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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我出生於宜蘭。當時宜蘭並無中學，只有宜蘭農林，父親爲我們日後教育計，在我出生後不久全家即般至台北。我最早的記憶是從六歲開始，那時候父親經常帶我到舅舅蔣渭水先生所創辦的民衆黨黨部（位於台北市天水路某合作社樓上）開會。舅舅當時正從事抗日運動，父親與母親對此均十分支持，但鑒於無法參與實際行動，便將家裡所有財產拿來支援舅舅。六歲時印象最深刻之事是參加舅舅的葬礼，當天參加公祭者衆多，場面十分熱鬧。我記得公祭地點是在迪化街永樂劇場，當舅舅的靈柩自迪化街與長安西路交叉口行進至圓環時，後面的送葬隊伍仍在永樂劇場裡。

    小學時我就讀於日新國小，中学则考取台北二中（即今成功中學）。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我自二中畢業後考進高等學校，剧當時的高等學校即在今師範大學內。以學生人數來說，今日師大有上萬學生就讀，但當時的高等學校全校只有五百名學生，可見要考上十分不容易，據我所知，全省有很多中學甚至從沒有一人考上過。

    我在高等學校攻讀理科，主要目的在於逃避兵役，因當時文科學生畢業後要當兵，理科學生畢業後則毋須當兵。我在高等學校就讀了一年後（未畢業），因戰事緊張，還是被徵調入伍，曾在台北大屯山當兵半年，服役中曾因飲用不潔山水染上瘧疾，燒到四十二度，差一點送命。之後我被送下山住院，兩、三個月後台灣光復，我離開醫院回家調養，家父以中藥—犀牛角將我治癒，算是曾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當年高等學校畢業生，畢業後均不願進入台灣大學就讀，因爲當時的台大比不上日本東大、京大等，伹像我們這些人，因家中無法負擔出國學費，光復後我接受安排，免試進入台灣大學就讀。我在高等學校攻讀理科，故進台大後分發入醫學院就讀。我在醫學院期間，因接受馬克思主義洗禮，時常參與課外活動而曠課頻頻，讀了一陣子後，便因曠課太多趕不上課業進度，決定轉系至法學院。當時要由醫學院轉至法學院十分容易，但若想由其他科系轉入醫學院，則完全不可能。

    我在大三時認識了現任總統李登輝，那時他已與曾文惠交往許久，他們都是出身小基隆（按：三芝）望族的有錢人家。記得當時曾文惠在台北的家，就位於南京西路徐外科對面的巷子裡，她的兩個弟弟也是念台北二中，其中一位曾永跟我交情很好。日據時代日本政府提倡皇民化運動，要台灣人把姓氏改爲日本姓，當時曾永也響應此舉，政姓爲「曾山」。光復後，詹世平（後政名吳國泰，爲同案之一）【析世鑒：吳國泰即吳克泰。】在曾文惠家教國語，我與李登輝、曾文惠及另一名台大同學許昭然，都受教於他。

    日據時代台灣人時常被日本人欺負，因此光復之初，台灣人民熱烈歡迎國民黨軍隊來台。豈料他們來台後，對台灣人的態度比日本人還壞。加上當時社會動亂，物價一日數變，早上買的東西，到了晚上價錢就漲了。例如早上買一包香菸，晚上想再買到一樣的香菸價錢要加倍。老百姓也很會做生意，事先買了幾條香菸囤積居奇，晚幾天再賣出，便可獲得一筆不少的利潤，雖然把東西賣出之後物價仍繼續上漲，但總是虧得少一點。

    台灣當時人口僅六百萬，失業人口卻佔了一百萬，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民真已到了沒飯吃的地步。年輕的我，十分具正義慼，對於這些事情真是看不過去，想另尋出路。於是我開始在舅舅家裡的小圖書館裡找馬克思主義的日文書籍來看，覺得那真是一種理想的主義。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中國大陸上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爲蔡孝乾，副主任委員則爲陳澤民。同年，我在台北二中同窗吳國泰的介紹下，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據我了解，姐夫鍾浩東參加共產黨，也是經由吳國泰的介紹。我的一些朋友，只要有些正義三感，大都選擇和我一樣走上這條路，我們加入共產黨並不完全是爲了信仰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對社會狀況不滿所致。

    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使台灣地區共產黨員從初約七十人擴增至四百人，到三十八年底更增至約九百餘名。由於對國民黨們失望，我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大陸的共產黨上，當時他們對人民的生活十分照顧。

    上級黨部有時會發一些文件給我。記得有一回我收到一包文件，看在搭乘公車時將其放在身上，公車上的扒手可能以爲是錢，便將它扒走。文件遺失後，我非常緊張，立即將此事報告上級，上級表示沒關係，也許扒手看不懂文件便會將其丟棄，所幸日後也沒發生什麼事。

    由於過去我曾念過高等學校，程度算是很好，因此在台大就讀一年級時（民國三十六年），我同時也在基隆中學擔任正式教員達一年半，教的是英文與數學，也曾擔任導師。當時姐夫鍾浩東校長爲我安排每週一、三、六至基中上課，每日六小時，一週共計十八小時的課，其它的時間則在台大讀書。

    我在基中時，與教務主任方弢十分接近，他是個很好的人，他的太太張奕明則十分能幹。姐夫鍾校長平常多半講台語與客家話，在公開場合則說國語。他在基中擔任校長時，時常台北、基隆兩地跑，姐姐和姐夫來台北時都住我家，當時我住在寧夏路上，房子很大，約有五十多坪。

    升上台大二年級後，我開始專心讀書，在基中上課的時數漸少。我常與台大校園裡的共黨同志討論馬克思思想，大三以後又組織讀書會，網羅了同班同學許遠東等人加入。當時台大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林榮勳（亦爲高等學校畢業）也參與我的讀書會，讀書會成員總共約有五至六人。

    我在台大的共黨組織裡擔任小組長，底下的組員包括吳振祥、鄭舜茂、許遠東及林添財。我與吳、鄭、許等人當時都是大三學生，林則爲大一新生，是我將林吸收入組織的，其他人並不知情，故林添財與我較熟，與其他人根本沒有接觸。

    我們台大的組織事實上與「光明報案」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會」一點關係也無，只是大家都心裡有數，明白對方是共黨同志。那時候，我們只要一看外表及態度就會曉得某人是否爲本黨同志，十分奇妙。

    我之所以被捕，與台大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林榮勳有關。當時國民黨特務一直不曉得還有其他的共產黨員，只是不斷跟監、注意林榮勳的行蹤。

    有一回我與林榮勳、詹照光、吳振祥等人到南部旅行，住在台大學生自治聯合會副主席孫居清的高雄家中。孫的家境十分富裕，家裡擁有魚塭，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每天都出海去玩。有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在一起打麻將，孰料特務竟跑來抓人，剛開始時我們還以爲是打麻將犯了法，隨後才知道真正原因。我後來了解，我們下南部的當天早上林榮勳去理髮，當時國民黨特務也跟在一旁理髮。據說他們本來就打算在當天晚上逮捅林榮勳，沒想到那天我們大夥兒跑到南部去，幾天後五個人便一起在南部落網。

    在藍博洲《幌馬車之歌》一書中，我姐姐蔣碧玉表示，我是因王明德將《光明報》寄給女友，事跡敗露，而與同志逃至南部孫居清家避風頭，這與我的記憶有些差距。我記得被抓的那天晚上，林榮勳與孫居清都被以手銬銬走，我則是被以繩子捆住雙手，並未戴上手銬。高雄的刑警還告訴我：「你涉案程度較輕，大概明天即可釋放。他們兩個（按：指林與孫）則會被送到台北。」豈料第二天，我也一起被送到台北，同樣的還是以繩子捆住雙手，林與孫還是戴手銬。高雄那名刑警的說法，讓我一直很安心，心想沒幾天便可獲釋，豈料到了台北保密局，當天晚上我卻成了主犯，原來王明德已經被捕，在刑訊時供出我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被提訊，訊問者問道：「你認不認識王明德？」我說「認識。」他便說：「你是共產黨！」其實王明德或許曾經參加過讀書會，但他根本不是共黨組織裡的人。我與他的認識，也是透過他家對面一位具左傾思想醫生的兒子，我們之間根本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於是我表示：「我跟王明德根本沒什麼關係，他是胡說八道的。」

    成爲主犯的當天晚上，我便遭到刑求。他們要我躺在一張寬長凳上，用繩子將我全身綑綁，讓我動彈不得。之後，一名打手拿了一條布來纏住我的大腿，以拳頭朝向我的大腿用力捶擊。當年我僅二十四歲，認爲自己年輕禁得起考驗，加上那時我認爲他們就是因爲沒證據才要打我，刑求過程好比我與打手兩人的耐力賽，誰先倒下誰便認輸，於是我決心忍耐，任由他打，打了一個小時，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他們發現我竟願意接受這樣的刑求而不願承認罪名，認爲我可能真的不是共產黨員，便將我飭回。雖然刑求的結果並沒造成明顯外傷，然而那一天回到牢房後，我整整失禁兩天，無法正常排泄，躺在牢房裡一動也不能動。出獄後，我曾在公車上遇到那名打手，他長得一副乖乖的樣子，剃著光頭，身材胖胖的，很像卡通人物，易於辨認。

    遭刑求後的第三天，他們又把我提出去。老實說，我當時實在有點害怕。他們一見到我便說：「不要囉嗦了，你一定是共產黨。」我没有回答。他們又問：「你認不認識吳振祥？」我答稱：「他是我同學。」他們便說：「他什麼都講出來了。」我說：「他爲什麼會講呢？」他們答：「你不相信嗎？他的口供在這裡。」我看了吳振祥的口供後，才發現他連許遠東都供出來了。於是他們接著說：「吳振祥說你是小組長。」我沒辦法，只好承認了。吳振祥並不認識鄭舜茂，但他供出許遠東，也知道除他之外，在我底下另有兩名組員。於是，我與林榮勳、孫居清、吳振祥、許遠東及鄭舜茂等六人，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部被抓。但我沒有供出林添財，因爲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知道他的共產黨員身份。我出獄後曾去找過林添財，他頻頻向我道謝，感謝我没有供出他的名字。不過林這個人也很奇怪，我們被抓後他並未離開台大，似乎一點都不害怕，還一直念到法學院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