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澎重光与国府在莒：吴克泰：北西南东搞革命

暑假後的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年級學生提前半年畢業。我所認識的學長劉甲一報考東京帝大法學部法律系未考上，改上該校經濟系；李登輝考上京都帝大農經系；劉茂本没有去日本，進了台北帝大文政學系；理科乙组吳調和考上京都帝大醫學部。二年級學生和一年級學生也都縮短了學制，由過去的三年缩短爲两年。很明顯，日本兵源嚴重不足，日本政府要儘快把這些學生送上戰場。

不久，在日本上了大學文科的所有台籍學生，都三番五次地接到要他們「快去當志願兵」的電報。每個人收到的電文都一樣，落款有的是「父」、有的是「母」、有的是「兄」。這是台灣總督府文教局根據自己的檔案資料擅自拍發的，他們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所謂「志願兵」，實際是強迫的，非去不可。日本帝國主義卑鄙無恥到這種地步，可見他們已經狼狽到起碼的章法都不顧了。

這時，美軍潛艇的活動已經很厲害，日本船隻十有八九被擊沈，從日本跑回台灣很危險。在日本像彭明敏那樣，有親朋可投靠藏匿的寥寥可數。彭明敏跑去長崎要投靠在那裡當醫生的哥哥家，卻被美機投下的炸彈炸掉了左臂。在日本留學的台籍大學生幾乎全部被趕去當了志願兵，李登輝如此，留在台北帝大的劉茂本也如此。他們没有上幾天課，但他們都領到「假畢業證書」，以爲憑著這張「假畢業證書」，打仗回來就可以換成正式畢業證書。他們去當了「志願兵」以後，一般都去考「幹部候補生」，受訓三個月或半年，再經過半年到一年的「見習軍官」，然後被任命爲少尉。

劉甲一是冒著生命和被捕的危險，不甘當志願兵而從日本跑回來的台灣人。這在當時可能是绝無僅有的。開始時，他不敢招搖過市，一直藏在桃園家裡。過了一段，風聲不那麼緊了以後，他才到台灣唯一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室工作。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年底，我去桃園看劉甲一。他把一小塊登有「開羅宣言」的剪報給我看。這是他從日本的一家大報上剪下來的，內容很簡短，其中提及「美、英、中三國之宗旨在剥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溉§吨袊念I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消息的標題也很小，如不細心地看，視線一掃就過去。我看到這一條消息時很興奮，同劉甲一討論了很久。我們覺得囂張一時的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的末日不遠了，我們台灣同胞盼望已久的光復祖國是肯定無疑了。這一條消息台灣報紙始終不敢登，因此知道的人很少，即使知道了也不敢大聲宣揚。

學習北京話、雷燦南和郭琇琮等人被捕、社會上的反日運動

在此之前，我經廣東留學生吳鐵堅介紹，認識了郭琇琮和雷燦南。

郭琇琮當時已經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帶著四角帽，會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他在興亞寮同廣東留學生之間都用北京話交談，我聽不懂。我想同他深談，就請吳鐵堅帶我到他在士林的家裡去。因他不在，没有碰上。再同他見面是日本投降，我從上海回台以後的事了。

雷燦南是台北二中高我二年級的學長，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速成科二年級的學生。他們學校裡有教北京話。秋間的一天，經吳燄堅介紹，他到迪化街我的住處來找我，我們之間很談得來，相知恨晚。一個星期天，他請我到他家去。他家住在淡水街上，經營雜貨兼大米的零售。我去的時候，他正揹著米袋要給顧客送去，像個僱工的樣子，毫無架子。做爲一個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這是很不簡單的，至今我仍印象很深。他送米回來後讓我到樓上他的書房去談話。我一看書架上許多講解北京話的書，他都把《支那語》的書名改成了《中國語》。我說，你這樣改，给人看見了，不會引起懷疑嗎? 他若

無其事地捉狭說：「日本人不是說要『日中親善』嘛!」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雷君愛國心之強烈。他說，他的父親是福州人，當時算是華僑，是入贅到他們家來的。他父親顯得很樸實，母親也一看就令人覺得很慈祥，似乎還有一個小妹妹，也很樸素。雷君說，他經常去找陳逸松律師談論時事。他問我要不要去看他。我想起了祖父曾想帶我到他家去住宿時我不敢進他家門的情景；顧及陳逸松律師是個名人，我與他身份懸殊太大，而惋謝了。

這時，我急於設法到大陸參加抗戰的行列，想到有必要學習北京話。大約是一九四四年年初，經林才華同學的父親介紹，我在課餘時間到李友三的講習班學習北京話。林才華父親告訴我，李友三是宜蘭市人，原爲富家子弟，早年喜好京劇人了迷；這京劇魅力之大，不迷則己，迷了要人命，李友三乾脆自己组織戲班子，終於把家產賠光了。後來他參加社會運動，被日本人追捕過，七七事變後似乎也去過上海，並曾經到廈門去替陳逸松律師事務所做事，替入打官司。廈門人都認爲他就是陳逸松。此時，李友三住在陳逸松那一大片房子北邊，就在家裡開班。

我曾問李友三關於他參加社會運動的事。他感嘆地「咳」了一聲，不願多談，似有不堪回首話當年的心情。我記憶力特好，想起了戴旺枝先生給我看的台灣文化協會主席蔣渭水先生出殯場面的照片裡，扛著「工友總同盟」旗幟的那個高大個子就是眼前的李友三。但我不便再問他的往事。此時，李友三同蔣渭水的弟蔣渭川、「天馬茶房」的老板詹天馬（早年走無聲電影的閩南語解說員，之後當了台北廣播電台針對大陸的閩南語播音員，常常播講日軍飛機把大陸重慶等處炸得「碎鹽鹽」）在一起，常常扛著「皇民奉公會」的旗子搞「勤勞奉仕」（義務勞動）等活動。這時，社會上的頭面人物許多都被編入了「皇民奉公會」。

在李友三的講習班裡，我遇上羅東公學校時同年級的林漢章。他去東京半工半讀，结識了朝鮮人之中的反日左翼份子，被日本警察遣送回台，此時仍在警察監控之下。但他滿不在乎。李友三卻對他很頭疼，常有怨言。他的「下宿」就在我附近，我們經常來往，談論時事，也談回祖國參加抗戰的事，成了思想上的朋友。

記得是這一年四月下旬的一個早上，吴鐵堅在上課前匆匆來告訴我，郭琇琮他們在凌晨時被捕了，是台北帝大工學院的李薰山通知他們的。我怕日本當局已注意了我，趕緊通知平常要好的翁同學，騎著自行車各自趕緊回宿舍，把日記本和郭琇琮的名片等銷毀了。後來聽說，雷燦南等人也被捕了。此外，被捕的還包括台北二中與我同班的唐志堂、下一年級的陳炳基、受聘到台北帝大教北京話的北京人徐征教授、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的女醫生謝娥等。吳鐵堅告訴我，雷燦南本來已經辦妥去當日軍翻譯的手續，準備到大陸後逃脱，進入大後方參加抗戰，如果你有心加入抗戰行列，現在去大陸的路子都给堵死了，我看你只有走雷燦南準備走的這條路了。大約在這前後，聽說瑞芳的煤礦工人多人被捕；也聽說我們家鄉蘇澳的漁民與美軍潛艇連繫而被捕；中南部也有類似件發生，社會上風聲鶴唳。尤其是東港事件，歐清石、郭國基等上千人被捕。

關於如何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統治，在台灣組織民衆起來幹行不行，我也不斷在腦中磋磨，想來想去，在日本人嚴密控制下，组織大批群衆起來暴動是不可能的；組織少數菁英無濟於事，台灣人民只有同祖國人民聯合起來，才能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達成回到祖國懷抱的目的。於是，我寄望於孫中山創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

爲赴滬抗戰與校長、大佐鬥法

新學年開始後不久，日軍按照一「學徒（學生）動員令」，招募了一批未到徵兵年齡的高等學校學生到軍中眼務。我們班上也有七、八個日本學生到高雄的日本海軍中去當「暗號要員」（翻譯暗號人員）。日本政府也已經公佈從翌年起把徵兵制度適用於台灣，凡年滿二十歲的台灣男青年都同日本人一樣要去當兵。而我第二年恰恰是滿二十歲，是第一批徵兵對象。我想我才不去當日本兵同美國人拚，要拚就要回大陸與祖國人民一起向日本人拚去。我更加抓緊了北京話的學習。我父親很理解我的心情，二話没說就同意了。真是父子連心。

這時我逐漸了解到李友三不僅教北京話，而且通過台灣軍司令部把他的學生一批一批地介紹给大陸日軍去當翻譯。因此，有親人在大陸想去依親的，或因經濟統制而失去生計而想去大陸謀生或發財的，或因對日本人不滿想去大陸另謀出路的，就來李友三講習班學習北京話。有一天，李友三說要再介紹一批學生去大陸當日軍翻譯，問我報名不報名。我雖然同意報名了，但也不抱太大希望，即使被錄取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這一學期上課已經很不正常，空襲警報三天兩頭地響，警報一響，我們都得躲進防空洞。

暑假期間，大約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上旬，我在羅東的家裡接到李友三的電報，說我被錄取了，儘快到台北集合。我多麼振奮，多年以來想回祖國參加抗戰的願望，終於有可能實現了。大伯、大舅、二姨都趕來羅東餞行。前述我父親好朋友李振芳知道我要去大陸，特地請我到他家樓上吃飯，並介紹上海的情況。最後他囑附了一句：「不要認爲在汪精衛偽政府中供職的一概都是壞人。」這一句話，年輕的我久久想不明白，也半信半疑。以後事實證明，的確有這樣的人，下一章將會具體提到。

我高興之餘，不免有些不安，而且不安越來越大。我想我學北京話又通過李友三報名去大陸當日軍翻譯都是背著學校幹的，萬一學校知道了，一定會懷疑我另有企圖；即使不知會學校就動身，到了大陸日軍的單位也會受懷疑，因爲即將在半年後就可升入帝國大學的高等學校學生，會跑去當日軍翻譯是違反常理的。我左思右想這一關怎麼過。我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我决定告訴校長：「我的日本籍同學有許多人都已經離校到軍中服務去了，我們台灣籍學生卻没有服務的機會。我從小學了中國古文又學了北京話，我可以利用這個特點到大陸日軍中去服務。我父親也同意。」爲了表示鄭重，我還想到，必須借一把日本刀以示我的日本精神之堅強。主意打定以後，我讓父親陪我到台北去找高等學校校長下川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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