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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將軍是孫立人將軍的接班人，當年孫立人在前往歐洲考察時，即將一手創建的新一軍交給李鴻。

    稍後，國民黨在華北的戰爭一敗塗地，加上傅作義陣前倒戈，各軍將領迅速分裂爲親傅投共一派與親蔣介石拒降的另一陣營。李鴻是堅決拒降的一方，他與傅作義之兵站總監（相當於今之後勤司令）耿幼麟，同時由秦皇島離開華北。

    傅作義並不反對拒降將領離開，還爲這些持不同主張的大將安排交通工具，但是他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帶走一兵一卒、一彈一槍。

    這期間，保密局内部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部分特務在喬家才的串聯下，成立了保密局華北同志聯誼會，成員約有八百餘人，稍後馬漢三、喬家才被毛人鳳逮捕，所以傅投降時該會成員多數叛變。

    毛人鳳當時的想法是，喬家才的串聯，應授意於鄭介民，而這個组織則是鄭介民用來鬥爭他的最大籌碼。於是毛人鳳對這個事件的整肅工作，進行得異常徹底，光是保密局内部，就槍斃了兩名少將，基層工作人員受牽累者更是不計其數。而毛人鳳之所以能夠對參與人員有全盤掌握，最大的功臣便是李葆初。李葆初自己也是這個聯誼會的成員，但是他見風轉舵得快，没等毛局長下手，便自動將會員名册交給火冒三丈的毛人鳳。

    這場特務頭子間的大對決，罪名當然與李宗仁當選副總統有莫大關聯，喬家才亦名列死刑人犯之中。公文一到蔣介石手上，老先生猶豫了好久，直嘟噥著說：「喬家才，不可能吧！」最後連案情都没看，就在喬家才的卷宗上，批了「改無期徒刑可也」結案。

    喬家才僥倖撿回性命的原因，要推溯到老先生第二次下野，當時的蔣介石落魄到連個門房安全人員都没有。喬家才發現後，隨即自告奮勇地丢下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的身分，當起了老先生的門房兼警衛。

    而出賣同志以全一己的李葆初則在事發之後，於民國三十七年溜到臺灣，幹起了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的科長，躲開了其他同僚的指謫。李葆初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白色恐怖的諸多檔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絕對比華北同志聯誼會事件中的角色重要。

    種種作爲讓他不敢留在特務單位，臺灣第一個電動屠宰場在桃園設立後，李葆初便自動請調到電宰場去當總經理。最後，就死在這任上，出殯時，淒惨到蒞場公祭的人只有七位，其中還包括了我這去看熱鬧的頑童。

    這名彭孟緝手下的第一悍將，顯然没有他主子好命。

    彭孟緝是黃埔軍校出身，卻從未在任何戰役中吃過苦頭，事實上，是他從來没有打過仗。來臺之前，彭孟緝是重慶稅警團上校團長，以當時的狀況而言，編遣的將級軍官不知凡幾，小小一個上校，而且是没有任何戰功的上校，到臺灣來又能幹什麼呢？

    全心全意想當大官的彭孟緝，很快地就在臺灣發現了一個少將缺的職務，並開始積極透過種種關係運作。未久，彭孟緝便當上了高雄要塞司令，正式向將軍之路邁出了第一步。任上，彭孟緝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二二八事件時，他是唯一開火攻擊「暴民」的國民黨將領。

    這一炮打下了他在蔣介石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後，老先生甚至視他爲最勇敢的將領，畢竟事件發生時，僅有彭孟緝一人「敢」還擊，也正因此而調升保安司令。任内，他對孫立人展開殘酷的排擠。

    他在李朋國際電臺案之後，首先出資十五萬臺幣，贊助中影公司拍攝《歧路》一片，以含沙射影的手法，隱約提出黃珏姊妹利用美色誘惑、鼓動孫立人叛變的指控；同時將李鴻以匪諜罪名逮捕。自然黃珏姊妹也没能逃出彭孟緝的手掌心，各判刑十年。

    彭孟緝這麼樣地處心積慮，無非是想拉下孫立人，逐步掃除他當上參謀總長的障礙。其手法則是以衆星拱月的方式，讓孫立人無從遁逃。段澐的案子也在他的計畫之内。

    事件發展至段澐「叛亂」之際，孫立人身邊的重要人物，已經悉數「投匪」，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人提出孫立人叛亂，蔣介石豈有不信的道理。當然，彭孟緝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也有其背景原因，這原因就是老先生對他的信任。

    老先生對他的信任與依賴，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以當時最重要的將領訓練爲例，蔣介石自任革命實踐研究院校長，便以彭孟緝擔任教育長。

    稍後，蔣介石一手策畫的反攻大陸計畫，也有一大部分是由彭孟緝負責。當時，老先生曾將對日抗戰後遣送回日本的上尉級以下軍官邀請來臺，並在圓山成立訓練中心，試圖藉這些皇軍的影響力，誘使日本協助他反攻大陸，這個工作，便由彭孟緝全權包辦。

    爲了瞭解段淫叛亂案，我曾經多次向黃珏姊妹及喬家才等人探詢，他們給我的答案都是：「跟我們一起關在延平南路看守所，也是彭孟緝和李葆初抓來，然後再送到保密局的。」而在段復所寫的報告中，亦曾就保安司令部没收段宅的部分陳情；此外，起訴書中所提的證據部分，也屢次出現「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查明屬實在卷，核與本部保密局偵訊各該被告筆錄相符」。

    種種跡象都顯示，段澐案是保安司令部假借保密局名義逮捕，而以段澐、段復所言之審訊法官刑求逼供一節來看，審訊者應是趙公嘏無疑。當時，趙公嘏是保密局第二處上尉科員，在局裡是出了名的愛打人，光是刑求致死的事件，他便當過兩次主角。而保安司令部之所以要假冒保密局谷组長的名義抓人，無非是爲了辦案順利。

    事實上，彭孟緝到今天仍然無法理解，爲什麼吳石一到保密局來，不但毫不狡賴，還當場乖乖認罪求饒。

    對孫立人的全盤鬥爭工作，彭孟緝可謂嘔心瀝血，他一方面妥慎布置孫立人叛案的背景，一方面四處蒐羅、編織孫立人叛變的蛛絲馬跡。而主持這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一路攀著彭孟緝，想跟著他升官發財的李立柏。

    國共間的戰爭到了末期，蔣介石已如驚弓之鳥，對多數將領莫不抱持懷疑態度，尤其黃埔系下名將撤退來臺者，又多未有完整部隊，嚴格來說在臺灣的國民政府根本是空的。最有實力的將領，大約非孫立人莫屬。他在撤退之前，便受蔣介石之命，到臺灣訓練部隊，以當時的軍人普遍染有軍閥習性的狀況而言，駐防臺灣，與割據臺灣幾乎是同義詞。

    蔣介石如此放心讓孫立人在他之前人臺練兵，亦可一窺老先生對他的信任。當然，孫立人的背景，也是老先生的重要考量。孫立人早期曾在美國普渡大學、維吉尼亞軍校受過教育，與美國軍、政、情報單位都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尤其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孫立人所率領的遠征軍，曾在緬甸擊潰日軍，順利完成對英軍的搶救行動，在國際上是知名度很高的將領。而這些戰事，也讓他與英國名將蒙哥瑪利建立起頗深厚的友誼。

    老先生深知，國民政府遷臺後想安全在臺灣發展，以當時的國際形勢而言，非仰賴美援不可。而英文流利、美國關係又極深厚的孫立人，自然成爲最佳人選。環境因素加上孫立人的個人條件，使得他成爲臺灣的强人，身兼臺灣防衛司令、訓練司令、陸軍總司令諸要職於一身。

    這個情況當然引起黃埔系將領的忌恨，加上孫立人一向自視頗高，這種態度加速了彭孟緝與黃埔系將領的串聯。

    孫立人的態度强悍，在同僚間算是小有名氣，連陳誠都吃過他的排頭，更別提彭孟緝之流的人物，然而，一站到蔣介石跟前，他卻又軟弱到了極點。其實以老先生對他依賴的程度，孫立人大可不必如此，特務單位將其親信一一以匪諜名義逮捕之時，倘若他能在蔣介石面前仗義執言，後發之事的演變也許會大有可爲。

    以黃正、黃珏姊妹的案子爲例，黃氏一族在湖南也算是名門望族，案發後，這對姊妹的父親找上孫立人，希望他站出來講講話，偏偏孫立人就只敢說：「老先生正在氣頭上，等過一陣子吧！我會找機會告訴他。」他這一等，除了他的英文祕書黃正和女生大隊少校黃珏，各從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被捕監禁十年之外，同年七月一日，陸軍總部少將軍法處長周芝雨也跟著入獄，並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槍決。

    孫立人的部下新七軍軍長李鴻獲中共釋放來臺後，隨即在民國三十九年八月被捕，白白坐了二十五年牢；甚至連他的副總司令段澐，在民國四十一年被構陷入獄之後，孫立人也隻字未提。

    懦弱的表現讓對手一拳接著一拳地揮向孫立人，而孫立人也一路由未反抗轉變成無力反抗。

    處在這種大規模的鬥爭環境下，孫立人的膽識與應變能力，顯然都有瑕疵。形成這種缺陷的原因，除了他個人對中國官場慣例瞭解不夠透徹之外，幕僚人員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軍事人才方面，李鴻、段澐二人，早已英雄無用武之地；文人部分，孫立人全賴陳石孚、徐復觀兩人主事。此外，曾任北洋政府内閣總理的許世英，也是他的重要諮商人員。

    許世英是資深外交官，也是抗戰前的最後一任駐日大使。稍後，由蔣介石責成的孫立人案九人小組，他也是成員之一。陳石孚是政大外交系主任，同時也是《中國郵報》總編輯；而徐復觀則爲歷史學者，三人之中，大約屬他對中國政治模式最爲瞭解。

    孫立人與許世英爲遠房親戚，就親屬輩分上來講，許世英是他的同鄉。不過，孫立人對他並未特別倚重。而陳石孚、徐復觀兩人，蔣經國對他們的評語是：「想做官的文人，無聊！」在我的觀念裡，老覺得這兩人充其量不過是有如三國時代的蔣幹。

    整個事件的演變，遠超乎孫立人的想像之外，他原來只想順利坐上參謀總長的寶座，豈知竟演成兵諫，而毁去半生前途。

    通往參謀總長之路，孫立人遇到的是黃埔系大團结，外加部分特務系统有計畫的鬥爭。他的籌碼則是「美援」，政府遷臺後的一切工作，都需要美援協助，而諸多將領中，屬孫立人最得美國青睞。

    從抗戰時期，孫立人與美國「戰略情報局」（今之中情局）接觸開始，他的美國背景使蔣介石由依賴而信任然後逐漸轉變成猜忌、不安的過程中，孫立人一再把中國官場當成美國文化看待，是最重大的敗筆。而一直支持孫立人的美國勢力，對中國的瞭解也並不徹底。

    以美國人的看法，臺灣的國際地位並不確定，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是存在。他們刻意忽略臺灣的割讓是肇因於中日甲午戰爭；也故意不提在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和談中，早將臺灣歸爲中國的一部分。在這樣一個地位未定的大原則下，在目睹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的同時，臺灣的國際未定論自然益形熾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