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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世紀的文藝創作中，真正說得上是「名聞天下，聲震閨閣」的作品；並且能在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同樣風行的小說，祇有美國瑪格麗·密契爾女士花了十年心血寫成的那部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譯名「飄」。赫魯曉夫兩夫妻訪美時，他太太說也曾看過這部小說兩、三次；在我國傅東華的中譯本，更是洛陽紙貴，迄今仍然暢銷。

    這部以一八六五年南北美戰爭爲背景，以劫後歸來的喬治亞人爲骨幹的長篇小說，它的可愛之處實在太多；但它的主題則祇有二個：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活。

    作者先寫南北戰前的農村景象及一班男女老幼在和平時期中的歡樂生活。然後寫戰爭的殘酷，戰時生活的艱苦；最後又回到田園荒蕪，被炮火摧毁不堪的農村。以對比手法，前後呼應，勾引起讀者對戰前生活的回味，也最易使人們興起不堪回首的浩嘆！

    這，正與我所身受目擊的家鄉戰亂情形是相似的——

    過去那種寧静平和，安閒適意，風情雅緻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豆棚瓜下，閒話桑麻，田園風味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集族而居，長幼有序，天倫之祟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自由自在，各適其適，隨遇而安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互助互濟，充滿著人情溫暖的生活没有了；

    現在國内遇的是什麼生活?

    大陸農村的生活，在一切歸公的鐵腕統治下雖然打倒了千千萬萬的「剝削階級」，卻長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大地主」;雖然打倒了個別的所謂「劣紳惡霸」，卻產生了一個牽著全國人民鼻子走的「巨無霸」。

    以前的國人生活，是有富有窮，有苦有甜，有賒有借，有起有跌，有衰有旺；現在的國人生活，是一律的窮困，一律的艱苦，除了統治階級之外，每一個人都是自顧不暇，過了今月今年，誰都不知道明日明月明年會變成一個甚麼樣子?

    大家都没有理想、没有希望、没有計劃中，在那個「巨無霸」的鞭策下，成爲那個「大地主」的農奴或工奴!

    我並不認爲以前的土地制度是好的，但我卻認爲現行的制度比以前更壞；

    我並不認爲以前的統治者是好的，但我卻認爲現行的統治者比以前更殘暴。

    我是在農村中生長的，我瞭解中國農村的真情實況，我更瞭解中國農民的真情實性；他們對以往的一切並没有多大的不滿意，而他們對現在的一切，卻是大大的不滿！

    距今四十年左右的大陸農村，別地方的情形如何我不清楚，如果以我們萍鄉來說，雖然經過改朝换代的國民革命，全國尚未統一，地方政權也還是你來我往的紛爭時期，但對農村生活，無論實質與表面，都無多大的影響或改變。鄉下人的觀念是：「那個來做皇帝都是一樣，不欠糧不欠稅，皇帝老子也管不著我頭上來。」

    那時的農村人民，與今日的香港居民差不多，祇要不欠「皇家錢」，不「違法犯紀」在飲食、居住、行動、言論上，都有隨心所欲的絕對自由。老一輩的人常說「真命天子要出現」，少一辈的人則在唱著「打倒列强，除軍閥」；對前者決不會被戴上「封建反革命」的帽子，對後者也決没有人說是「暴動份子」。地方官吏雖有不良，也決不會無故找麻煩，干涉到人民生活上來。再因我們家鄉教育普遍，人材辈出，地方士紳都能保持一種重「才」不重「財」，重「德」不重「位」的優良傳統。萍鄉人在外爲官爲吏，如果私德不修，公德不好，貪污發財，出身卑鄙，鄉人是不齒的；就是想沽名釣譽，捐點錢出來做公益事以討好家鄉人士，也没有人願接受。這種事例很多，這在清朝的「三鼎甲」人物，近如民國的軍、師長，都有被家鄉人士瞧不起的實例。我親眼見到的一次，是抗戰勝利後，有一個發了「接收財」的方面軍司令部的軍需人員，他「衣錦榮歸」，想在縣城大宴官紳，结果請帖發了，没有一人赴宴。後來他又想捐筆錢出來做公益事，有一位士紳對他說：「地方上的事，我們會做好的。你是國家的軍人，多做點對得起國家的事吧！」這種正義嚴明之氣，的確難得，也確能使萍鄉子弟在外做事心存警惕，不敢胡作亂爲，以免受到家鄉人士的責難非議。

    因此，清末民初的地方官吏，雖然貪污成風，但在我們萍鄉做縣官的，卻不敢膽大妄爲，稍有逾越不軌。士紳們便會羣起而攻，迫其「炒魷魚」走路。故此統治者的更替，與「一品老百姓」並不發生關連——起碼也是不會發生直接的關連，一切要與官方打交道的事，概由族中尊長，地方士紳出面。

    鄉下人最怕「兵佬」（軍隊）。我們村莊附近，有一個名叫「殺人坡」的地方，據說是「長毛造反」時，官軍進剿，在那山坡内殺得屍如山堆，血流成渠故名。由於這一個恐怖傳說，造成鄉人對官兵、匪兵同樣畏懼的心理。但在我的記憶中民國軍隊第一次進入我們村莊，並且駐紮了一天才走的，恍惚是張發奎將軍的「鐵軍」，我們卻叫他們爲「南軍」（稱北洋軍閥爲「北軍」）。我記得他們的軍帽是硬邊的，帽簷的中央，有一塊兩指寬的小塊紅布，軍風紀很好，集體行動，除了軍需採購人員外，見不到士兵在村中行走。我們孩子跑去他們的駐紮地，圍著守衛的士兵；士兵除了對我們笑，都不說話，我們又叫他們是「啞吧兵」。現在想 來，可能是「亻巨地」的廣東話，根本没法子與「漢里」（萍鄉土話「我們」）交談，以乾脆不說。自那次以後，我們才覺得「兵佬」並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對「南軍」，且認爲很可愛。我們孩子們每晚上以總祠大坪爲集合地的集體遊戲，也由「割鬚換袍」，「七擒孟獲」這些老節目，改爲「南軍打北軍」的對陣作戰。

    以我們家鄉的情形來說，遠在昏庸腐化的清朝末葉，並没有給鄉人帶來「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臀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的生活痛苦。

    就是在你爭我奪，捐稅重重的軍閥割據時期，也没有出現過「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莓」的情形。

    即便是被共產黨抨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又的確是貪污成風的民國時期，我們家鄉也没有過「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怨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的貪官污吏，敢如此胡作亂爲。

    倒是口口聲聲以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奪得政權後，我們家鄉人民，至今仍過著「時挑野菜連根煮，旋斬生柴帶葉燒」的痛苦生活；同時也可聽到「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的載道怨聲！

    以我記憶所及，尚未有工農紅軍這個名稱之前，我所過的那幾年童年生活，真是幸福極了；成人們男耕女織，孩童們豐衣足食，真似范成大的「田園詩」一樣：「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連山野偏僻的「小橋流水人家」，也確具：「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過田家；雞飛過籬犬吠賓，知有行商來賣茶」的情景。鄉村治安，匕鬯不驚，已接近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這」的理想境地。

    可是，這種安寧幸福的生活，卻在民國十七年（那時我八歲），被「蘇維埃」的「赤衛隊」；以燒殺擄掠爲手段的腥風血雨，吹掃得一乾二淨。其殘酷暴虐，不亞於我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中的流寇土匪。任何身受目擊過他們在那個時期所作所爲的人，都會對「共產黨」這個政治组織，心存懷恨與恐懼。

    雖然他們今日已經「穿起了龍袍」，也會說「愛國愛民」這一類冠冕堂皇的話，但在我聽來，正似一個由走私販毒、男盜女娼起家的所謂「名流」，發出「仁義道德」的論調一樣，縱不作嘔噴飯，也會嗤之以鼻！其令人髮指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如果說以這種手段所獲得的政權，也值得自誇自傲的話，那麼，他們在未獲得政權之前所要打倒的所謂「社會罪惡」，那就成了「小巫見大巫」，縱有罪有惡，也是微不足道的了。而共產黨人的罪惡，又是非親自目擊身受的人，所想像得到的。

    或許會問，我憑甚麼與爲甚麼反共？我不吹牛皮，我的反共不是根據甚麼「理論」，因爲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壓根兒就看不懂。我是憑著事實反共，我反他們「爲寇」時的惨無人道；我更反他們「成王」後的絕滅人性；我反毛澤東自己可吟「萬戶蕭索鬼唱歌」的詩，卻不准人民吟，「隔窗微雨響芭蕉，況雜西風葉動搖，一點秋聲一點恨，夜深傾訴幾魂消」的詩（中共於一九六三年曾爲此詩興文字獄）。我更不相信中國是憑他們這種狂妄好戰，「對内不施仁政」的暴虐作風治理得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

    有人用「無惡不作，無作不惡」八個字，作爲對中國共產黨在這四十年中一切作爲的總结，一點也不過份，這是我敢向世人作證的。

    人們都是相信眼前事物的。那就請容許我做一次「文抄公」，抄兩段師承中共的印尼共產黨人，他們所仿效中共殘暴的行爲作爲佐證。

    一九六五年十月初旬「快報」的「時事簡釋」欄，林燮先生將那幾天印尼人民反共示威如火如荼的原因，作了一次歸纳說：「這反映了印尼人民在共產黨發動的政變中，認識了共產黨的真面目。最主要的原因，當是六名將領和國防部長的稚齡兒子被惨殺；遇害將領無頭無脚，殘缺不全的屍體，在電視中出現時現出公憤。凡是有良知的印尼人，都會譴責共產黨惨無人道的卑劣手段。」

    他們是用怎麼樣惨無人道的卑劣手段將印尼六位將領弄死的呢？請看「星島晚報」同年十月十日「世界文摘」副刊鴻康民先生的「印尼六將領遇害内幕」：印尼共黨青年在一個房間裡面將六名陸軍將領，及一名誤認爲國防部長芮蘇賢的青年軍官的睪丸割去的時候，印尼共黨的女黨員，在這房間裡一絲不掛的跳舞，並用下流卑鄙的侮辱性說話，去羞辱那些將領。

   「這種惨無人道的行動在印尼耶加達以南八英里外一個共黨秘密訓練營内舉行，時間是十月一日早上五點鐘。」

   「這項没有人性的處決的主要見證人，是一位警察。事後他雖然秘密的溜出來，但在公路上逃跑時，想起目擊的酷刑及處死的經過，他因驚恐過度而昏倒路邊。後由陸軍發現，將他送往醫院救治，他清醒來一、二小時，猶有餘悸的情緒使他喪失說話的能力。到最後他完全鎮靜了，才將目擊的一切，及被共黨份子肢解的將領屍體隱藏地點說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