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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彰化，有三個兄弟，我排行老二。國小畢業後，考上台中高工。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代，面對日本人的歧視以及不平等待遇，我們深刻體驗了殖民地人民的悲哀。潛沉的民族意識，暗潮洶湧，反日、抗日時有所聞。二次大戰後，台灣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大家滿懷歡欣，對祖國充滿盼望。但因整個台灣受到戰火的摧殘，生產停頓，物資缺乏，復員工作不易推行。當時派來台灣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做事蠻橫，貪婪成性，給人民帶來極大困擾，形成民間一股怨氣，而爆發二二八事件。

    事件爆發後，政府以屠殺手段鎮壓，在高壓之下，學風一向開放的延平學院也被迫關校。我台中高工畢業後，原本考上延平學院，面臨失學困境下，民國三十七年，我再投考師範學院，考上教育系。

    當時國共雙方正在大陸進行內戰，形勢漸漸不利於國民政府。面對政府的腐敗，以及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殘酷的鎮壓，多數人以及知識青年對祖國懷抱的希望幻滅，轉而對共產黨產生幻想，另尋思想的出路，開始探討社會主義的人道精神和真理信仰。我就讀師範學院期間，社團很活潑，在「四六事件」還未發生時，學校走廊兩邊的壁報上常常貼滿稿子，半個月換一次，共有二十四面，稱爲「民主走廊」。當時全球的風氣，也正是學生帶頭搞社會主義、鬧學潮的時候。在當時，凡是有血氣的青年都如此，罔論我們？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如台灣大學的郭璘琮、吳克泰、陳錢潮、王子英，法商學院的陳炳基，師範學院的朱商彝（朱實）、陳金目，延平學院的葉紀東等等，都是領導學運的要角。

    由於學生長期以來對政府施政及內戰的不滿，三十八年四月六日發生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雖然起因於三月十九日台大師院學生腳踏車雙載，遭警察取締，雙方發生衝突，警察毆打學生而引起，實際上卻是上述因素衍發的。三月二十日，台大與師院學生發動包圍第四分局，要求警方道歉，二十一日並組織抗議隊伍，從罗斯福路出發，經南昌街，一路走，一面喊：「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抗議警察無理打人」等口號；沿途唱<團結就是力量>，走到中山堂旁的警察局示威、遞抗議書，最後局長出面道歉了事。

    接著北部大、中學生很快的串聯起來，而於三月二十九日晚間，舉行盛大的「台北市大、中學生聯合會」營火晚會，有台大、師院、建中、成功、北一女等學生加入，遠在中南部的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也派代表參加。當天並決定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饑餓、反迫害」爲口號。三十七年大陸南京學潮，學生也喊出「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1 國民黨當局懷疑有共黨學生介入活動。省主席陳誠即指示，要嚴加清查台灣校園內潛伏的「共黨」分子。

    四月五日，展開逮捕行動，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被特務誘捕後僥倖逃脫。消息傳出後，校園內一片嘩然。當天晚上，台大和師院兩校的自治會幹部在師院男生餐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應變措施。當時陳誠抓人的風聲已遍傳，學生決議抵抗到底。於是宿舍住校生共兩百多名，都集中到北棟宿舍樓上，並將餐廳所有椅子、碗筷搬到樓上，以備抵抗用，同時以桌椅堵住二樓的通道。

    到了半夜，也就是四月六日的凌晨，有好幾輛大卡車載著警備總司令部的軍警，開進宿舍北樓旁邊的空地，將男生宿舍重重包圍，四周街道都戒嚴封閉。雙方樓上、樓下對峙互相喊話，大家在教育系二年級同學章志光帶動下，徹夜高唱<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跌倒算什麼>、<光明讚>等歌曲。代理院長謝東閔也出面以台語對我們喊話，叫我們不要被人煽動利用。軍警則堅持要我們交出名列拘捕名單中的周慎源、鄭鴻溪、朱商彝、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等人。我們不爲所動，警備總司令部的排長張開泰沉不住氣，對空鳴槍，情勢突然高升。黎明時，軍方硬闖衝到樓上，大家手無寸鐵束手就縛，被捕的學生共有兩百多名，我也名列其中。

    我們被抓後，關在營房約五天，每天放封一兩次，出去打打籃球。

    後來經過偵訊後，除少數有問題者外，大多數同學均由各系教授分別交保釋放，有的交由家長領回。我們班上本來有四十人，「四六事件」被抓的有七、八位，逃回大陸的有十幾人，學生只剩一半。

    「四六事件」後，學校復課，由劉真出任院長，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採取重新登記學籍辦法，淘汰一部分學生。我重新註冊後，繼續回到學校。上課後校方接著開始嚴格管理，規定全校一千多名師生要參加週會，而且每堂課必點名。爲了點名，學校僱了好多外省籍太太，每隔一堂點名一次。有時劉真自己也會突如其來的找學生考唱國歌或背誦國父遺教。

    四六事件之後一個多月，政府即於五月二十日頒布「戒嚴令」。

    當時校園內均佈有職業學生，我們班上也有，他們曾問我要不要參加國民黨？可是他們並沒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其中曾有位因同情學生運動而被抓的。

    三十九年五、六月間，政府又在台大與師院逮捕學生，我們聽到的風聲，約有十幾人被抓，都是涉及學生工作委員會案。接著陸陸續續逮捕參加學校社團活動——讀書會的學生。

    大概是十一月的某一天，我在上課時，穿著中山裝的訓導人員與特務出現在教室門口。同學們對著中山裝的都沒好印象，他們一出現，大家心中都是一驚，這是又要抓人的警訊。但面對先前已有不少同學被抓，我對這件事倒是處之泰然。他們從外面遞了張條子給我，說是有朋友找，我一出教室門口，馬上有兩個便衣將我的兩腋夾起，另有

   一個便衣在樓梯守著，訓導處的人跟我說會幫我收拾東西，就讓那三名便衣人員將我帶出了校門口，隨後立刻坐上了吉普車。

㈠ 疲勞審問

    我的被捕，與「四六事件」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因爲我在「四六事件」後，讀了些所謂的左傾書籍，如《社會思想史》，《大衆哲學》，《歷史發展論》。其實這些書在重慶南路的書店都買得到，同學之間都互相交換著看。甚至有些大陸來的同學將唯物論，辯證法等書籍擺在書桌上，校方也不會干涉。

    我之所以被捕，原因是：有一天，我的書被一位高中同學（他在台灣光復後跑到大陸念成都陸軍士官學校，後遭開除）借去，他轉借軍中的同學，被查到遭逮捕，三十九年十一月我亦因此被捕。

    我在課堂上被捕後，押上吉普車，送往保安司令部[按：三十八年九月一日警備總司令部改爲保安司令部]的保安處，即東本願寺（今獅子林）。一到保安處之後就開始刑求，讓我坐老虎凳、灌水、電刑，並採取疲勞轟炸審問，不得睡覺，也不給水喝，簡直生不如死。法官指控我編雜誌宣傳，事實上這只是一中的同學朱商彝等人合作編輯的

   文藝作品，我請家裡寄這本雜誌來對證。由於問不出口供，法官就誘使我說出共產黨在台灣做什麼事情，我就平常在報紙上看到的如搞學運、工運、軍運說出來。又問我在班上有那些要好的朋友？我想寫多、寫少都不好，就一口氣寫了二十幾人，沒想到寫在前兩名的同學竟被抓了起來，以「知情不報」被判了五年。

㈡ 被判無期徒刑

    我的案子被叫出去宣判時，共有七、八個人，其他與我同案的人，我都不認識，而那兩個「知情不報」的同學則與我不同案，被另案判決。全案我排名第一位，被判無期徒刑，刑期最重，但自始至終我都沒收到判決書，因此，我一直不清楚爲什麼會被判無期徒刑。直到因特赦拿到一張開釋令，上面寫著「爲叛徒探索軍事機密」，我才據以推測可能就是在保安處被法官誘供，將我從報上看到的共產黨活動，強加在我身上，才造成我被判「無期徒刑」的重刑。

    我先被關在軍法處。軍法處的牢房關押了許多人，六尺見方的牢房就關了二十幾個。早上放封時間僅五分鐘，五分鐘內，要刷牙、漱口，洗澡，還要在管理員哨聲催促下，快速接一盆水進來，以備一天之用。

    之後，我被移送位於內湖國小的新生總隊，被編在第二隊。營房的床就是在教室內用板子釘高，由於正值五月，天氣轉熱，蚊子很多，掛了蚊帳，但蚊帳密不透風，人又擠，臭蟲也很多，睡覺時汗流浹背，很不舒服。更糟的是，沒有水可用，僅靠著早晚點名時，每人分到的一杯水刷牙，洗臉。校園內有一灘死水池，水中因爲長青苔而呈綠色，我們也顧下得水池骯髒，因爲身體上的黏污更難以忍受，一經准許就用毛巾沾池子裡的水來擦拭身體。

    新生總隊就是思想改造的集中營，每人提個箱子，坐在上面，上課寫筆記。上課內容是《新民主主義批判》和《三民主義》研讀，另外還有小組討論。

    在這裡的管理是用鼓勵立功的方式來達到控制的目的。他們以在獄中表現好可提早出獄來引誘所有人犯打小報告。雖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但還是有些人信以爲真，猛打報告。只要我們有人一講話。打小報告的人就會立刻靠過來聽，因此沒人敢講話。我判無期徒刑，並無所謂，但也找不到人講話。有一天，看到同校認識的同學，兩個人都很驚訝。晚上，他把我叫出去，鄭重的告訴我，要我裝作不認識。

    因爲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設立，我們集體又被轉送至綠島。民國五十四年，新生訓導處裁撒，除了留守的新生外，刑期未滿的都被送往台東泰源監獄。泰源監獄的管理較寬鬆，訂購的書都可以送進來，但報紙只能看《中央日報》。我通常都訂購企管方面的書，並對外投稿賺稿費，一個月平均可賺兩、三千元，還可寄錢回家。在泰源監獄待了五、六年，是我二十五年牢獄生涯的黃金時代，不但經濟較充裕，生活也較自由，每天有一個小時的放封時間，一個禮拜可出來打兩次球。但可能是因爲管理太鬆懈了，遂引發轟動獄政界的「泰源暴動」。暴動之後，所有犯人再次被送往綠島，關押在綠島感訓監獄（在原新生訓導處旁，即新蓋的綠洲山莊）。如果說每天出來做工的新生訓導處是集中營，那感訓監獄就真的是監獄，早晚都得關在裡面，只有早上放封三十分鐘，而且只能看三民主義與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