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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意識茁壯

    我出生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是高雄縣六龜鄉人。六龜公學校畢業後，到旗山念了一年高等科，然後就去日本留學。父親務農，自家有田，他在我幼年時就買了兩甲地給我，故我留日的經費來源，就是那些田租。家裡三代同堂，我十三歲時父親過世，我們兄弟姊妹六人，便由母親及祖父母撫養長大。

    我家祖先是來自廣東陸豐的客家人，祖父是移民來台的第四代，自小務農。我幼時處於日據時代，記得他常告訴我，台灣雖被日本佔領，但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民族，語言、文化方面都不相同，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叮嚀我絕不可忘本。因爲他的影響，所以我的民族意識及國家認同，從小便開始萌芽、茁壯。七七事變時我正在日本，透過電影，我第一次看到大陸那裡的同胞。我仔細觀察，發現他們的長相、所穿的衣服，都與台灣人差不多，因此讓我更瞭解自己是中國人，而非日本人。在台灣遭受日本殖民地式的統治時，強烈的民族自覺，使我迫切渴望台灣能早日回到祖國懷抱，人民也可以及早恢復中國人的身分。

（二）負笈日本

    九歲之時，我在家鄉看到日本人所建的水力發電廠，覺得非常雄偉壯觀，尤其每當夜晚來臨，藩界和電廠周圍的大地，似乎都亮了起來，因而激起我學習機械的念頭。我們旗山郡的幾個公學校，在我快畢業時，聯合舉辦一個到日本的畢業旅行。十四天的旅程，讓我對日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爲上述原因，加上日據時代日本人限制台灣人進入好學校讀書，如一班四十人，只能有五個台灣人，即使入學考通過，也不見得可順利入學。爲了完成繼續求學的理想，於是讀了一年旗山高等科後，我便決定赴日留學。

    我十五歲來到日本，在東京念芝埔高等工業學校。那時正值第二次大戰期間，許多青年都被徵召入伍，日本政府也多次找上門來，要我去當兵。爲了躲避他們，我不斷搬家，因爲我不願用槍去對抗自己的同胞。可能因我一直逃避當兵，有位日本同學便罵我「清國奴」。我氣不過，衝上去打他，但其他日本學生見狀，紛紛幫他，於是四十多個人打我一個。即使慘被修理，我還是不屈服，還大聲詛咒他們日本人不會得意太久。

    留日第六年，東京大轟炸燒毀了我學校的宿舍，也銷毀了我全部的家當，那時家裡也不再寄錢來，因此我可說是一無所有。後來只好利用身上僅剩的一點錢，買了一張北上的車票，懷著走一步算一步的情，漫無目的地前往北部，試圖找尋契機。幸運地來到了一個小鎮，在那裡待了七、八個月，這段期間都是幫人做工，以養活自己。後來我又回到學校，繼續未完的學業。民國卅四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日本投降，當我聽到台灣終於可以回歸祖國的懷抱時，那種心裡雀躍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我懷著興奮、期盼的心情，努力完成學業，爲的是能儘速回到夢想已久的祖國。雖然日本有較好的求學機會，且當時我也已有一要好女友，但內心對祖國的憧憬，卻使我毅然決定放下這一切，揮別生活七年之久的日本，於民國卅五年二月，收拾行囊返鄉。

（三）返抵國門

    我從東京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到九州的鹿兒島，然後乘坐專門運送台灣人回台的日本運輸艦，同船兩百多人，直駛台灣基隆。還不到基隆港，我們就看到岸上早已布滿歡迎的人群。負責迎接我們的官兵，升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帶我們唱國歌。包括我在內，船上許多人都不會唱，但因爲內心澎湃，也都跟著哼唱，場面相當感人。

    我們待在船上等辦手續入境的時候，看到碼頭邊有個女販在賣香蕉，可能是太久沒有吃到家鄉香蕉的關係，很多剛抵台的人便一窝蜂地爭相搶購。因爲秩序頗爲混亂，離攤子不遠的一個士兵看到，竟不顧人命安全，一把刺刀就往人群裡刺，剛好將一位女顧客身上刺了個洞，血流如注。本來對祖國充滿期盼的我，親眼目睹此種慘狀，心便涼了一截，心想這就是祖國的官兵嗎？那祖國是什麼樣子？至此心中懷抱的希望已大打折扣。但我仍然安慰自己說，那些官兵可能是因打仗多年，身心俱疲，紀律難免有些混亂，而且不好的只是少數官兵而已，其他官兵並非如此。

（四）北上工作

    回國後，我先安頓在六龜家鄉．戰後民生經濟凋敞，有半年之久我都找不到工作，閒得只好天天去釣魚打發時間。後來在報紙上看到台北有家台達化學公司在招考技術人員。那時我剛好台北有位朋友，他叫傅慶華，在台灣電力公司工作，是我的同鄉，我們是公學校聯合畢業旅行時認識的。於是我便北上，借住他住處，並在他的陪同下，前去投考。那次去應考的共有兩百多人，學歷比我高、念的學校比我好的人也爲數甚多，因此我並未抱著很大的希望。考完後，主考官表示要等一個星期，才會放榜通知。等放榜的期間，我都住在傅慶華家裡，但一直等了十天，都沒有接到通知．後來我實在等不及了，便直接跑到台達公司詢問，一問之下才知我竟是榜首。公司的主管見我欣喜若狂，竟告訴我還沒到工廠去看過，不要高興得太早，當場被潑了一盆冷水。

    原來該工廠主要是製造瀝青，不但氣味難聞，且位於大安區的三張犂附近。那時大安區很多地方都尚未開發，交通非常不便，我們坐了許久的車，好不容易才到達。到了那裡一看，滿眼望去都是稻田，我們的工廠正好坐落在這荒山野地間。參觀完後，我有些失望，心想那工廠雖然不大，又常要面對煤炭火爐，能發揮我機械專長的機會其實很少，但若回六龜鄉下，豈不更沒發展? 權衡之後，我仍決定留在那裡工作。

（一）第六機廠記事

    來台北工作三個多月後，我遇見一位留日時認識的朋友。那時他在台灣鋼鐵機械公司松山第六機廠當會計主任。閒聊當中，我談到以我的機械出身背景，待在那家化學公司實在沒有發展，知道我的情況後，他便引薦我到他服務的松山第六機廠工作。我轉到第六機廠沒多久，傅慶華告訴我說厭倦了台電的工作，也想來第六機廠，於是我便介紹他進來。

    當時第六機廠的工作採包工制，工人的薪水都取決於包工頭，拿錢還得看工頭臉色；而工頭除了任意左右工資，也常設法從中圖利，很多錢都不明不白落入自己的口袋。我與傅慶華實在看不过去，認爲廠方給薪欠缺制度，勞工的權益嚴重被剝削，非常不公平，於是便想聯合其他同事，向廠長反映，建議工資能改由廠方直接發給工人，而不要透過工頭。幾個工頭知道消息後，便來向我們施壓，後來竟引發衝突，雙方打起架來。當時的廠長是何得宣少將，他是留德的工學博士，不僅教育程度高，也算是個明理的人。當他知道員工对这种给薪方式的不滿後，便大刀闊斧，廠裡從此廢除包工制，改由廠方直接發薪。

（二）熱血青年

    或許因爲那時的社會風氣較爲保守，很多人遇到不合理的情况，都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像我們這種爲護衛己身權益勇敢站出来的人，就容易被某些人視爲是思想左傾、蠱惑煽動別人的異議分子。其實我們只是出於關心別人、維護公平正義的心理，像傅慶華，他就是一個熱心，有正義感的年輕人。可能與他接觸的環境有關，他的思想就顯得較爲前衛、先進，常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觀察及想法。我們是自小一起長大的好友，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環境、前途等都很關心，常會在一起交換意見。如當時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我們都認爲那並非人民存心造反、搗亂，乃是當權的政府過於腐化，使人民蒙受不公平的待遇，導致對政府的希望破滅，不得不起來反抗的結果。傅慶華常說，台灣處在這麼艱苦的環境裡，實在需要一個清廉、進步的新政府，才能使國家強盛，對他的見解我頗認同。

    我在日據時期受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留日時也讀過一些社會主義的書。對於社會主義所勾勒出的理想國家景況，我認爲是改善當時混亂之台灣社會的一種選擇。我們同案這些人被控是共產黨而被捕，其實我認爲社會主義思想並沒有錯，民生主義及英美等國的國家政策裡，都採用了若干社會主義的主張。況且我們當時對共產黨並非有深入的瞭解，乃是基於年輕人愛國、救國的情操與熱忱，把它視作能拯救中國的一個政黨，爲了使國家強盛繁榮，國民黨政府不好，爲何不能由另一個政黨來執政？而且當時共產黨比起國民黨，更讓人覺得清廉、公義、有紀律，更可以帶給百姓幸福。

    我認爲我們之所以被抓，並非是本身的思想及意識型態有錯，乃是國共政爭之下的犧牲品。國民黨在這場政權爭奪戰中鬥敗，撤退來台後爲鞏固權力，所以不惜一切手段清除異己，不容任何會威脅其政權的人及組織存在。但若換個角度思想，如果當時贏的是國民黨，相信局勢的演變便不致如此。

    常與我們在一起談論的還有詹溪川，他與傅慶華都在機械部門，案發後也一同被捕。至於另一個同案張萬枝，是傅慶華的朋友，我並不認識，是一起關在綠島時才較熟識。他因牽涉另一個案件，後來被槍決。

    民國卅九年初，官方破獲共黨台北市工委會案，傅慶華可能因認識當中某些人，怕被株連，於是便辭去第六機廠的工作，開始四處躲藏。到了同年七月間，傅慶華怕我也被連累，所以偕我一同逃亡。我因聽聞國民黨政府對共黨分子趕盡殺絕的過程，非常害怕，故到九月我便離職，與傅慶華一起東躲西藏，後來躲到他美濃竹頭角的家裡。同年十二月卅一日凌晨四、五點，正當我們在他家熟睡時，突然闖進幾個大漢，將我們從睡夢中逮補。

    我們先被帶至旗山，再送到鳳山的保安司令部分部，然後送往今台北西門叮獅子林附近的東本願寺。到東本願寺後，我與傅慶華都被關在獨居房裡。我聽說一般人犯都是很多人關在一起，關在獨居房的都是觸犯重罪的人，當時實在很害怕自己會死路一條。

    在那裡我只被訊問過一次，那次偵訊人員告訴我案子已很明朗，要我在已寫好的自白書上簽名、蓋手印。他們幾個彪形大漢擺開架式．站在我面前，那股可怕的氣勢實在凌人，我怕不從會被刑求，只好照他們所說的做。翌年三月底，我們被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四月廿四日傅慶華就被槍斃了，我則被判十二年。五月初我先被送到內湖的新生總隊，同月中旬被送往基隆碼頭，兩人成雙銬在一起，乘坐登陸艇前往綠島，同行的人犯約五、六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