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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風，夾帶著黃浦江的潮澀氣味，吹進了上海的街巷。

    上海變成一處荒涼的城墟，幾乎所有商店都關了門。有辦法的人，早在四月二十日共軍渡江之後，便紛紛渡海逃亡了；没辦法的人，只能緊閉門戶，躲在晦暗悶熱的屋内，以空洞的眼神望向窗扉縫隙透射進來的微光。

    五月十六日，毛人鳳來找我談話，他明白指出，共軍渡江迄今已近一個月了，上海苦撑了二十多日，近日内即將棄守。

    蔣介石下野，毛人鳳忽然成爲他身邊最寵信的人。當蔣介石由奉化親抵上海指揮車隊時，毛人鳳更是時刻隨侍在側，非常忙碌。因此，他的談話非常簡短，並且有幾分專斷的味道。

   「局勢這樣亂，我只能告訴你要撤，卻不能妥善照顧你們的行動細節。」說著，毛人鳳吩咐隨從扛了好幾個麻袋進來，裡面裝滿全新的銀圓券，大概有五、六十億元。當時最没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這些每張面額高達五十萬的銀圓券，往往幾個人吃一餐飯，就得用上一麻袋的錢。有時候，飯館甚至只收金條，就算有再多的錢，也派不上用場。毛人鳳當然也很清楚這種情形，他給我們銀圓券，與其說是協助我們撤退，倒不如說那是一個上司忙碌中仍不忘關懷部屬的一種表現。

    他在離去前，語帶玄機地交代我說：「如果你覺得銀圓券没用處，就善用你們的槍彈吧！」

    這一次，由我負責帶領逃亡的人，包括年初從北平南下的九十餘人、保密局上海稽察處幹員及其家眷共兩百餘人，因此，我們需要一艘大船。但黃浦江面的船影變少了，而且都是些小船。

    正當我與李漢一坐在江岸碼頭石欄上發愁之際，一艘現代化（在當時而言）的大型漁船從東面海口緩緩駛近。它在水面悠然行進，似乎並不理會上海的戰事。當它靠得更近時，我清楚地看出船身上的幾個英文字——洛杉磯號遠洋漁船。原來，它是美國援華計畫中所贈送的一艘設備新穎的漁船。不幸當它辛辛苦苦橫越太平洋，初抵上海，就被我們看上了。

   「真是一艘好船。」李漢一以讚賞的語氣側著臉對我說。

   「是呀，這些好心的美國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强盗横行……。」

    當天晚上，我帶領一百多名幹員，每人攜帶卡賓、左輪各一把强行登上泊於深水碼頭邊的洛杉磯號。出面交涉的美籍船長，是一名滿臉落腮鬍的棕髮大漢，大約五十多歲，即使面對我們的武器和蠻橫的態度，他仍灑脫地叼著煙斗，不卑不亢地與我們交涉。

   「看你們行動起來很有紀律，絕對不是普通的强盜。」他說話時臉上總保持自在的笑容。

   「你說得對，我們不是强盜，我們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但是，今天晚上我們非常需要這艘船。」在當時，我的英語能力還不足以與美國人交談，這些話只能由上海稽察處一名略通英語的幹員代爲轉達。

   「你們既然是國民黨，這艘洛杉磯號就交給你們好了，只是，你們應該填寫一張單據給我，好讓我上了岸，能夠找到你們的政府補辦交接手續。」

   「我來寫。」說著，我拿出筆來，在船長交给我的一張英文表格上寫著：兹因任務需要，接收美國援華漁船洛杉磯號一艘，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上校特勤组長谷正文，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時於上海黃浦江深水碼頭。

    於是，我們擁有了洛杉磯號和冰藏在冷凍庫裡的大螃蟹。

    看見這一箱一箱的鮮肥美食，一名上海稽查處的幹員不禁興奮地叫著：「很久没有嚐到海鮮的滋味了，這回，一定要吃個過癮！」

   「總不能老是吃螃蟹吧！」我說，然後派命這名上海老饕：「毛局長要我們在江上待命，因此，我們需要充分的糧食，找來半個月兩百人分白米的這件任務就交给你來辦。」

    他聽著，搔搔平短的頭髮，默默地下船去執行他的任務。當然，徵取白米、食油和燃料，也只能依靠卡賓槍和左輪。

    依照毛人鳳的指示，我們把船暫泊在黃埔江心待命。這時，我看見劉金梅靜靜坐在裝滿銀圓券的大麻袋上，表情十分機警。

   「都逃難了，還像個守財奴的樣子。」我走到他的跟前，故意調侃他。

   「這裡有幾十億銀圓哩！」

   「到了臺灣，恐怕只是一堆廢紙。」

    劉金梅聽了，若有所思，没有搭腔。

   「來吧！」我說：「何不趁著這個機會，做一件瀟灑的事。」

   「什麼事呢？」劉金梅不解地問。

    我没有回答，逕自將麻袋打開，拿出一疊銀圓券，奮力將它掷向空中。銀圓券散開後，一張一張地，在空中輕盈飄蕩，然後灑落在江面上。

    劉金梅會意地笑了，他也跟著我，把一疊一疊的銀圓券擲向空中。這時，幾名好事的組員也走過來幫忙，頃刻間，空中、水面都飄滿了紙鈔，那景致很壯觀、很優美，但也彌漫著一股令人感傷的氣氛。

    五月二十一日，船上的電報終於收到毛人鳳下達轉進臺灣的命令。

    別了，上海，別了，中國。

    我站在舷上，回望著逐漸渺遠的上海市景和它的倒影。由於行船的速度遠較飛機緩慢，容易使人深深沉陷在告別家園的複雜情绪之中。當出海的汽笛響起，許多人竟不禁默默地落下兩行眼淚。

    第三天早上十點鐘，洛杉磯號緩緩駛入基隆港。泊定後，首先映人眼簾的是三艘小販的舟子，像賽舟一般向我們爭先划來。

    「香蕉！」

    「鳳梨！」

    這幾個小販頭戴竹笠，吆喝起來勁道十足，在這次難民潮中，他們大概發了一點小財。

    若是臺灣又被攻陷，這一點小錢又有什麼用？想著，腦海裡不禁湧現那漂滿五十億銀圓券的黃浦江面的景象，這時我笑了。到了三十八歲，我想，因感覺人生無常而微微一笑，算得上是一種正常的反應。

    登岸後，走入緊臨碼頭的基隆市區，我感覺已經很久很久不曾呼吸到這種毫無戰火味道的空氣了。我開著隨船運來的一輛美製吉普車，以漫遊的心情駛向臺北，沿途，兩面矮丘綿亙，路上車輛稀少，悶熱的六月山風從擋風玻璃的大破洞吹襲在我身上（這輛吉普車是逃難前兩天在上海街上找來的，擋風玻璃雖然被打破了一個大洞，但引擎性能還算良好），我這個北方人一時不能適應，除了頭腦覺得昏昏沉沉之外，全身更是汗水淋漓。

    不過夏天雖熱，算一算，至今我也在臺灣度過四十四個夏天了。

    抵達臺北火車站時，其他搭火車的组員、家眷已經在站前廣場等候許久。我們在西門町共包租了中臺、山葉兩家旅社，才勉强擠下兩百多人。

    第一夜，由於悶熱和擁擠，大部分的人都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出現在我的房門外。

   「谷组長，久仰了。」他說：「我聽白世維（原任北平市警局副局長，當時則擔任高雄市警察局長）提起過，抓匪諜屬你最有辦法。」然後，他又不著邊際地胡亂寒暄起來，他的話很多，但大抵流於虚誇。

    由於過盛的熱情、交淺言深和言辭虛誇的態度，這一位將來在肅清共諜的工作上可能關係密切的新同僚，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失敗。

    林頂立住在西門町成都路、康定路口，他的家看來活像一艘軍艦。據說，這棟造型奇特的建築，原是日據時代海軍情報部官舍。至於林頂立如何成爲這棟房子的主人，我並不清楚。

    第二天，我依約抵達林頂立家中，一進門，客廳裡已經滿滿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兒了。這個人講話誇張，連桌上的酒菜也顯得過於排場，不過才兩個人（我和林頂立兩人用餐），桌上卻擺了十幾道菜餚。

    林頂立的肚子並不大，不過，他喝酒卻很海量，看他面不改色地往肚子裡灌酒，我真懷疑那麼多酒精和水分，到底裝在他身體的哪個部位？總之，開席不到三十分鐘，他已經喝了三瓶特級清酒。

    對於愛吹牛皮的人，酒精最能助興，所以，此時林頂立的嘴巴。就像連珠炮一樣，停不下來。這一頓飯，繞著生蚵與男人性能力的話題上吃了三個多鐘頭。最後，我覺得再這麼瞎扯下去，恐怕到天亮也談不出什麼正經事，因此，我不得不在他眉飛色舞的時候，掃興地把他的話題截斷。

   「臺灣站目前有什麼肅清匪諜的計畫没有？」

    林頂立聽我突然這麼問，兩隻瞪大的眼睛好像觸了電一般木木地凝視著我，許久，才恢復先前的靈活，然後，他以篤定的口吻說：「彭副司令（即彭孟緝，時任保安副司令）認爲臺灣没有共產黨，我的看法和他一樣。」

    就這麼一句話，便答得我心灰意冷，我頓時覺悟到，將來在臺的肅諜任務，只能靠自己了。於是趁著林頂立打了一個哈欠，我趕緊抓住機會說：「感謝林站長的招待，我看你也累了，早點休息吧！」至今我還記得當時告辭的情形，我想，以落荒而逃來形容那種狼狽樣，一點也不誇張。

    翌日起，林頂立便帶著我，從基隆一路往南拜會到屏東。

    高雄站站長黃昭明，他早期曾是毛澤東擔任農民講習所所長時代的學生。依我日後共事的經驗，我覺得他的能力要比其他組負責人如桃園黃朝君、臺中林文凱來得幹練一些。

    我私底下曾大略分析過，黃昭明日後在協助我肅清共諜的任務上表現之所以較其他人出色，除了他本身曾經參與共產黨之外，他的人際關係和他的知人善任都是極爲重要的因素。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毛人鳳隨同蔣介石前往重慶視察，這是蔣介石最後一次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個星期後，他們冒著共軍猛烈的砲火，搭機飛返臺北。

   「西南也保不住了。」毛人鳳返回臺北第二天，到西寧北路特勤组辦公室來找我，他一臉憂戚地說：「大好河山，如今只剩臺灣一隅……。」

    然後，他以國民黨情報單位最高負責人的身分，約略分析國共情報鬥爭的勝負優劣，他說：「自戴先生遇難之後，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幾個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對付匪諜，全都一籌莫展。你對付共產黨最有經驗，因而，臺灣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賴海峽屏障外，肅清匪諜的工作也很重要，你要負的責任很大。」

    毛人鳳如此擡舉，使我不知如何搭腔。

    不過，我認爲，毛人鳳的話，確有幾分道理。依我初抵臺灣時陪同林頂立拜會全省各组的經驗看來，如果不能由我主導肅諜工作，光靠請客吃飯上酒家這種土方法，日後的肅諜工作終歸還是要失敗的。因此，聽了毛人鳳的勉勵，我的臉上並未展露出他所預期的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