隱瞞事實，這是違反減租法令的，經發現後，由縣長于國楨下令警察局，將這位地主扣押，這些地主也不是土包子，也懂得法律，就向臺中地方法院申請，以「提審法」令警察局將人釋放，警察局長何顥向于縣長報告後，于國楨說：「不要理他，一切由我負責。」第二天于國楨就到臺中地方法院，把首席檢查官大罵一頓說：「你敢違抗三七五減租」這位余首席，在大陸上也做過地方法院院長。那時司法行政部，曾通令全省各級法院要配合三七五減租，不得違誤，經院長池彪好說、好講，余首席也承認一時疏忽，這場小風波也就結束了。以後不久，余首席即調職，由名法官焦沛澍繼任。據後來池彪院長和筆者說：「我事前不知首席的處理，否則的話，我會提醒他了。」當時他還開玩笑的說：「這叫于國楨大鬧法院。」

按池彪院長（已故國大代表）與筆者還有一段小交情，當卅八、九年之際，臺中法院殘破不堪，他對我說法院是代表國家的尊嚴，像這座破房子，怎可做法院，因中央財政困難，他要求我撥款協助，以重建新院，我向他說：錢是沒有什麼問題，但動用公款是要報銷的，萬一省府不准，我那裏有錢可賠。我向他建議，臺灣高等法院首席檢查官洪鈞培和財政廳長任顯群，都是江蘇宜興人，可請洪首席向任廳長請求贊助，只要任廳長首肯，我就可以由縣府撥款相助，自然洪首席樂觀其成，事情就如此解決了，建立新院，就是現在的臺中法院。

三七五減租工作，雖然進行順利，但阻力仍然不少，臺灣第一名紳林獻堂，在日據時代，會同有志之士，如蔣渭水、蔡培火、楊肇嘉等組織文化協會，與日本人作不合作的抵抗，林等都是深明民族大義的人，令人欽佩。但是他們都是地主階級思想陳舊，認爲祖先辛辛苦苦經營來的土地爲列祖列宗所遺留下的祖產，政府怎可以隨便處理，分配給佃農，大有不滿，並有反對的聲浪。當時有一段傳聞，據說陳誠據報後，認爲林獻堂在民間有影響力，如不嚴予制止，恐引起騷亂，遂斷然處置，派人送兩張飛機票，命林氏夫婦前往日本，這是變相的驅逐出境，這段傳聞，經筆者查詢後，證實不確。但林獻堂憤而去日本，倒是真的。數年後，林獻堂在日本寫信給陳誠，道謝其次子林猶龍（彰銀董事長）發表爲光復大陸設委會設計委員，筆者因業務的關係，至今還記得其信紙上額，印有「日本昭和若干年還紀紀念」。這「還紀紀念」是什麼意思？在日據時代，本省同胞奉日本年號爲正朔，那是莫可奈何的事，在臺灣光復後，臺灣同胞都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國籍，奉中華民國正朔，林獻堂雖僑居日本，仍是中華民國的僑民，爲了私忿，他又想再做日本人嗎？此老真是糊塗。

上面談到臺中縣長于國楨，此君是位奇人，有華北怪傑之稱，他的一生，趣事很多，他在留學莫斯科時，和蔣經國先生同學，並住在同一個寢室，他爲人邋遢，聽說他的床舖，經常由經國先生代爲整理，他有時大發神經的說：「蔣經國是蔣總司令介公的兒子，馮洪國是馮總司令玉祥的兒子，我是于總司令右任的兒子（按于右任曾任靖國軍總司令，與于國楨毫不相干），我現在不叫于國楨了，我要改名爲于楨國。」他在莫斯科讀中山大學時，曾和皮以書女士談過戀愛，他亦不諱言其事，與皮女士一度感情不錯，我曾問他爲何以後又告吹了呢！他說：「你看我這種德性，她能嫁給我嗎！佳人已歸沙咜利，不談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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