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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變」發生前數個月，中央已知台灣情勢有異，乃密派劉文島來台考察。劉文島住在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家，深居簡出，由李翼中約請省籍人士如蔣渭川、彭德、吳國信等前往密談。我也在被約請之列，某夜在李家與劉文島相見。這樣的事，當時不敢留下記錄，所以詳細的日子，現在已記不得了。

    那一天晚上我向劉文島報告：台灣一經光復，人民莫不歡騰之至，熱烈慶祝，熱鬧空前。但過一個月後，輿論譁然，很多人開始懷念日寇之統治，而且情況一天比一天惡化，長此下去，這地方行將出現國民黨與台灣黨對立的情勢。考其原因，不外乎下列幾項：①前來接收的公教人員，貪污凟職之人甚多，引起民眾反感，加以行政能力極低，遠不如日寇之官府；而負責接收的軍隊，素質不高，軍民摩擦經常發生。②台灣受日帝統治五十一年，制度、習俗與祖國頗多差異，接收工作及接收後之行政，完全忽略如上的情形。③台灣遍地糧荒，物情騷然，長官公署對此沒有一套善處的方法，不特如此，還准許特權人物將米、糖運去上海，因此更增加民眾的反感。④日寇留下來的公私工廠，大多未能復工，以致遍地失業工人，嗷嗷待哺，導致人心思變。劉文島問我應該怎麼辦才好？我答覆他：①肅清貪污、凟職。②黨與政府的一切措施，都該充分顧及當地人民的習俗及生活感情，以免發生無謂的摩擦。③長官公署既無能力使公營工廠開工，那就應該把它開放爲民營，與當地的地主、資本家廣結善緣，同時救濟眾多的失業工人。資本家有利可圖，工人有飯可吃，緊張的情勢就會好轉。④當前則必須先解決糧食的問題。

    這夜與劉文島見面以後，過了幾天，我又向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談到情勢非常緊張，如不善處，將形成國民黨和台灣黨之對立。李主任委員不以爲然，連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那裡還有什麼台灣黨？但是當時的台北市黨部書記長楊鑫茲，與民眾接觸較多，非常推崇我的看法。到後來「二二八事變」發生，他們都認爲我的預見適中了。

   至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時，我曾經向他建議：不必計較誰是誰非，爲國家、民族的團結，應全面撫恤「二二八」犧牲者的家族，並舉行一次慰旒溃�同時也強調現在正是時候，這樣的事過時來做，效力就不大。吳主席雖然很重視，但受各方牽制，終於不能實行。

    「二二八事變」以後，陳儀因爲通匪，在台北新店被槍決了。就像二次大戰的罪責全由希特勒一人挑起一般，從此，「二二八」的罪責就由陳儀一人挑起，由他來擔任「代罪的羔羊」了。

    我個人的經驗，當做材料來看，是大海裡的一滴水，且這一滴水還只是意識型態而已，如果這篇文字要有個題目，那就叫「大海一滴」好了。

    在講正題之前，我想先談談我對歷史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海德格所說的「歷史是現代意識」這句話；第二，我推崇卡爾·曼海姆的意識型態論，認爲口述者所講的話均帶有意識型態，我所說的也是一樣；第三，韋伯（MaX Weber）說學者要客觀，這是不可能的，那是韋伯的空想；第四，我自己雖然不是學歷史的，對歷史是外行，但我很注意歷史哲學方面的事物，今天許多學歷史的人，因爲沒有唸過歷史哲學，所以即使面對許多材料也無法處理。一般而言，中國的史學比西方落後，但有兩句話說得很好，一句是「蓋棺論定」，中國人認爲歷史在沒有蓋棺論定前是不能寫的，所以二二八事變的歷史到現在還不能寫，因爲當事人很多還在世，尚未蓋棺；另外一句名言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以上兩句話可以視爲中國傳統歷史哲學中的真理。

    今年大年初一，我碰到一位朋友，他的父親是二二八事變時的犧牲者。我告訴他，最近我可能有機會接受訪問，談二二八事變，並問他有何高見。他聽了之後，惶恐異常，噤若寒蟬。這是因爲他曾目睹父親之被捕，已成爲驚弓之鳥，不敢講任何有關二二八事變的話。我勉強他說些話，他只說了一句：「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

    至今，還有許多人籠統地以爲，日據時期的台灣非常落後，這個觀念是不正確的。一般而言，日人統治台灣約可分爲以下六個階段：

    1 兵荒馬亂時期

    2 軍政時期

    3 民政的開始

    4 大正德謨克拉西時期

    5 昭和法西斯時期

    6 向戰爭邁進的時期

    這六個階段各有不同的施政作爲，不能一概而論。固然日人在台統治時期，有許多殘暴的殖民政策，例如強迫台灣的老百姓拜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兩年實施徵兵制、以台人爲砲灰等，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日人據台，對台灣近代化的成就也不能忽視，日據時期台灣近代化的具體表現，就是當時台灣的生活水準普遍比大陸高。以前我看過某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說日據時期的台灣比不上當時的福州、廈門，這是無稽之談；另外，有的人堅持「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說法，以爲日據時期的台灣就是個落後的農業社會，這也是不對的觀念。雖然「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這句話可以視爲日本對台殖民政策的基調，但並非一成不變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後，日人深恐將來引起大戰時，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交通必會阻斷，爲使台灣能成爲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地區，於是日人開始推動台灣的工業化，在台灣發展紡織、水泥、鋼鐵等多項工業建設，這時已經工業化，有許多人靠在公司或工廠上班維生。

    在社會地位方面，雖然日本與台灣是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關係，自然會有很多令人不能忍受的不平等情形存在，但是日本政府也很講求法治，只要你守法，就不會有人找你的麻煩。日本當局對台灣人民不平等的各種措施，在戰爭開始後有刻意淡化的現象。例如在教育上，原本日本小孩唸小學校，台灣小孩唸公學校，施行不平等教育，但戰爭一開始，爲提高新的兵源——台灣青年的知識水準，乃全部改爲國民學校，以示一視同仁，當然這是假的。另一方面，爲博取台灣人民的認同與支持，日本當局也經常透過日語、台語的廣播，說：不可說他們是曰人，我們是台灣人，大家都是日本國民。勉強強調國民的共同命運觀，當然，有些台灣人民接受了此種欺騙，不在話下。

    其後隨著日本的戰敗，台灣亦感受到空襲的威脅及物資缺乏之苦，到了戰爭末期，許多台灣人民的心理狀態其實就是等炸死，餓死而已，充滿悲觀和絕望的心情。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此即所謂的「玉音放送」對絕大多數處於戰爭、飢餓、徵兵和死亡威脅下的人民而言，這不啻是從九死一生中撿回一條性命，因此人人欣喜若狂。等到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前線聲明台灣人對戰爭沒有責任以後，台灣人民害怕中國報復的恐懼心理才一掃而空，紛紛感謝祖國的寬大爲懷。街頭巷尾人人歡呼說：日本統治下我們也是戰勝國，日本敗了，還是戰勝國。台灣人最幸福，永久是一等國民。然而，日本的戰敗投降，對那些和日人合作而得到便宜的人，卻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例如有位親日者的眷屬某女士，在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之後，當場哭倒於沙發椅，高呼日本還沒有打敗，我不甘願。更有一些人暴跳如雷，堅持說日本還沒有失敗，懷疑廣播是錯誤的。以上都是我親耳聽見、千真萬確的怪事。

    而台北的紳商在獲知中國不會對台灣人民報復後，人人喜形於色，於是認爲：應該把以前對日本人拍馬屁的方法再拿來用於「中國人」，士紳們乃共同在北門豎立了一個牌樓，上面寫著一副對聯「喜離苦雨淒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我看了以後，印象深刻，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位在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當時也貼上一副對聯，寫著「天下本是中國土，馬上恢復台灣人」，雖然文法不通，但稚氣可愛，所以我也還記得。

    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台灣總督兼台灣軍司令安藤利吉奉命投降。當時有一位情緒激動的日本軍官以手槍威脅某大紳商，要他出面宣布台灣獨立，並由日人在背後支持，某大紳商在生命受到威脅之下，不得不虛與委蛇。這時有一位與曰軍合作的台灣人，由台北大橋走向永樂町（今迪化街），沿途大聲叫喊：「大家趕快出來，台灣現在要獨立！」路上沒有人敢阻止他。他走到郭小兒科門口，郭火炎醫生出來罵他，說台灣現在已光復，回歸中華民國了，那裡有什麼獨立?你再亂講，我就跟你輸贏（拼命之意）！此人才停止沿街叫喊。台灣光復當初，像郭某這樣真的愛國的人，未受重視，半真半假的抗日英雄、愛國專家卻大受政府褒揚，因此老百姓認爲政府做事沒有原則。一般所說的光復後台灣要獨立，指的就是這一段。然而這一段「獨立」的歷史雖沒有實際的行動，後來卻導致該大紳商等多人被捕。

    光復時曾有一段時間發生打日本人及打保正的事情，這種打日本人的事件是有一天突然在全台北市同一時間蜂起的。那一天，我正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由北向南走，要去高源發布店，高家和我家私交甚篤。走到高源發，就是現在的功學社附近，看到民眾拿棍子打石橋頭派出所的日本人巡查，有的民眾罵日本人「二隻狗四隻腳」，日本人如果低頭走過就沒事，如果他有什麼反應，就加以圍毆。在日據時期當過官方職務的人，如保正等，也都遭民眾毆打。太平町有許多福州人開的鐘錶店，日據時福州人算是「華僑」，連他們也打保正。純粹的民眾盲目暴動不會在同一時間發生，而同時蜂起打日本人的作法，令我覺得很奇怪，我認爲事情不簡單，可能有組織，幕後有人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