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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十三歲從中央政治學校法科畢業，當初也没想做記者這一行，但是，我的性情很内向，如果再去做法官，用我家鄉四川話來說，一輩子就太「陰」了，我想朝「陽」面發展一點。没有想到在大陸兩年，台灣十二年，海外三十二年，做記者做到今天了。

● 目睹新店溪畔槍斃將軍

    就因爲我學法律，槍斃漢奸的新聞都由我去跑，二十三歲就看了很多殺漢奸的場面。像汪精衛的特務丁默邨、汪精衛的宣傳部長林柏生，都是我們從小就知道的漢奸。還有一位叫殷汝耕，我們稱他「老牌」漢奸。殷汝耕在抗戰前曾是外交部頭號日文人才，又擔任冀東行政專員，下轄十幾個縣，他自己成立自治政府，出賣國土。

    還看了周作人被槍斃【析世鑒：作者此處回憶有誤】。他是魯迅的兄弟．我們從小讀他們的文章，文章好極了，没想到竟做了漢奸，看到小時候崇拜的人，一朝變成階下囚，感覺很傷心。周作人被槍斃前，風度滿好的，很飄逸的人。

    二十五歲到台灣以後，我仍然在中央日報跑政治新聞，但是，印象最深的還是槍斃人的新聞。我看到槍斃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陳寶倉中將、聶曦和一位女性朱諶之。

    以前，軍法局從不對外公開，從來也没有記者去採訪。有一次，中央日報的攝影記者王介生因爲朋友的一個案子，留了一張名片在軍法局。

    三十九年，吳石匪諜案出來了，要槍斃。軍法局打電話來報社找王介生去照相，請另一位記者一起去軍法局。那時我是採訪组副主任，讀法律的，王介生找我去。

    我們去了，軍法局把我們關在樓上，不讓我們看到宣判。樓上一個門開著，突然，從門另一邊丢了三套軍裝進來，知道是兩位中將和一位上校。王介生說，今天有好戲看了，要槍斃兩個將軍、一個上校。國防部當時槍斃人是宣判後馬上執刑，因此有「褫衣上绑」的做法。

    槍斃前要趕出來遊街，第一個出來的是吳石，第三個是聶曦，他一出來，看見我，擺擺手，笑著向我打招呼「嘿！」聶曦是東南長官公署交際科長，我們採訪新聞，常在他房間裡坐。

    走到馬場町，四個跪在新店溪旁，背對一排憲兵，兩個憲兵抓一個人，後面一個憲兵拿著槍。一位憲兵連長很神氣，看一看就喊，「各就各位，預備——」、「砰！」四個人就往前撲倒。然後，連長來回走，檢視一遍，又喊「右邊第一個、補一槍」，「砰！」生命，一下子就没有了。

    王介生把每個人生前照張相，死後，國防部軍法局請他每個人也照一張。他們叫書記官把屍首拉起來好照，書記官手都發抖，王介生很厲害，他自己就一手拿照相機，一手把死者的頭翻過來拍。

● 拍陳儀死後照片給蔣介石

    爲什麼要這樣？因爲蔣總統要看他們是不是槍斃了吳石，他怕國防部隨便找四個人替死。軍法局自己没有攝影的設備，他們相信中央日報，覺得中央日報的記者比較安全。

    没幾天，國防部軍法局又通知我們兩個人說，請你們現在到極樂殯儀館（當時台北唯一的殯儀館）。我問什麼事情？他們說，到了自然知道。我和王介生又去了。

    一位軍法官等在那裡，他說，現在可以進去了。一進去，我看見張木板床上，一個人穿著軍裝，留著鬍子，已經化妝過，面貌很慈祥的樣子，這個人就是陳儀。

    他們把衣服拉開，讓我們看槍口，他們說有兩個槍孔，我只看到一個，打在心臟上，血已經洗乾淨，槍孔看起來很小。

    爲什麼叫我們去看、去照相呢？也是一樣的原因，希望我們照相，把陳儀死後的照片放大以後，呈給蔣總統看。

    當年槍斃案很多，我還看了台電總經理劉晉钰及立法委員劉心如被槍斃的情景。

    在南京中央日報時期，我跑殺漢奸的新聞跑得差不多以後，報社叫我出去散散心，去出差。當時，國共内戰，兩邊都要搶張家口。共產黨先佔住，傅作義（傅作義，曾任國民黨政府華北剿匪總司令，一九四九年投共，歷任要戰至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把共產黨打走，這時，傅作義請南京的記者去訪問。

    抗日時，我們每打就退縮，只有傅作義向前進攻，而且還打勝仗，收復百靈廟，胡適之當時高興得簡直把傅作義說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雄。

    國共内戰期間，傅作義是戰區司令長官，下面有好幾個省主席，他黨政軍一把抓，後來還是華北五省總司令，大概是蔣介石手下帶兵最多的將軍。但是，他對記者卻恭維得不得了。

    譬如說，我們飛機到張家口，還没下機，我看到一個人帶著我的行李就要跑，我看他儀表不俗，我說，我自己拿，他說，没關係，您是客人。一到招待所，才知道原來他是傅作義的政治部主任，張家口的師長。

    我在張家口住了三天，吃了九頓飯，傅大將軍陪我們吃了七頓。唉呀！傅大將軍一早就來了，「啊，你們記者先生起來啦！吃早飯啦！」然後，就把我和中央社記者請去坐上席，其他記者只能在旁邊陪。

    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二十三歲，傅大將軍帶幾十萬大軍，抗日的英雄人物，一下子把我們拱得飄飄然，簡直把我們當成巡按大人一樣。什麼原因呢？我們有一個最大的讀者，有這位讀者以後，我們就很受人「尊重」，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是蔣老先生。

● 記者一則參考消息叫省主席下台

    蔣老先生那時候眼睛好，自己讀報，不過他只看中央日報、大公報看看，其他報不看。我們回來寫東西，蔣先生看得到：寫好，蔣老先生對他們印象好；寫得壞，蔣老先生對他們印象壞，所以，無形中，記者變得好像可以「通天」的樣子。其實，我們並不認識蔣先生，但他看中央日報，地方大員看到中央日報記者都怕。

    有了蔣老先生這位讀者，記者很神氣，但報社很麻煩，天天挨罵，連中央日報刊登的廣告，也是挨罵的原因。

    到台灣來以後，有一次，李敖等人寫了「說南明」、「說南宋」的書要出版，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蔣老先生看到，他說，爲什麼登這個廣告？爲什麼不「說漢唐」，要「說南宋、南明」？都是偏安亡國的歷史……。

    地方大官也怕中央社記者，因爲中央社記者一方面可以把當地消息發回來，一方面還可以發「參考消息」，這種新聞不發表的，送給南京的大官，一路送到老先生那裡。往往一個參考消息，就可以把省主席换掉。

    東北九省之一的省主席梁華盛，黃埔一期，既是帶兵官，也是省主席。當時東北缺煤缺得一塌糊塗，梁華盛爲了要游泳，拿煤炭來燒游泳池水。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送了一個參考消息，蔣老先生就叫梁華盛滾蛋了。

    我們一起跑新聞的，自然知道這件事。所以，後來東北政治上的最高單位政務委員會，七、八位委員出缺了一個，東北其他長官說，給律鴻起做，叫他以後少說話了。律鴻起因此一下子從記者做到和省主席平行的政務委員。

    我記得，從張家口回來，路過北平，禮貌上去拜訪北平行轅主任（代表蔣先生管整個北方）李宗仁，當時李宗仁的聲勢僅次於蔣，是全中國的第二號人物。

    李宗仁說他眼睛生病，不能見我們，和我在傅作義那裡同坐上席的中央社記者李朋脾氣壞透了，李朋說，哼！擺什麼架子！我們走！李朋帶我們十幾個記者就走。

    我當時就覺得此舉絕對不對，李宗仁没有義務見記者，我們記者只是禮貌性拜訪，當時記者氣燄太盛，我心裡大不以爲然，但是我是小記者，大家都說要走，我不能不走。

    後來，李宗仁的參謀長和秘書長準備請我們吃飯，要解释一下，李朋當著送請帖來的人面，撕掉請柬。

    中央社從大陸撤退來台時，把李朋裁撤掉了，他就當俄國塔斯社的記者，跟著塔斯社到台灣。大家以爲他真做記者，结果是爲俄國做間諜，在蔣總統復行視事頭一天被抓，槍斃掉了。

    李朋是第一個在台灣以「國際間諜」罪名被槍斃的人。李朋的事，我有一個感慨：記者個人只是在記者這個地位上才神氣，只是狐假虎威罷了。

● 動作滑稽逗笑蔣介石

    在大陸時期，政府官員和記者之間的關係，並不覺得像現在官威這麼大。我記得，我上廬山夏都當小記者時，有一天跑去廬山一個潭裡游泳，游完把濕的衣服包在線網裡，拿在手上甩，邊走邊唱歌。

    因爲廬山唯一的一條路是駝峯型，我看不到對面的人，走走走，一看，蔣總统迎面走過來了，我一看到他，站住，因爲右手拿著線網，自然就舉起左手，向總统行軍禮。當時四旁的侍衛鼓著眼睛看我，老總統看我滑稽的樣子，手掌捂著嘴悶笑，吃吃發出笑聲，没有講話，然後就走過去了。

    像我第一天採訪，就被派去採訪水利部部長薛篤弼，他是西北軍馮玉祥手下的大將。那天我坐黃包車去，一路上，我想了五個問題，把五個問題設計成有連貫性。

    我問了第一個、第二個問題，很順利，第三個問題，突然把第四個問題忘了，第五個自然也出不來了。我就很慌，薛先生那時五、六十歲了，他很和氣，他問說：「龔先生，你哪裡人啊?」找一些話來談，讓我的心情平撫下來，這樣子，我就想起第四個問題了。

    到了台灣，大家覺得戰敗來到台灣，好像船搖搖擺擺，因此，每位記者會自我約束，很多新聞不敢登。但是記者和官員的關係，仍不覺得官威大。

    從前記者少，官員也不像現在這麼多，我們採訪一位院長，一位部長，可以坐下來聊天，一談兩三個鐘頭，或者晚上到他家裡談，很容易變成朋友關係。

    早期，每一個衙門都小小的，進出行政機關很容易，不需要什麼證件，辦登記手續。客人要見，登堂入室，敲敲門就進去了。院長部長不在，還可以在他的房間坐一會兒。

    現在，我發現更重形式了，前幾天，我到總統府，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我一走進去，不斷有人喊「敬禮」，從前没有這麼森嚴。

    現在的記者不像我們從前能交幾位官朋友，和官員的關係比較是工作上、義務性的關係，人情味好像不比從前，但是記者更專業化，報紙絕對比從前進步。

    以上《新店溪畔不歸路——匪諜吳石、陳寶倉伏法目擊記》，標題爲【析世鑒】製作組所擬，是以《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人的政坛秘闻》（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中龔選舞口述、陳柔縉記錄之回憶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首發【獨立評論】，收入【析世鑒】時對數位文本初稿中未及校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