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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運動的由來與內幕——吴克泰回憶錄附錄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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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附錄一
台灣政治運動的由來與內幕 初期的抗日武力鬥爭
甲午之役戰敗以後,滿清就把臺灣送給日本。臺灣人民大部分是閩南人和客家人,性情特別強硬,雖然祖國講和屈服,他們自己卻不願做人家的奴隸,馬上發起廣大的抗日鬥爭。其中,主要的還是農民,他們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和日本帝國主義作了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前仆後繼地堅持了十年之久。後來力盡矢折,才被消滅。
他們缺乏武器,缺乏領導,缺乏後援,一切的一切都證明著他們的抵抗是無效的。但是,他們發揮了偉大的精神,抱定愛國愛鄉的信心,始終毫無動搖,拿著原始的武器來對抗日寇。大小城市都被日寇佔領了以後,他們就撤退到偏僻的寒村或險要的山上去吃著草根、樹皮,繼續抵抗,他們的戰鬥方法可以說是一種幼稚的遊擊戰。
日寇對於這些抗日軍感到非常之麻煩,所以不得不採用隶身軍籍的總督來統治台灣。在當初的十年左右,台灣總督的最大任務就是如何消滅這些抗日的武裝力量。他們費盡了腦筋,用種種方法來對付這些民族英雄們。離間、收買、欺骗等方法,都已用盡。他們滿口說這些人是「土匪」或「匪徒」。然而日本人的統治最初毫無成績,種種措施都不能推行。由此可見這些人民抗日軍給予日寇的打擊是何等的大,他們的功勞是如何的高!
最值得注意的,是發生在這個時期末了的「西來庵事件」(又稱「咀吧呢」事件),由羅福生、余清風等人領導。他們採取了很巧妙的宗教迷信的方式,深入民間,號召眾多的人民來參加革命。他們動員了相當數目的農民,襲擊日警派出所,企圖廣泛地發動武裝起義,可惜他們的企圖終歸失敗。而這一批革命隊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屠殺政策之下,終被消滅。但是,西來庵事件給予台胞尤其是下層人民的影響卻是不小。以後這一次英勇鬥爭的事實,普遍地傳到每個鄉村而變成民間故事。「西來庵」事件與以前武裝鬥爭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從採用宗教方式發動農民起義這一點來看,可說與太平天國相類似。
關於這個時期的資料比較缺乏,而且由於日寇常拿「土匪」的帽子套在起義者的頭上,所以人們不容易注意到這個時期的鬥爭。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台灣社會運動的序幕,同時又替以後的社會運動打下堅固的基礎。
文化啟蒙與政黨的萌生
人民抗日軍被消滅以後,抗日鬥爭不得不採取新的策略,台灣人民不得不採用合法的鬥爭方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新進的智識份子就展開了「六三法」撤消運動。所謂「六三法」,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允許總督在台灣施行獨裁壓迫台灣人民的大憲章。幾千幾萬的台胞,每年都向日本議會提出連署的請願書,並聯絡比較開明的議員(議會代表)造成舆論。但是御用的日本議會卻始終置之不理。為了這個緣故,所有的智識份子感到非團结不可,並認識鬥爭的路程是相當遼遠的,而首先就必須由啟蒙民眾灌輸新知識開始。文化協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誕生出來的。起初是由台北醫專學生李應章、吳海水、何禮棟及校外人士賴石傳等發起组織,號召一般青年學生,而凡有政治頭腦的人大都參加在內。文化協會在台灣各地成立支部,迅速地层開了文化運動,出版刊物,開講演會,成立讀書會,组織群眾等等。這是民國十年的事,文化協會本來就是一個綜合的團體,也是一個啟蒙時期的混合體,過了相當時間,當然會產生適合於社會的新要求和新组織。
文化協會於民國十二年冬在彰化支部開會時,由二林支部李應章、詹變候等提出「踏進農村開始實際工作案」。但當時一般會員還不大了解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只顧停留在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裏,主張文化協會既然是以啟蒙為目標,即不應從事實際工作,而上述提案就遭到否決。但經過劇烈的辯論以後,决定對這一新運動採取開明態度,允許會員們自動參加,於是便替以後的台灣社會運動鋪成一條廣大的路徑,並且放出反帝反封建的光芒來了。
李詹二氏從此埋頭在二林鄉間苦幹了幾年,從事農民運動的實際工作。他們創設了台灣農村講座、台灣農村夜校、農村閱報室等,直接的介紹祖國的新文化、白話文,灌輸農民知識,並且指示合乎時代要求的鬥爭方法。到民國十三年一月,就成立了「台灣蔗農组合二林本部」,領導一般蔗農,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財閥——製糖會社——作大規模的解放鬥爭。至民國十四年十月,竟然惹起所謂「二林農民大暴動」,震動了全台灣。這個時候,在南部台灣,也有簡吉、趙港、洪石柱、黄石順、候朝宗等領導的「台灣小作農民组合」的组織出現。「二林」事件領導者被補入獄時,把蔗農组合移交給「小作组合」,因而這兩個组織統一起來,變為「台灣農民组合」。在這组織的領導之下,農民發動了幾十次大規模的「小作」爭議。他們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剥削,其中以對付三井、三菱等日本財閥的直接鬥爭最為劇烈。
在上面所講的武力鬥爭绝跡以後,台灣社會頸出比較寧静的局面。日帝國主義在這個時候雖然一面下了不少工夫努力建設,但在另一方面,也急速地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在武力鬥爭期內,廣大的土地被没收了,接著大規模的工廠在各處建立起來,因此窮苦的民眾不得不走進這些近代的工廠裏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台灣的智識份子們又聽明地展開了現代的鬥爭方式。農组之外,有工友總聯盟,由所謂文協左派人物連温卿所倡導;台北總工會則是由右派蔣渭水主持。因此台灣的解放運動又增加了不少的力量。
文化協會雖然是新進的智識份子的大集合。但是裏面的階級關係也是相當複雜的。比較保守的份子(大資產階級,也可說是封建势力的殘餘),看到文化協會的新變化,不由得不害怕起來,也就宣告脱離文化協會,另组織民眾黨,其中主要的角色是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等;但是一開始就分為二派——林獻堂、蔡培火等的保守派和蔣渭水、謝春木等的急進派。民眾黨雖然比文化協會保守得多,但還是免不了有點民族主義的色彩,所以日本帝國主義也仍給民眾黨以相當的壓迫。不久民眾黨改名為「民黨」作右傾的姿態,來博得當局的好感,不料只有五天的短時間,就被解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所需要的是徹底御用的團體,而不是動搖不定的民眾黨或民黨。
本來民眾黨裏面的保守派對於急進派的人們是不太歡迎的。當民眾黨創立之初,蔡培火就竭力反對蔣渭水的參加,因而引起劇烈的辯論,所以民眾黨的被解散就是保守份子另组新黨的绝好機會。不久「自治聯盟」誕生出來了。它的構成份子都是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他們表面上雖然提出自治的要求,但性質上已和以前的鬥爭完全兩樣,因為他們是以承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為出發點。他們的所謂自治就是在日本版圖內的自治。他們的活動也很消極,並且富有投機性。自治聯盟的组成,可以說是大資產階級投降屈服於敵人的準備。後來林獻堂與許丙、辜振甫等大漢奸們並肩列於日本貴族院議員的席位;蔡培火也曾經率領台灣青年,跪拜皇宮,「感激」大哭一場;而「皇民奉公會」的主要構成份子也大都是自治聯盟裏面的人。由此可見自治聯盟究竟是怎樣一個集團了。
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後,新的社會改革理論震撼了全世界,這樣的空氣不久就由中國和日本吹進台灣去,使進步的青年們得到新的精神食料。他們在新的理論之前,忘掉名譽、生命、金錢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有的深入工廠和礦山,有的下鄉组織農民,有的排演新劇,有的编製新歌調,有的寫文章宣傳新文化。造就是從右派的文協和民眾黨分裂出來的左翼份子們活動的情形,也就是稱為「中國派」(蔡培火、林獻堂等則屬於「東京派」)的發展的經過。
民國十五年前後,受過新式教育的台灣青年自中國或日本回到台灣,和當地的前進份子匯合起來,组成幾個左翼團體,但是因為日本對於左翼團體鎮壓得特别厲害,所以都未曾公開活動。他們的政治要求雖然最為徹底,但因客觀條件的限制,工作很難進展。台灣共產黨也是這個時候誕生的。領袖人物為謝雪红(女)、潘欽信、王萬得、蘇新等,但没有好久就完全被日本特務機關破壞了。黨員本來只有數十名,所收到的效果是很少的,並且他們都受了十年以上徒刑的判決,在監獄裏病死的也不算少。當田中內閣出兵侵略中國的時候,這些左翼的人們提出些什麼口號?他們大喊「打倒田中內閣,反對侵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見他們也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想連絡祖國,共同打倒民族的敵人,並不是否認民族和國家的存在的。
高山族的「霧社事件」
日寇不但壓迫台胞,就是對於高山族,也是極盡迫害之能事,禁止他們與台人來往交易,劃一蕃界線,嚴密地把他們封鎖起來,逼令他們到山裏去繼續過著原始的生活,並普遍地派遣警察去監視這弱小民族的一舉一動,這樣便很快地引起了高山同胞的反感。勇敢直爽的高山同胞們不知發動過多少次的武裝起義,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和台胞連絡,獲得同盟軍,來形成廣大的統一戰線,而祇管在山裏面活動。台胞裏面也幾乎没有人從事這一聯絡工作。加之高山族人民思想簡單,容易受日人之骗,所以没有一次起義獲得成功。
到民國十九年底,台中縣霧社(高山族的村落叫做社)的高山同胞,由酋長毛納爾島(譯音)和他的兒子領導,乘機有計劃地襲擊埔里區公所,把該地所有的統治階級——日人——完全殺光,並佔領火藥庫,奪取彈藥武器。他們雖然很殘忍地對付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對台人卻毫無暴行。這引起了台胞的極大同情。毛納爾島的兒子是受過近代高等教育的,又能操新式武器。他勇敢的領導了直爽堅毅的兄弟們,利用霧社的險要地勢,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時達四月之久。日寇當時真是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應付! 說勇敢不怕死吧,日人的勇敢勝不過他們;說武器吧,槍炮是打不通大山峻嶺的,況且高山族慣於爬山攀樹,熟於地勢,隨時可以繞路出現於敵人側後,神出鬼没。日寇調動許多警察决死隊和正規軍隊,但都無可奈何,甚至於用飛機丢炸彈和施放毒氣,也還是没有辦法。後來,因為時間長久,高山族的糧食完全告绝,才结東了這次可歌可泣的「霧社事件」,而這個事件卻給予日寇一個很大的打擊。為了平定這事件,日方所付出的代價為數極鉅。還在台灣高山同胞的歷史上記下了光榮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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