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鑒】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鑒】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鑒】發佈內容版權的各項聲明。

   ★【析世鑒】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原著述者或版權持有者同意而略去原著述者與原文出版資訊（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鑒】收入的閱讀文本，均是由【析世鑒】製作組完成數位化處理。

    我是台灣省立基隆中學第十七屆畢業生，畢業於民國三十八年，當時基隆中學校長還是鍾浩東。鍾校長從不給予學生壓力，我總覺得在他任內的基中回憶，是一段很舒適悠閒的歲月，日子很好過，老師與學生也總是打成一片。那時基隆有「迎媽祖」的傳統儀式，別的學校總是請不到老師們參加，但基中的老師都熱情地參與。

    在我高二時，方弢主任曾擔任我們班導師。他是一個十分家庭化的人，每日下課後，我們總是看見他前往菜市場買菜，這在我們看來是很稀奇的，因爲在家裡，我們從不曾見到自己的父親做過家事，所以這一群由大陸來的老師們，給予我們的感覺是較民主化。

    我們都認識方主任的太太（即張奕明），然而每天下課約四、五點鐘，卻總是看到方太太和陳仲豪老師（曾任中國大陸汕頭大學圖書館館長，現已退休居汕頭）一起在運動場上散步。當時我們年幼不懂,只覺得方太太怎麼老是和別的男人一起散步，直至「光明報案」發生後，大家才推測他們那時可能正在交換情報，我聽說基隆中學裡最高的組織（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領導人就是方太太。

    陳仲豪老師在事發後，曾找上我家一位開輪船公司的親戚，當時陳老師想返回大陸，但因我親戚表示船還要四、五天才會出海，陳老師表示來不及，此後便失去音訊。

    方主任夫婦遭槍斃後，我們大家也很關心他們的小女兒將何以爲繼？據我所知，當初方主任與方太太從廣東梅縣來台時，還有另外一位小姐隨同他們來台，且在基中時常幫忙他們煮飯。據說方主任的女兒後來曾由這位小姐收養一陣子，也有人說後來她住在台中。

    藍明谷先生則是基中的國文老師，他不會講河洛話（閩南語），他和鍾校長等都是由高雄美濃來的客家人。當時老師們上課講的話都是國語，然而日據時代大家學的都是日語，台灣光復後便聽不僅國語，記得基中曾在某次期中考考題上，要學生默寫中華民國國歌全文，有趣的是，竟沒有一位同學能寫得完整。老師們爲加強我們在國文方面的學習，時常推薦我們閱讀課外書籍。《觀察》、《展望》等雜志，都是當時老師們推薦的讀物。

    那時從大陸來的老師們，日子都過得很辛苦，因爲他們在基隆並沒有自己的房子，全部住在校方所準備的學寮中，空間十分擁擠狹小。基隆是個多雨的地方，從前校舍均有放置雨具的衣帽間，有些老師就在衣帽間裡隔起一小塊地方居住。

    我們都曾看過《光明報》，有時早上甫到學校，《光明報》便已放在我們抽屜裡（通常一班有兩、三份），因此我們根本不知道《光明報》是從那裡來的。我記得曾看過一次《光明報》，內容約略講述大陸上罷工、罷課的情形，以及學潮的發展等，總之就是大陸上的一些戰爭與不安的消息，但未直接倡導共產主義。前述的《觀察》、《展望》等雜誌，其內容比之《光明報》還要露骨、左傾。

    事實上，日據時代的學生都很單純，大家一心只想考取大學，根本不太可能參與政治。我們只是跟著老師讀書，單純地接受老師所推薦的課外書籍，根本不明白何謂「左派」，何謂「右派」？

    「光明報案」發生後不久，我那時已經畢業，在台大讀書，因每天均須搭乘火車往返台北與基隆，故在台北火車站時常看到政府張貼的佈告，以紅筆記錄每位犯人的槍斃時地。我記得最早被槍斃的就是方太太，之後是張國雄老師等，鍾校長的名字則在八、九個月後才在佈告上看到。5「光明報案」發生後，我們這一群學生便與基中漸漸疏遠，對往事也抱持著儘量不接觸的心態。若非基中現任校長高政賢對於重建基中校史極具熱情，我們這群畢業多年的校友，在「光明報案」發生後，根本連回母校看看都不願意，因爲這塊地方對我們來說已成了一塊傷心之地。

   5 張國雄老師是高雄美濃人，在基中教英文，事發時甫自日本東京帝大畢業歸國，新婚未幾，曾在外交考試中以第一名取得資格，人長得十分英俊。另，張國雄乃因涉及郭琇琮案被捕。請參照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台北：李敖出版社影印，1991年），第二輯，頁19。又張奕明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槍斃，锺浩東於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槍斃，張國雄於三十九年十二月三日槍斃。

    我也是省立基中第十七屆畢業生，畢業於民國三十八年。關於何文章提及方弢主任的家庭化性格，我可以再補充一點：當時我們除了時常看見方主任上菜市場買菜外，因當時外省籍老師全住在校園裡，所以他們的家庭生活我們也一目了然。我記得當時總是看見方主任在帶女兒，很少看到方太太帶小孩。

    我是基隆中學第十七屆畢業生，畢業於民國三十八年。「光明報案」發生後，受該案牽連，我們班上被抓走三名學生。我也因此案而被關了十二年，自民國四十年二月二日被捕，直至民國五十二年三月才恢復自由。

    當年政府總以參加讀書會的名義逮捕學生，說讀書會是非法組織。我因擔任班長，參加基中的學生自治會，竟也因此被指控參加非法組織，被捕入獄。被捕後，他們問我：「你參加的是什麼組織？」我說：「我沒有參加組織啊！」他們卻說：「你學生自治會就是組織。」他們以這樣的邏輯，便讓我入獄服刑十餘年，甚至完全沒有給我判決書。他們硬說我與共產黨組織有關係，但基中學生自治會究竟是否進行著地下工作，我並不知情。當時的我，只是擁有一份愛國熱情而己。

    我是基隆中學第十七屆畢業生，畢業於民國三十八年。在我高三時，因擔任全校風紀（即今校園內之糾察隊）總隊長，鍾校長曾找我去問話，詢問爲何我所指定的風紀隊員半數是一些壞學生？當時我答道：「校長，我們要抓的不就是這幾位學生而已嗎？如果把這幾人都任命成爲風紀隊員，要他們做模範給全校同學看，校園風紀便立刻可以變好。」當時鍾校長想了一下後說：「在理論上你講的似乎很有道理，但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請校長給我三個月的時間試試，如果有效便繼續執行，若不行再請校長處分那幾位壞學生，鍾校長也應允了。果然三個月後，依我的想法所實施的方案成效十分卓著，約有一半以上的壞學生表現得都不錯。

    鍾校長和我們一樣都曾受過日本教育，所以想法與我們較爲相近，但是管理學校的方式卻與日據時代的學校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我記得鍾校長在來基隆中學任職前，原本還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也是國民黨黨員，還曾親赴大陸投入抗日工作。

    事實上，就我所知，基中因「光明報案」而被捕的學生，清一色都是成績優良的好學生，像我們這種好動的學生都沒有被抓。事發那年（民國三十八年）我已就讀大二，在東京聽說同學們被捕的消息時，我真嚇了一跳，十分慶幸自己沒有留在台灣念書，否則可能也會被捕，因我過去也曾擔任學校的風紀隊長。之後，我有十三年都不敢回台灣，

   輾轉在日本、越南等地工作，三十二歲回台後才結婚。

    我初中時就讀於私立台北中學，台灣光復後教育廳規定所有私立學校校名中不准有地名，故台北中學自此改稱泰北中學。在台灣光復前，我所接受的是日本式教育，當時日本人有句話說：「男人有三怕：雷公、火災與父爺（即父親）。」對於父親的地位十分重視，學校教育總是教導我們恪守「忠孝」之理，讓我覺得愛國本即是應該的事。

    民國三十五年我轉學進入省立基隆中學就讀，是基隆中學第十六屆的學生，曾在校內擔任班長及全校學生聯盟代表。當時基中老師們曾向我們介紹五四學潮的緣由與發展，記得在吳劍青校長任內，我因奉校長之命，曾率領全體同學參加台灣省首屆「五四學生運動」，以「反對貪宫污吏」、「爭取自由」爲主要號召。記得當時每位同學手搖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及「我們在苦難中長大」等歌曲，同時並喊口號，引來軍警與基隆市民的注意。然而當遊行隊伍自基隆鬧區行進至郊外時，我們突然聽見槍聲，在學生隊伍裡竟出現制服軍警及便衣人員正進行抓人。我因是各校學生領隊之一，故也被抓去警局。記得當時刑警對我打罵道：「共匪！快招供！你的領導人是不是楊元丁副議長？」在左右圍毆的情況下，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陣暈眩而不支倒地。嗣後，因吳劍青校長以其性命向刑警擔保，說明我是品學兼優的模範學生，絕非共匪派潛在台的職業學生，因而救了我一命。

    同年八月，吳校長因對當年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望，請辭校長職務，返回廣東家鄉，從此音訊杳然。吳校長臨走前曾向接任的鍾浩東校長照，表示我已被列入黑名單，希望鍾校長能多加照應我。鍾校長來到基隆中學後，才聘請方弢主任來基中任職。鍾校長的思想與教學都很先進，同時多才多藝，曾網羅不少一流教師至基中任教。遇有家境貧困的學生，鍾校長總是自掏腰包墊付學費，自己和家人卻住在學校後山簡陋的木屋中。鍾校長真是個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他對學生很好，十分疼愛學生。記得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鍾校長曾問起我家裡兄弟姐妹的情形，我答稱在家排行第四，但哥哥們早已去世，如今家中男孩只剩我最爲年長，弟妹們都得留在家裡幫忙。當時鍾校長聽後，並沒說什麼。後來我才知道，他問這個問題是有用意的。

    我在基中曾經看過《光明報》，有時是在早上甫進教室時，便可發現抽屜裡已有一、兩份《光明報》，有時則是在家中信箱裡便可收到《光明報》。就我所知，《光明報》內容多半講述國民黨在大陸上敗退之情形，記得剛開始在學校看到時，我曾把報紙拿給鍾校長看，校長看後只靜靜地把報紙燒了，沒說什麼；幾天後我又看到《光明報》也曾拿給方弢主任看，他也是靜靜地把報紙燒了。

    之後，鍾校長曾找我個別談話，因我在台灣省首屆「五四學生運動」中被軍警列入黑名單，而鍾校長認爲：「身爲台灣人，你又是家中長男，不能不設法爲你家中留下一脈香煙」，於是爲我發出證明，介紹我插班報考建國中學（至今那份證明書我還保存著），好讓我離開基中。我記得當時他曾給我一張名片，名片上鍾校長的頭銜是「台灣省國民黨常務委員」及「基隆中學校長」，他要我拿著名片去見建國中學校長陳文斌。陳校長在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失蹤，據聞是共產黨員。最後聽說他跑回大陸去，但在那兒的生活也過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