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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正月五日出生於台北，有三兄弟，我排行老二。父親是教員，後來擔任校長。哥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初服務於台大醫院，後自行開業。弟弟到日本唸醫科，畢業後留日懸壺濟世。我台北州立太平公學校畢業後，考上台北第二師範。日據時代，第二師範只收男學生，大都是日本人，台灣子弟很少。我那一屆只有十個左右，在校常常被欺負，畢業後的出路也是差別待遇，如日本人中學畢業在台當教員，領的薪水多出台灣人六成，種種不平等待遇及民族意識，醞釀了反日情緒，這也是被殖民者的悲哀。

    我第二師範畢業後，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分發到七堵教書，教了一年，台灣光復後，調回台北中山國小。好不容易日本人走了，大家滿懷歡欣回到祖國懷抱，我也帶了中山國小的學生到機場，引頸企盼陳儀長官的到來，但接了兩、三次都落空。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以後，國民政府文武官員陸續到台灣接收，因弊病百出，社會問題也一一浮現。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九日，我到中山堂觀賞宋非我，簡國賢的「聖峰演劇研究會」獨幕劇《壁》的發表會。下午第一場有三分之二席位的觀衆，到了晚場就爆滿了，連續三天，場場爆滿，造成很大的轟動。《壁》的內容主要是反映光復後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實況。當時大家普遍不滿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後衍生的社會問題。

    三十五年九月，我考上師範學院史地系，三十六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二月二十九日，我在羅斯福路等車回家，等了一個多鐘頭不見車子來，我擬步行回家，行經公賣局附近，見到憤怒的群衆正焚燒公賣局的菸酒洩憤。接著群衆轉移陣地，並有鑼鼓隊助陣，我也跟著走，到了新公園，群衆進到電台廣播說：阿山打死我們台灣人，大概廣播了十五分鐘左右，接著湧向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現址）。當時，剛光復不久，失業的人很多，滿街充斥著無所事事的人，因此遊行隊伍集結的很快。到了行政長官公署，已是人潮洶湧，萬頭鑽動了。不久，就聽到機關槍掃射的槍聲。我機警的躲在茄苳樹後面，此時，有輛插著旗幟的美軍吉普車路過，有位約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攔下吉普車，推進去載罹難者的屍體。

    接著群衆見到外省人就打，我在台北車站看到一年約六十歲、穿長衫的外省人挨打而跪地求饒，經人勸阻後才罷手。走到北門近延平北路二段太平町附近，見到有位著日本軍褲的年輕人挨揍躺臥溝旁。

    我也親耳聽到女醫生謝娥在廣播中說二二八事件，行政長官公署前的罹難者不是被槍打死，而是被群衆踩死的，因她所言不實，引起公憤，她的醫院遭憤怒群衆將衣物、傢俱等搬出焚燬。事後聽說陳儀付了她一百萬的賠償。

    二二八事件受害的人太多了，我中山國小的同事，穿戴光鮮考究出門，結果全被剝光。歷經此事件後，大家對政府的作爲感到失望與不滿。

    目睹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對時局感到憂心仲忡，對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政策也不認同。爲了了解局勢，研究大陸情況，在師範學院期間，我加入讀書會。在讀書會所謂以《觀察》、《展望》等類雜誌爲主，這些雜誌對國內內戰的情況報導、分析得很詳細，很受大家歡迎。三十六年五月，我介紹邱奎壁、黃昆彬加入讀書會。某次因事先未通

   知讀書會，我逕自帶黃昆彬與會，會裡的人不高興，他感到不受歡迎，就沒再去了。後來他師院畢業後，考上律師；邱奎壁念英語系，四六事件被捕。我參與讀書會僅兩次，同年八月，我通過台灣省高級中學教員檢定音樂科試用教員及格後，三十七年二月休學，任教士林初中，就離開師範學院，此後與讀書會就毫無瓜葛。三十八年，我改任三重國小教師，同年十月，取得正式合格教員資格。

    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中午，我正準備午餐時，兩個便衣特務到三重國小宿舍逮捕我。被帶走之前，我要求將學生作業簿移交同事後再跟他們走，兩個特務也同意。之後我被帶上吉普車，上車後，特務要我頭往下低，不准看外面。

    我被移送保密局南所後，被關在地下室獨房，這個獨房可能以前關過許丙，牆上運留有許丙的大名。我被推進獨房，裡面擠滿了二十幾個人，一位剛被刑求，聽說被灌尿和石灰的難友，平躺在地板上不能動彈，他一個人就佔去很大位置，其他人被迫蜷曲四肢縮成一團，苦不堪言。除擁擠不堪外，空氣污濁，令人有窒息的感覺。我勉強擠到小窗口，張口吸氣，維持清醒。

    牢房不但擁擠，空氣污濁，蝨子更是猖獗，抓下勝抓，我的肚皮被咬得傷痕纍纍。在這樣的黑牢中等待提訊，簡直度日如年。提訊時，特務問我有沒有參加共產黨，我立即回答有。當時我們心目中認爲共產黨是打敗國民黨的，毛澤東是救星，蘇俄革命也成功了，在日本反對帝國主義的也是共產黨。年輕人單純的腦袋裡，充滿對共產主義美好的幻想，根本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所以他一問，我立刻回答有。他又問我有沒有宣誓，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宣誓，而且事實上也不曾宣誓，只好回答說沒有。說來慚愧，那時候並未真正了解共產主義，只是基於熱情與正義感，不滿國民黨的腐敗，認爲共產黨也沒什麼不好。

    在保密局南所同房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孫中山的秘書，姓伍，名字記不得了，將近九十歲，滿頭白髮，對我們誇耀中國的第一架飛機是他買的。還有位「抓耙仔」也混在我們當中，他不時咒罵：「他媽的，關了九個月還不放人。」據說是強姦罪被關進來的，我倒認爲是派來監視我們的。孫中山的秘書伍先生，因身分特殊，經常有外面送進來給他的食物，因牢房太擁擠，他將食物擺在走道，這個「抓耙仔」常趁伍先生如廁時偷吃他的東西。

    保密局南所後來因爲人滿爲患，我們被移送設在高砂鐵工廠的北所。當時案子重大的仍留在南所。高砂鐵工廠原是辜家產業，辜岳甫遺霜辜顏碧霞因資助掩護涉鹿窟案的親共文學家呂赫若而遭沒收，並被判了七年徒刑，她也被關在自家鐵工廠的牢房。這裡的牢房比較大，可以躺著睡覺，我撿了個小罐子當枕頭。同牢房有二十一個人，但不論人數多寡，每個牢房給菜份量一律相同，早餐是稀飯及五、六粒花生米，中、晚餐是乾飯與冬瓜湯或是鹹菜炒豆芽，飲食很差，大家普遍營養不良。

    我在高砂鐵工廠待了將近三個月，又被移送軍法處看守所。

    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我又被移送軍法處。在軍法處我與張國雄同房，他畢業於東京帝大，很優秀，家庭環境極優渥，被關進牢房，竟跪著擦污穢的地板。以前在外面，他都自稱姓陳，讀書會介紹他當我的指導，我並不知道他的真名。當時年少，渾然不知事態的複雜，我與他同房，聊天才知道他是被李水井（學委會案案首，後被槍斃）牽扯出來的，我可能亦被扯在內。

    在軍法處看守所時，同案郭琇琮透過外役曾寄來三支香煙，我收到時，怎麼也想不起這個人是誰。他讀台北帝大醫學部時，是家兄的學長，高約一兩屆，有次我替大哥轉交東西給他，亦僅一面之緣，以後也不記得他的名字。另一同案謝桂林醫生亦被關在軍法處，據說他被捕押上三輪車時，半途中，以柔道將押解的特務摔落路邊溝渠，鬧大了事情，結果三、四個特務圍上來對付他一人。他是借錢資助別人而被捕，如果不是將押解的人摔落溝渠，可能不致於被槍斃。

    軍法處的伙食也很差，有一天，菜餚忽然特別豐盛，原來是要槍斃吳石，1吳石曾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大概是我們到軍法處的三、四天後被處決。

    在軍法處待了一個月後，開過一次庭，同案十五人被判死刑後，我們其餘三十七人於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判決，其中判十五年徒刑的四人，十四年徒刑的兩人，十二年徒刑的八人，十年徒刑的十七人，五年徒刑的五人，一年徒刑一人。我被以「供認參加叛亂組織，並介紹他人加入」的罪名，判刑十二年，褫奪公權七年。其實我只參加兩次讀書會，雖介紹邱奎壁、黃昆彬參加讀書會，黃昆彬後來退出並沒加入。有關讀書會的名單可能是李水井交出來的。只因爲讀書會被認爲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竟被認定是參加並介紹他人加入叛亂組織，而判我十二年徒刑。

    判刑之後，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移送軍法處軍人監獄。在此已可以會面，母親來看我，我被捕之前，她還滿頭鳥髮，才沒幾個月，再次見面，深濃的青絲一夕全白。乍見之下，我禁不住淚漣漣，自己被抓，雖然無奈，但是令父母憂心垂淚，更讓我痛心愧對雙親。

    我在軍人監獄待了將近半年後，又被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

    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我們半夜行動，兩人一組銬一手銬，十人綁成一列，蹣跚步行到樺山貨運站，坐貨車到基隆，再搭登陸艇到綠島。在綠島，我被編到第五隊。感訓期間，最初是上午上課，下午勞動，以後改爲一天上課，一天勞動，生活有如集中營一般。

    感訓內容不外是思想改造與勞動。思想改造是透過訓話、政治課、小組討論來洗腦。課程內容有領袖言行、國父遺教，中國之命運、國際現勢、毛澤東理論批判、共匪暴行、蘇俄侵華史等等。上課內容與小組討論發言都是千篇一律的教條，比較特殊的教官是洪國式，他學養很好，講課有一套，如匪黨理論批判、蘇俄侵華史，很受歡迎。而

   其他教官上的政治課則索然無味，但強迫洗腦，非得上不可。洪國式被調回台灣後，聽說被暗殺。勞動方面就是到南寮扛補給品、上山砍柴、到海邊扛石頭蓋克難房、砌圍牆等等。

    我因懂得編曲，在綠島參加樂隊，擔任編曲與樂隊指揮，樂隊成員有林烈臣（洋簫、薩克斯風、小喇叭手）、張晃昇（大小鼓手，吉他）、李錦榮、鄭慶龍、張振騰、梅濟民（均爲小喇叭手）、蘇友鵬、王任（均爲小提琴手）、王嵩岳（中音喇叭）、曾文華（中低音喇叭）、衛德全（洋簫）、李金水（薩克斯風）、林恩魁（伸縮喇叭）、林榮輝（大鼓手）等，如有表演需要伴奏或是演奏就要排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