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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我出生於台南市，排行老大， 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父親是日據時代台南師範第一屆畢業生，在鄉下一所公學校教書。

    當時台灣人和日本人在受教育上是有差別的，小學方面，台灣人是讀公學校，日本人則是念小學校。中學方面，日本人是讀一中，台灣人則讀二中。我於公學校畢業後考上台南二中（今台南一中）。當時台灣人念的三所有名的中學包括：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台中一中與台南二中。其中台中一中之所以專收台灣人子弟，是因該校係由台灣士紳林獻堂、辜顯榮、清水蔡家等捐資交由總督府建立的。

    在公學校讀書時，不能講台灣話。高我兩屆的學長在參加二中的入學考時，因同學間講台灣話被發現，結果沒有一個人考取，雖然這件事沒有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但大家心裡有數，不可能同屆那麼多的畢業生中沒有人考取中學。而只要念了中學後的學生，通常民族意識都會增強。我也是在念中學時，因接觸書本與受到學長、同學的影響，才萌發我心中潛存的民族意識。

（二）民族意識

    當時日本人普遍瞧不起台灣人，罵台灣人是「清國奴」，我們則稱日本人爲「狗仔」，日本人念的中學爲「狗仔中」，這種情節就是殖民地的悲哀。基於民族意識，台灣籍學生與日籍學生常常發生衝突，甚至爆發了台南市最大的學生事件。

    當時坐火車通學的學生很多，有台南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即台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的日籍學生與以台灣籍學生爲主的台南二中學生。兩個學校因地緣開係，學生經常衝突。有一次通學途中，日籍學生罵台灣籍學生「清國奴」，而挑起民族對立，最後衝突不斷擴大，演變成集體械鬥。我因母親過世，丁憂在家，沒有參加。我聽說所有的學生甚至日本老師都加入混戰。台南二中的四、五年級學生（當時學制，中學是五年）與工業專門學校的「日本狗仔」正面開打，一、二年級的同學丟石頭助陣。事後，因日籍老師都參與其中，學生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責罰。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年十月，美軍空襲頻頻，本來要念五年的中學，因戰爭的關係改爲四年。我剛從中學畢業，許多同學都被調去當學徒兵，我因身體不好免於徵調。爲躲避空襲，白天我與家人疏散到鄉下海尾的熟識人家，晚上再回家睡覺。

（三）台灣光復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十月，國民政府派六十二軍前來接收，我到火車站去迎接國軍的到來，女學生揮舞著手中的旗子，所有台灣人的歡欣之情，溢於言表。可是沒想到迎接來的國軍綁腿鬆垮，肩挑金鼎鑊，腳著草鞋，像乞丐一樣。原本心情高漲的台灣人看到這一幕，都失望極了，聽說還有騙台灣女孩到上海賣春的事，這如何讓台灣人對外省人有好印象？現在想想，如果當初政府是派青年軍來接收，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的二二八事件了。

（一）認識社會主義

    民國三十五年，我考上師範學院教育系。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學校宣布停課，接著放寒假，我就回台南家。我雖然沒有參與二二八，但目睹且聽了很多有關二二八的事，影響我很大，我不滿國民黨由此而起。

    我的中文程度不好，未考入師院時，雖曾在國語補習班學過三個月，但就讀師範學院時，國語聽力仍有困難，後來才漸漸適應。因爲如此，我在學生時代看的書以日文書居多，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書籍。

    我閱讀的書多借自圖書館，少數是在舊書攤買的，當時這些書都算不得禁書。以前在學校時很照顧我，並常帶我去吃點心的台南二中學長張壁坤，畢業後到上海暨南大學念書，放暑假返台時會來宿舍找我。他可能在上海時就已參加組織，曾借我一本中文書《聯共黨史》。因我中文程度不好，看了也不甚明瞭，於是他又介紹我念其他有關社會主義的日文書，如河上肇的作品。河上肇是京都大學的教授，對馬克思主義研究得很透徹，先後寫了《貧乏物語》、《第二貧乏物語》兩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本來對社會問題沒什麼認識，看過他的作品才知道，因而改變了我對階級觀念的看法，導致我思想左傾。另一本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讀後更讓我對國民黨感到失望。然而這在當時不只我如此，而是很普遍的現象，我與班上同學顏松樹常在一起討論讀社會主義的心得和對時局的看法。有關中國局勢是由報上得知的，當時我們都認爲國民黨很快就會垮台，因此有人建議，屆時要疏散到山上去躲避。顏松樹是新竹人，因爲他的關係，我認識了也是新竹人的台大地質系學生葉雪淳。我們常到葉雪淳家討論，參與討論的還有一位師範學院數學系的林希鵬。我們四人聚在一起討論的時間不固定。我在綠島回來之後才聽說林希鵬在蔡孝乾組織被破獲後晉升爲重整委員。

（二）參加共產黨

    民國三十七年，因爲台南二中的學長（也是我親戚）陳益煥的關係，我認識邱來傳。抗戰期間，邱就讀滿洲國建國大學，當時建國大學的學生畢業後馬上就可當滿洲國的大官，然而邱沒念畢業，戰爭就結束了，他只好回來台灣轉學到台大就讀。邱也是我台南二中的學長，與陳益煥很要好，常來找陳益煥，於是我們常有機會在一起聊天。邱來傳就讀建國大學時就已加入了共產黨，他介紹我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社會主義書籍，這些書在四六事件之後都成了禁書。邱並介紹我入黨，將我的資料拿給另一個也是台南二中畢業的學長陳金目。然而我真正的興趣在文學，我習慣由文學的角度，再通往社會主義理論的世界，因此我雖然加入共產黨，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民國三十八年的四六事件，導因於「三二一腳踏車事件」，原因是台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騎腳踏車雙載，引發警察干涉，甚至打人的事件。一批氣憤填膺的學生遊行到警察局抗議，我獲上級指示，因身分太明顯，不宜參加遊行。四六事件那天，班上住宿的兩、三名同學都被捕，我沒有參加學校社團與遊行，又是在外租房子，因此而逃過一劫。

    四六事件之後，陳金目曾來住處找我，爲我分析當時局勢，我知道他正在發展組織，但我並不知道組織的其他成員，因爲我們從來沒開過會，我也從不過問他這方面的事。同年，我自師範學院畢業後，就到台南新營中學教書。

    民國三十九年，邱來傳遭政府通緝，變裝逃到上海（他在上海待了三十年，改名後取得日本國籍，現在日本定居）。邱到上海後，我改受陳金目領導。有別以往的是，陳多因爲收黨費而來，黨費是收入的千分之一，所以他約一個月來找我一、兩次。我沒發覺有人注意我們，也沒看到在新營這地方有什麼特務走動，因此我沒有任何警覺。陳金目曾一度要我逃跑，但我明知有一天終會被抓走，可是並沒有要逃跑的打算，沒想到這一天竟來得這麼快。

（一）判刑十五年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一日是禮拜天，我一人在學校值日，有兩個警察來學校抓我。警察問我家在哪裡，然後用吉普車先載我至家中，將我的書籍沒收，再送我至台南的警察局。沒收的書包括一套日文版的世界文學叢書與日文的社會主義書籍。

    我於上午在學校被捕，送往新營警察局羈押，下午隨即送到台南警察局，在這裡遇到一位文學少女黃采薇。隨後又被送往高雄警察局，遇到張碧江（張壁坤的弟弟）。被拘押了五、六天，其間只提審一次，就是要我承認我是共產黨。我很乾脆的承認，並自願蓋印，因爲我認爲死也好，沒什麼好留戀，總之不過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罷了。

    後來我直接被送往台北刑警總隊，第二天就被移送位於太平盯高砂鐵工廠的保密局，審問一次後，在這裡待了三個月。牢房內人滿爲患，一間牢房關有二、三十人，我與也是台南二中畢業的紀經俊同房。

    三個月後送軍法處，軍法處人更多，一間牢房關了三十五人，要輪流用毯子搧風，空氣才能流通。在軍法處待了兩，三個月，其間只有提審一次。被捕後的審問，問話內容都差不多，我也都一一承認，也因此少受了許多皮肉之苦。我在軍法處曾跟幾個流氓同房，那些無惡不作的流氓知道我是思想犯後，反倒都豎起大拇指表示稱讚。在軍法處是最後一次審問，然後就被送到新店戲院改成的軍法處分處。沒多久，軍法官便來到此，

   將我們同案的人召集起來，當衆宣判。我獲知被判十五年後，又轉送至台北軍法處旁的軍人監獄，到此才接獲判決書。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被遣送至綠島。

（二）移送綠島

    我是第一批去綠島的新生之一，被編在第五隊，學委會案的人多半在此隊，少數在第三隊。五隊人數最多的時候有兩百多人，要交叉著睡，即我們的頭與腳要互相交錯才睡得下。

    剛到綠島時，新生訓導處採一天勞動，一天上課的制度。分配兩人一組從南寮將補給品挑到新生訓導處的營舍，我與蘇友鵬同在一組。此外，所謂上課就是要將我們洗腦，然而他說他的，我仍是有我自己的想法，不容改變。從小就有人說我很頑固，不容易被人左右，但我也不批評上課的內容，小組討論時盡量不發言，做消極的抵抗。到最後，指導員只好叫我去教不識字的人國語，我僅教了一年。生產班成立了之後，我又被派去種菜與養火雞。

    新生訓導處曾舉辦一些表演活動，我對有名的舞蹈家蔡瑞月的表演印象深刻。綠島四周環海，天氣又熱，趁午睡時間到海邊游泳抓龍蝦，也是我的娛樂之一。綠島的自由是除了例常的上課、勞動外，剩餘時間可看書做自己的事。書由台灣寄來，但要通過新生訓導處的審查。我通常請家人寄日文版的醫學或歷史的書給我，然而審書也並不是很嚴格，有一次家人寄一本《九國革命史》，沒想到竟也通過審查，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父親曾想到綠島看我，後來因故未能成行，但妹妹曾來看過我。我身在囚籠，唯一一件深以爲憾的事是無法隨侍在父母身邊。而且在綠島的生活還要靠父母寄錢與東西來周濟。唉！真是情何以堪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