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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濤: 台灣經濟與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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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與美援

周宏濤口述

   

    政府遷台初期,雖然有自大陸運來的黃金作爲一時支撑,但因美援斷絕,加上六十萬大軍的龐大開支,讓原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吳國楨雖然再三宣告絕不增加新台幣發行,一九五○年二月間仍悄悄增發了一千四百餘萬元。這些財務措施都對政府財政形成非常沈重的壓力。

    黃金消耗速度非常快。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爲政府攜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爲台灣未來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依當時央行總裁于一九五○年六月七日呈總統的報告①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來運至臺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二百七十五萬餘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餘兩。但這些純金自政府遷台後至五月底止,連同撥付台銀的台幣發行準備金八十萬兩在內,總共耗掉三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兩,僅剩五十四萬兩千九百一十兩多。

    消耗純金最大宗爲軍費,平均每個月必須撥付近十八萬兩純金。依這樣的速度,幾個月下來就要花掉二百一十五萬餘兩,運台純金僅夠再支撑三個多月。另外,海南及舟山的撤退,影響台灣人心甚巨,連日來向台灣銀行兌換黃金的老百姓大爲增加,甚至一天之內就兌出達萬兩。

    情況如此嚴重,使得蔣公在六月十日召開的財經臨時會談裡指示,設法維持黃金庫存,非不得已不再動用;至於龐大軍費支出問題,則應另籌自給自足之戰時經濟體制,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須實施全面配給實物制度。由於美援不可恃,在韓戰尚未發生之前,政府的一些財務措施都以自力更生爲原則,對於美援方面也就很少再談了。

國庫危殆

    韓戰發生後,台灣財政持續惡化。我在七月五日舉行的財經會談中得知情形更形窘迫,央行存金不及五十萬兩,而台銀黃金也只剩三十八萬兩左右,國庫危殆。

    台銀爲了應付開支,數度悄悄增加紙鈔發行。如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台銀在端午節之後就因庫存空虛而周轉不靈,王世杰打電話告訴我,因爲還有農貸馬上要發放,所以台銀準備以外匯物資爲抵押,增加發行五千萬元,要我請示蔣公。

    由於這是半年來第二次增加發行,對物價影響很大。那時美國已同意恢復經援,王世杰認爲月中美援可能會到,可把外匯頭寸放鬆,這樣就可收通貨回籠之效。我隨後向蒋公報告時,建議先准台銀在兩、三千萬元的額度之內運用。蔣公同意後,我就轉知王世杰及政府有關部門辦理。

    那個時候,物價不斷上漲,而且自從實施自由外匯以來,資金外流情形日趨嚴重。十一月十日,蔣公接見省財政廳長任顯群,垂詢台灣經濟情形。任顯群說,自從他接掌財政廳十個月以來,物價大約上漲百分之三十,但這並非全然國內因素,國際市場也有相當影響;至於自由外匯的維持,純粹是爲了維持幣之故。蔣公說,他懷疑政府有實施自由外匯的能力,另外台銀也應把民間的美元收兌進來,以維持台幣幣值。

    十五日中午,我應任顯群之約,偕同國民黨中央財委會副主委陳漢平到任宅吃中飯。任顯群談了他的財政政策,我勸他做決策時,應與財政部及央行先商量,這樣政府內部的步調方能一致。下午,蔣公正總統府召集財經會報,做如下決定:一 、停止自由外匯政策;二、台銀對台幣的準備金必須維持在黃金六十萬兩;三、實施兵工政策,如此軍方每月可有六百萬元台幣收入。

    自由外匯於十二月十八日宣布停止,改採審查結匯辦法,結果引起嚴重擠兌。

    台灣財政問題,美國經合署代表穆懿爾(Moyer, Raymond T.)向蔣公告知,一九五一年美方將以九千萬美元援助我政府時所提的報告②,值得參考。他在報告中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地區目前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軍事需要甚大,經濟負擔過重,超過台灣地區的能力範圍,且政府文職人員較實際需要者爲多。

    政府過去使用黃金彌補預算之不足,目前存金已大部分耗用。

    今年可出口之蔗糖產量減低甚多。

    穆懿爾進一步指出,他觀察到的現象如下:

    ——政府目前每月支出,超過政府所有收入及經援物品之售價款,約在新台幣三千至四千萬元。

    ——若干稅收可能增加,但如比較言之,僅以此項增加款項意圖彌補預算不足,而不降低人民生活水準,希望甚微。

    ——蔣總統已核准之出售黃金以彌補預算不足,在根本措施未能採取以前,僅可暫時緩和困難情勢,惟因數量有限,當非永久之解決辦法。

    ——台灣銀行地位脆弱,其負債超出可靠的、足以變成現金之資產達新台幣四億元。

    穆懿爾在報告中認爲,由於中華民國的努力,以及美國經濟援助配合,已經防止嚴重性的經濟崩潰,但我政府仍須坦白面對現實,即根本經濟問題還是很嚴重,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依然存在,必須採取斷然積極的行動。

六十萬大軍拖累財政況

    台灣的財政吃緊,主要是爲了維持六十三萬部隊所致。美國軍事顧問團于一九五一年正式在台灣運做後,就不斷地要求我方裁減兵力,以改善台灣整體經濟狀況。七月十日,陳誠與蔣公商量美軍顧問團所提訓練計畫,這個計畫要求我方裁遣十個師,以充實其他師的人員,陳誠建議蔣公同意其請。陳誠辭出後,周至柔告訴我,美方對這方面很堅持,否則軍事及經濟援助都會有停止的可能。

    所以當蔣公爲了反攻大陸而決定在台灣徵兵時,藍欽公使就提出反對意見了。他先是於七月二十日奉國務院之命向外交部提出備忘錄指出,美國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有關經濟、軍事方面援助台灣及遠東其他區域計畫,但美國政府認爲在未獲得我政府決定與美方切實合作,將台灣軍事及民政開支納入計畫管制之內的保證以前,「對於援助計畫之有效實施,自感難於著手」。

    藍欽在三十一日再度來函,重提徵兵一事,堅持我政府應無限期延緩實施。蔣公則認爲制度上我政府不能接受,他隨後召見黃少谷,埋怨美國上述意見有干涉我國主權之嫌。中午,蔣公繼續召集陳誠、周至柔、黃少谷、嚴家淦、葉公超、吳國楨及張群討論如何回應。張群說,應該與美方全面商量中美合作事宜,以避免日後再有枝節問題發生,至於當前處理,宜向美方委婉說明我方立場。陳誠建議,徵兵兵額或許可以減少。

    蔣公不得已,只能俯就現實。他回答,兵額的減少及分期入營措施,爲我方內部之事,應由自己決定;但現在徵兵令下達,已不能改變。晚上,我打電話給葉公超,探詢他再度與藍欽的談話情形,葉公超告訴我,美方有轉圜的可能,我立即以電話向蔣公報告。不過,經周至柔、葉公超、財政部長嚴家淦共商如何裁減軍政費用、研究收支平衡辦法後,建議將陸軍總部的台籍軍士教導團及教導總隊共四千五百餘人裁撤並辦理軍士退伍,同時新兵減徵二千人,蔣公考慮後,終於同意。

    一九五二年八月,美軍顧問團又提希望台灣的財政收支能夠做到平衡,所以主張後備兵應該緩辦,現階段僅可充實現有部隊的員額。九月一日下午,蔣公召開財政會談,商討下半年度預算以及後備兵役制度的實施。蔣公聽取王世杰及周至柔的意見俊,決定採納美方的建議,在平衡預算原則下,實施後備兵制度,也就是把現有部隊員額移作訓練後備兵之用,缺額方面由於上兵有疾病及逃亡者約五千餘人,退役者有一萬餘人,如果使在台所徵士兵提早退役,每期訓練三萬名後備兵、以四個月爲一期,則年訓十二萬後備兵的目標也可達到。

    由於部隊縮編,將官員額也就過多。九月十七日上午,蔣公在總統府召見將領何健等二十三人,曉以建軍救國之大義,勉勵他們接受政府命令,辦理退役。這些已經無兵可帶的將官,很勉強地表示接受。

    這是建軍以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二十日,蔣公對上將及中將的退役問題,再做修正性的指示,要求除何應欽之外,總統府戰略顧問林蔚、國防部戰略計畫研究會主委劉士毅、總統府第二局局長俞濟時應辦退役,改聘爲國策顧問。

    雖說如此,在反攻大陸的國策下,六十萬大軍依然維持了許多年。後來國家財政改善後,財政部曾設法把當初爲了發餉而撥用的純金自士官兵手中買回,還給國庫。

日本教官的去留

    美軍顧問團也影響到蔣公幾年來對日本教官聘用問題。

    日本教官來台協助軍事訓練,要追溯到剿共戰事吃緊之際。一九四八年底徐蚌會戰接近尾聲,駐日大使館參事宋越倫於十二月十二日自日本來信,建議運用日本反共軍人協助對中共作戰。這是由日本友人川田純三郎發動、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付寧次呼應的提案,當時經國先生及俞濟時均表贊同,但向蔣公報告此案時,蔣公卻未首肯。我於是回信給宋越倫說,此舉可能影響民心士氣,需等到國共戰爭明朗化之後,才可以加以利用。

    岡村寧次原本被列爲第七批日本戰犯,但陳誠於一九四六年間擔任參謀總長時就已替他緩頰。他於那年七月九日曾上簽呈:「岡村寧次於日本投降期間,辦理投降繳械事宜,頗著成績,請准予從寬審處。」蔣公即予批准。岡村寧次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經國防部軍事法庭檢察官提起公訴,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公審,審判歷經五個多月,終於終結。湯恩伯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呈報:「岡村寧次於日本投降時,遵從命令,完成投降任務,且在我國作戰期間,並無顯著暴行,擬請准將岡村寧次宣告無罪,遣放回國。」③蔣公於六日批覆許可。那時國共戰役大勢已去,蔣公也即將下野,雖無助於整個大局,卻是預爲日後整軍所埋下的伏筆。被任命爲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隨即保薦親信王文成、龍佐良爲駐日軍事代表團顧問,以後卻成爲湯自己的後路。

    一九四九年九月,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已由岡村寧次負責招募日藉軍官組成日本軍事顧問團來協助訓練,未來這些日藉軍官將集中在廈門運用,廈門港口爲此暫時關閉,不過爲了避免引起非議,行政院對外一律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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