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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在彰化出生，有五個兄弟，一個妹妹，我是長子。我祖父是前清秀才，在鹿港教漢文，曾教過辜振甫、辜岳甫兄弟。此外，學生中亦出了不少西醫人才。父親呂宗藩（字仲甫）日治時代在北斗郡二林擔任街會計役（かいけいやく），職位僅次於街長與助役（じよやく）。我二林公學校畢業後，到台中念私立中學，因受父母的照顧，加上住在鄉下，與外界較少接觸，生活平淡且安定。並且幸運地，戰爭未再延續，讓我躲過被徵兵的命運。

    台灣光復後，父親參加台灣省訓團地方自治幹部訓練班，結訓後，經人介紹到台灣省工礦公司玻璃公司任職，舉家搬到台北。因爲家中兄弟多，生活較困難，因此我也到工礦公司玻璃公司工作。工礦公司玻璃公司董事長陳尚文很勢利，他對外省人很客氣，像父親這種台灣人就被排斥，我與父親同一公司，看到父親受氣，心裡很難過，但又沒什麼辦法。有一次，我有機會到位於台大法學院的陳家，那是一棟日式的房子。我看到房中堆著的米快頂到天花板，原來都是陳尚文預先囤積的米糧。

    二二八發生時，我在館前街的工作地點，目睹火車站人潮洶湧，火車停駛，並有打人事件發生。中午擬回南昌街家吃飯，行經新公園至專賣局附近，見到專賣局被包圍，一路上鑼鼓喧天。聽說陳尚文要到工礦公司玻璃公司上班時，轎車行經東門被台灣民眾擋了下來，陳看情勢不妙，趕忙下車舉起雙手高呼：「我也是台灣人。」才躲過一劫。由於二二八事態嚴重，在實施戒嚴期間，我在廈門街目睹了拖板車拉運裹著草蓆的屍體，血淋淋的，很恐怖。約一個禮拜，恢復上班，公司發給我們腕章作爲識別證，以免挨打。我看到光復後台灣種種的亂象，深覺不念書不行。三十六年，我考上師範學院先修班，時大弟念師大附中，二弟讀成功中學，餘念小學。父親因玻璃公司裁撤，遭遣散，沒工作，不得已又搬回鹿港，任職於菸草合作社。

    先修班畢業後，三十八年，我考上本科。因時局混亂，大家生活很苦；我深受父親被遣散之打擊，心中很苦悶，更想了解國家局勢與社會惡化的原因。當時凡是關心時局的同學都會閱讀《觀察》等類雜誌，甚至閱讀三省堂出的《新民主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等書，這些書路邊攤、圖書館都看得到。師範學院也成立讀書會討論時局，大家普遍不滿現狀，難免發牢騷。在偶然的機會下，我與陳克剛因談話投機而認識。他介紹我參加讀書會，而我根本不了解他的底細，陳克剛可能是他的化名，真實姓名也搞不清楚。後來他跑掉了，我也不知情。四六事件發生後，學校停課一、兩個禮拜，接著才通知重新註冊。劉真接任師範學院院長，大力配合搜捕讀書會成員。那時學校風氣不好，很多職業學生會打小報告，這些職業學生在班上，宿舍的任何角落都有。我住在宿舍，行事很小心，宿舍裡並沒有擺任何有問題的書。三十九年六月二日晚上兩、三點，大夥兒熄燈就寢後，有人將我的蚊帳掀開。這些人沒有學校的人員陪同，就用手銬將我逮捕，押進吉普車。在這之前，宿舍有人失蹤的事時有所聞，只是沒想到這次發生在我身上。同一晚被抓走的還有陳金河與黃正道，他們分別是教育系三年級與英語系四年級的學生。

    我被捕後押送刑警隊拘留所（今靜修女中隔壁），兩、三天後，黃華昌亦被關了進來。彼此認識後，才知道是同案。在刑警隊拘留所關了一個禮拜後，移往保密局拘留所。我在保密局關了三、四個月，家裡人不知道我的下落，學校更是不聞不問。保密局像地獄一般，一進來就被管理的兵仔用槍捅我背後。幾個月來，我沒有內衣褲換洗，

   也沒有牙刷，在保密局不到三坪的房間內關了九個人，我們只得分三班輪流睡，三個人睡、三個人蹲、三個人站。站會站到打盹，腳酸到突然跪下去，然後人一下驚醒過來，再立刻站直。在這裡，人的神經常是緊繃的，簡直是精神虐待。由於是晚上提審，因此我們都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

    在保密局，我跟林榮輝同房，原來他跟我也是同案。此外，還有位特殊人物陳少將，長得矮矮壯壯的，體格很好。他是孫立人的部下，因「通匪」被捕。國民政府決定退守台灣時，他人在上海，孫立人寫信要他到台灣，陳二話不說，整理好行囊準備上船。他的母親不忍母子分離，拉著他的行李，不讓他走。但身爲軍人，只認服從爲軍人天職的陳少將還是捨下老母，來到台灣。陳在對日抗戰時，爲國受傷，身上傷痕累累，但如今他卻因爲「通匪」案，被關在國民黨監牢內，他每晚被拉出去刑求，獄方唯恐他腦充血，用麻繩綁住眉頭處，刑求後留有很深的勒痕。他被刑求回來就流眼淚，口中叨唸著：「我爲國家民族奉獻自己，竟得到這種下場！」陳少將不愧是條硬漢，保密局的特務們始終拿不到他的口供，最後他跟特務們說：「要口供，你們自己寫，我就算被你們槍斃也沒關係。」他被打得全身腫起來，也沒藥可擦，只好由我替他按摩。因爲陳少將的關係，我們的房門都是打開著，管理員會不時來看，並且很尊敬的叫聲：「陳先生。」陳少將立刻坐直身子，裝出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也不讓他們看到他悲嘆自己命運而流淚的狼狽相，但等這些管理的軍官走後，他整個人馬上又癱了下來。後來我調房與打過徐蚌會戰的一個中將同牢房，他也很怨嘆，爲國家民族出生入死，到台灣後卻無立錐之地。

    我在保密局被提審一次，法官問我有沒有參加組織，看些什麼書，有沒有活動？認不認得陳克剛？我說認識，但僅見一次面，他跑掉後就不見人影了。並問我堂哥呂煥章的事，再問我是不是南北的聯絡人？我一概否認。衛兵用槍抵著我背部，氣氛很恐怖，幸虧沒挨揍。口供問完後，也沒讓我看，硬拉我的手捺指模。我堂哥爲躲避特務追捕，逃到山上，被抓到保密局。我放封時見到他，他被刑到牙齒都掉落，後來慘遭槍斃。他的頭腦很好，本要栽培他念醫科，後來因爲戰亂沒能去日本學醫，誰知他的一生就此畫上了句點。

    我在保密局關了三、四個月後，又改押軍法處。軍法處的牢房像豬圈，四、五坪的房間住了三、四十個人，也是得輪班睡，並要輪換位置睡。便桶在房間內，輪睡便桶旁邊的人，就得忍受滿臉尿糞的臭騷味，反正被囚牢房，人早己沒有尊嚴，任何難堪都得忍受。此外，牢房悶熱，空氣污濁，必須把毯子掛起來掮風，不然無法呼吸。幾乎每天凌晨都有人被抓去槍斃，大家心裹都不好受。

    在軍法處又提審一次，審問時，只有審判官與書記官，他們都採「自由心證」，法官一句「不足採信」就完全否決掉我們在法庭上的陳述。法官審問我時，衛兵用槍頂住我的背，我本來就不想有任何隱瞞，因此我照實回答我確實看過社會主義的書，也表示這些書市面上都買得到，沒什麼了不起。法官不相信，認爲我們在搞活動，是共產黨，企圖顛覆政府。最後他口述案情，由書記官抄錄，我的罪名竟是參加叛亂外圍組織「民主自治同盟」。寫好後，在兩旁拿槍衛兵的恐嚇下，我無奈的捺下我的指模。據說眼科醫師胡鑫麟也是如此，胡醫師在保密局接受審問做筆錄時，眼鏡被保管，法官要他簽名畫押，胡醫師要求拿眼鏡來，看看筆錄的內容才簽，法官說不用看了，蓋章就好。可見判決之草率。

    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判決，我被判十年徒刑，褫奪公權八年。同案中我只認識同時被捕的陳金河與黃正道，從來沒見過案首李水井。判決確定後，父親去找文學界名人洪炎秋，他是我祖父的學生。洪炎秋在日據時代曾去北京大學念書，父親與他交情很好，他也曾被抓，由台大校長傅斯年保他出來。父親爲了我的案子向他請教，他也很無奈，只好安慰父親說：「被判十年已是幸運，在大陸連屍體都找不到。」父親聽後只有苦笑。判決後，我由軍法處移監軍法處的臨時軍人監獄（今來來飯店現址）。因爲判決已確定，獄方允許家人會面，父親老遠從彰化來看我，每個月至少一、兩次。對慈父的來回奔波，我覺得很過意不去，這樣的親情等到我想回報時卻已無以爲報。

    之後，又送新店看守所。在新店期間，同班三、四個同學來看我，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情況下，同學們對我的關懷，至今我仍銘感五內。在新店沒待多久，又送回軍法處。

    在軍法處待了兩個月，有一天晚上獄方來點名，點到名的要調去綠島，我是其中之一。當晚，我們集體搭軍車到基隆港換登陸艇。登陸艇很老舊，都已生銹，我們被關在艙底，空氣污濁又悶，兩人一組辑銬一起，像動物一樣，就這樣，我們被送到了綠島。

    在綠島的感訓期間，一天勞動一天上課。政治課內容不外是蘇俄侵華史、毛澤東理論批判、國父遺教、領袖言行等洗腦課程，以及千篇一律的小組討論。勞動是很耗體力的工作，綠島的沙灘很熱，我們常要去海邊扛石頭蓋圍牆與挑台灣運來的補給品。我經常走得腳底都磨破了，肩膀也酸痛無比，還是要咬緊牙根做苦工。此外，我也擔任過廚房幫廚工作，與江源茂、張碧江等人任幫廚，每天一大早就得起来磨黃豆，做豆漿、豆腐。

    在綠島我一直編在第五隊，與曾文華同隊。第五隊的排球與籃球都很強，我身兼排球前排攻擊手與籃球中、前鋒，常在新生訓導處所舉辦的運動比賽中與第七隊爭冠軍。

    我在綠島只待一年，後來被指爲思想不純，調回新店軍人監獄。有一個分隊長對我很壞，他公然打我，我沒還手，只是制止他，沒想到他懷恨在心，日後趁機在將綠島不服從感訓需送回台灣的名單中，把我的名字也填上去。我被遣送回台灣，關進新店軍人監獄。這個人後來自殺了，死時，沒人理會他。

    民國四十二年底，我被送回台灣新店的軍人監獄，關進專門關押不服感訓的「智監」隔離房，即所謂的反省房。房間只有二尺寬，有一個小小的水溝可供洗澡，水龍頭的水量很小，必須大家輪流用嘴巴吸水，才有水可用。剛進牢房時，幾個月不能放封，還好我身體好，一天做四百個伏地挺身健身，終於熬過漫漫八、九年的牢房歲月。在獄中我以看書，下棋打發時間。獄中非常痛苦，我腿部、屁股都長了瘡，背上亦長了十五、六個瘿，全賴獄友幫我擠出膿水。獄中醫務室雖有醫務兵，但他們學養不夠，隨便開藥，管不了什麼用，也沒有病房可住，更不讓我保外就醫，有人因此病死獄中，但我很幸運遇到一名醫生獄友告訴我用盤林西林治療。盤林西林在當時是很貴的藥，而且要用美金才買得到，最後家裡還是寄一瓶來給我，我注射之後終於痊癒。還有一次，因獄方供應的饅頭太髒，我吃後，得了急性腸炎，都僥倖的存活下來。軍人監獄不時有人被刑求，用繩索將全身綁住，然後用竹竿將犯人像吊豬一樣撐著，四處到各牢房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