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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 問：許雪姬

   記 錄：張慧貞

   時間： 八十七年八月七日

   地點：臺南顏宅

（一）貧苦的童年

    我的祖父（顏達）是個打金師傅，他十八歲（一八九五）時正逢清廷戰敗割讓臺灣，他參加劉永福的組織，在蕭壟（今佳里）跟日本兵作戰，失敗之後逃回臺南，後來就當了日本不情願的順民，開始吸食鴉片。後來發生清水大水，所有東西包括族譜等等都被大水沖走，這些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他幫人家打金子，那些金子也被水沖走了，全家沒辦法生活。我大伯（顏邦）後來到高雄拖板車，兩個姑姑賣給人家當丫鬟，父親（顏興）大約十三歲的時候被賣給葉登科的父親（人稱三舍），這個人很有慈悲心，家裡有個學堂，就叫父親有空就跟著人家唸書，父親多多少少也念了一點書，他還跟祖父說，這個孩子蠻聰明，叫祖父不要賣掉這國小孩，可以拿其他的女孩來換，但是當時就是沒有錢，才會賣小孩。

    後來父親就到高雄，跟大伯一起生活。可能大伯已經學會了打金子的技術，就出錢請一位前清的秀才，教了父親一年的漢文，這一年裡他念了相當多的書，差不多文言文都看得懂，《春秋》、《左傳》這些書都唸過。當時臺灣人多半死於肺病跟瘧疾，大伯二十歲就染上肺病，吐血而死，當時父親才十八歲，大哥去世之後，父親也不敢回家，擔心又被賣掉。

（二）到大陸學習眼科

    父親二十四歲時與母親結婚，母親要父親去學眼科，因爲我的堂舅張錫褀畢業於日本千葉醫專，在高雄開業，父親就到這裡一邊做復健，一邊學眼科的技術，當時他們的訓練很嚴格，晚上還要上課兩小時。一九三○年左右，他們就一起到大陸，張錫褀先生是到上海，張錫鈞是到廈門（張錫鈞在臺灣沒名氣，但是在大陸是有名的長江一號，他是張邦傑的弟弟，張邦傑也是我母親的堂哥，他們是有名的抗日世家）。到大陸之後，只要能找到一個醫生，跟著他學三年，就可以拿到醫生執照，父親就是這樣拿到醫生執照。父親雖然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但是個很聰明的人，三十幾歲還能過目不忘。當時我們是在泉州晉江東南角的深滬，那是一個漁港，我爸爸曾幫一個華僑手術，所以在那裡待了好幾個月。一九三一年我們才從深滬去到泉州，父親當時在泉州東門城外，洪角車站對面，一個叫光華眼科的地方服務．張錫棋本人和他的徒弟所開的醫院，基本上都叫光華眼科，上海、南京、泉州、廈門、汕頭等等，很多地方都有光華眼科，可以說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上海的眼科權威只有光華眼科。（這次我回大陸，這棟建築物已經捐給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把它租給人家當KTV，我看了心理覺得很難過，它的建築可以跟臺大的紅磚屋相比擬。）

（三）奉命回到臺灣

    一九三三年，閩變爆發，我們全家回來臺灣避難大約半年，三十四年初，再前往廈門。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八月二十三號中午，我們全家搭上撤僑的最後一艘船回到臺灣，當時只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坐在船艙裡面，一般的人只能待在甲板上。我們之所以舉家返臺，是因爲三舅張邦傑以臺灣革命同盟組織的名義，命令父親返臺工作。臺灣革命同盟是翁俊明醫生初期的組織，後來分成南方支部、北方支部。南方支部是由舅舅張邦傑主持，父親擔任組織部長，父親之所以擔任此職務，是因爲平常沒有在外面活動，人家並不知道他的身份。其實父親只有中國醫生執業執照，沒有日本醫師職業執照，他也擔心回臺灣之後無法生活，但是爲了組織的命令，他還是帶我們回到臺灣。

    我們先回到高雄，但是在高雄，父親找不到工作，幾天之後，只好回臺南，暫時住在親戚家的「香蕉庫」，全家七個人住在三坪大的房子裡，結果兩年都沒有生意，最後以助手的名義，在莊孟侯醫生的醫院當眼科的密醫。回來臺灣之後，父親被日本人關過兩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懷疑父親想逃走．拘禁過他。一九三八年五舅（張錫鈞）看父親沒有生意，家裡又有一大堆的孩子要養，就跟二舅商量，寄了八十塊給我們，叫我們去上海。這封信寄到我們手上之前，早已經被日本的特別高等科扣留過了，因爲寄錢的人只寫「小張」兩個字。父親領了八十塊之後，要去申請護照的時候，就被逮捕了，這一次被關了三個月，可能我父親有所抗辯，所以那一次他所有的酷刑『陸、海、空』都嘗過了，「空」就是手腳都吊起來，灌水就是「海」，老虎凳就是「陸」，後來父親又罷食一個月，所以三個月下來，他瘦了十幾公斤。之後叫高橋的警察每天都來站衛兵，我們也無法去上海了。父親回來之後，因爲肺炎病了好幾個月，根本沒有辦法工作，每個月就是靠莊孟侯先生給的二十塊錢維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其實我們也不是沒有存款，只是我們存在銀行的一百塊全都被日本政府凍結。

    光復後父親不願意當醫生，要當區長，他是一個不會貪污的人，有句俗話說得好「做官若清廉，吃飯就得配鹽」。我父親當了兩年的區長，兩年的薪水包了紅、白包之後，所剩不多，有一年，要考試之前，因爲家裡沒錢，我在外面賺錢一個月，沒有去唸書。

    其實我尚未滿五歲的時候．已經在泉州的紫江國小唸書了，一九三五年我進入廈門的旭瀛小學。回來臺灣之後，父親堅持要我接受日本教育，我不知道當時父親是怎麼想的，他可能是要我念醫學，中國除了「協和」之外，沒有比較好的醫學院。另外一個可能，我父親很相信算命，算命先生說我二十四歲有官符，他認爲大陸到處亂七八糟，對我可能不好。我記得一九三三年有一個瞎眼的算命先生經過，其實我父親自己也略懂一些命相之學，但是他就請這位算命先生進來爲我算命，算命先生說我二十四歲會結婚，而且有「雙層官符」，後來印證他所說的話一半正確，一半不正確，因爲我沒有娶太太。我在臺灣念小學時，晚人家一屆，因爲日本人管得很嚴格，我是十月回臺灣，因此不能夠進國民學校唸書。

（一）中學時期

    一九三九年，我小妹妹一芬出生，我家的經濟也漸漸好轉。念中學時很單純，我念二中（就是現在的臺南一中），二中的圖書館大約有四千多本書，每天我都借三本書，當時中學要念五年，我就立志五年要把圖書館四千多本書全部看完，而且書要唸完才能還。當時我的看書速度非常快，日文書一小時大概可以看十萬字。最後我還是沒有看完那些書，因爲到後來都要跑警報、動員，而且沒有讀完五年，四年就強迫我們畢業（因爲戰爭快要結束的緣故）。後來考上臺北帝大，當時臺南只有四個人考上，現在很多人說在日治時期，臺灣人和日本人差別並不多，此言差矣！工科八十人，臺灣人只有四個，文科、農科、理科加起來的人數也不過只佔百分之五，在高等學校情形也是一樣。我父親聽到我考上帝大，原本很高興，但是一聽到我選工科時，非常生氣，因爲我父親一直要我選醫科，我卻選了工科，他拿了一支很粗的棍子追著我打。我其實根本不想當醫生，因爲全家都是醫生，再加上家裡都是福馬林的味道，工作辛苦又沒有星期假日，這種生活我實在很討厭。

（二）當兵

    當時，正月初放榜，但是等到三月八號才通知三月初報到，那時候已經有風聲傳出，這批唸書的學生全都要送去當兵，我們三月二十日入營，當時是在臺灣司令部底下的獨立步兵第五○四大隊，三月二十七日被派去駐守淡水，因爲當時還不知道美軍會登陸琉球，還是臺灣？當時的船在臺灣北方的海域。我想他們可能是要登陸琉球，因爲當時吹東北風，而且他們距離琉球較近。四月初我們又開始做工事，五月初就撤回我們的營區，就是今天的明志工專附近，當時的地名是十六分跟埤仔角（埤仔角在清朝歷史中有所記載）。後來臺灣兵越來越多，有兩個人就被派到西門叮的八角亭，陸陸續續又有人被派到其他地方，到光復的時候，臺灣兵就只剩下六個人。

    在部隊中，發生過一件事，那時候我在煮飯，他們在煮菜，煮飯的人三點半要起床，煮菜的人五點左右起來即可，他們到晚上兩點還用手電筒玩象棋，我說你們也該停止了，他罵我「清國奴」，我立刻踢他一腳，把他叫出來，當時沒有想到是我一個人對他們兩個人，出來之後，其實也蠻害怕，剛好淡水中學有一間專門給老師住的宿舍，走到外面，要下樓梯的時候，我就用腳踢了我前面那個人，他就滾了下去，其實說起來，我是比較卑鄙。結果，他們叫臺北三中十幾個學生要來修理我，當時我們第三中隊只有一個學生流氓叫吳河川，他先問我發了什麼事情，我說你問他們好了，他們說我打了他們，他就笑著說，你們兩個人還打輸他一個人。當時我是第二年，他們是第一年，我說因爲他們罵我「清國奴」，這對我是很大的污辱，事情就這樣結束了。還好這事情事發生在這個中隊，如果不是，可能早就被打死了。所以我性格裡，不能太過投入，太過關心，一旦發作起來，就會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才會到這個年紀，還是如此落魄。

（三）選擇醫科

    光復後那段時間就是人會突然變成野獸的時候，也許人會殺人就是因爲這樣的緣故。《戰爭與和平》裡皮爾放火時，被法國軍隊逮捕，當時有一位法國軍官對他不錯，突然之間，這位軍官要被調離莫斯科，臨行之前，皮爾向他打招呼，那位軍官卻不願理會，連看他的眼神都變了，一個人可以有這麼大的轉變，由此可知。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回到臺北，因爲我感染了瘧疾，昏睡了三個月。我已經好幾年不曾坐過客滿的火車，連站著腳都沒有辦法著地，這個叫做復原列車。三十日回到臺南，前一天我家才剛從六角埕搬回臺南，這是我人生頭一次，看見父親打從心裡的高興，我心裡想，父親這一輩子最不甘心的一點，就是被人家笑，沒有唸過大學，只能當個密醫。可能基於這種心理，他才會希望我能夠當醫生。既然這樣，我就應該爲了父親犧牲一點，所以，我才會轉念醫科。

（四）上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