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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北伐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動態：

    北伐軍主力，自入湘以來，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長沙，七月卅一日進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佔領漢口、漢陽，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蔣總司令直接指揮，於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東路軍何應欽，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繼即向浙江推進，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佔領杭州。

    長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軍第二、六、七三個軍沿長江向南京推進。安徽省督辦陳調元宣佈投向革命軍，程潜統率二、六兩軍於三月廿四日佔領南京。

    上海方面——當北伐軍進迫上海龍華時，上海工人於三月廿一日實行總罷工，以响應革命軍，並與上海直魯聯軍進行激烈巷戰，廿二日直魯聯軍退出上海，北伐軍於二十三日進佔上海。

    自北伐主力佔領武漢後，國民政府俄顧問鮑羅庭，偕同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要員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由廣州起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達武漢，以國民黨中央及國府代表名義籌備遷都事宜。並於十三日成立「國民黨中委及國府委員聯席會議」，辦理建都工作。廣州國府於十二月五日宣佈停止辦公，由譚延闓代主席及張靜江率領國府職員於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佈遷都武漢，正式開始辦公。但蔣總司令覺得，當時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在鮑羅庭策動之下，已有迎汪壓蔣之勢，乃於一月三日電武漢中央要員，主張國府暫設南昌，以便於領導軍事工作，及將來建都南京。並於一月十日親至武漢，企圖說服各要員移駐南昌，但當時各人民團體，已提出迎汪復職的口號。所以他此行未有獲得任何效果，遼於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遷都之爭演變而爲黨權、軍權之爭。

    蔣總司令鑒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關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越趨緊密，形勢對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後再對付左派。於是由三月十一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動。三十一日槍决赣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黨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黨部及總工會；福州、安慶等地亦先後發生殺害中共黨員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開摧毁共黨行動，四月十二日發動了清共運動，並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一時期，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一、七兩軍所有中共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均被清除。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亦於三月間率其助手離開總司令部赴武漢，轉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顧問。

    最先佔領南京的二、六兩軍於四月初被七軍及一軍之一部份壓迫退出南京，蔣總司令便於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駐南京，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宣佈在南京成立另一國民政府，於是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分裂形勢。

    汪精衛於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兩黨同志繼續合作，聲明中有「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團結合作的苦心，於此可見。

    四月十日，汪精衛到达武汉，当「四·一二」上海事變消息傳到武漢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多表憤慨！汪精衛便即提出「討伐蔣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的口號。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决議：「開除蔣介石黨籍」並罷免其總司令職，於是寧漢分裂已趨表面化。

    廣東中共早有伺機奪取廣東政權的企圖，至國民黨蔣介石右派公開反共，屠殺共產黨員的消息傳到廣州後，便加速了我們的行動準備。

    當時留守在廣州附近地區的國軍右派部隊，計有：李濟琛第四軍的十一師及十六軍范石山兩個師和河南區李福林第五軍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關北江辦事處突接到廣東省農軍指揮部的密令，大意是：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已公開反共，屠殺我們革命同志；廣州的李濟琛是蔣的心腹，必執行蔣的反共路綫，因此我們以奪取廣東省政權爲目的，作戰部署如下：

    一、以駐韶關的陳嘉祐師爲主力，配合廣東工農武裝進攻廣州。

    二、各路農軍的指揮如下：東路指揮彭湃、南路指揮黄學增、西路指揮周其鑑、北路指揮龔楚、廣州市工人武裝及中區各縣由總指揮部直接指揮。

    三、各縣農軍，必須於廿日接近廣州郊區待命。

    四、各路軍立即派員來省農會連絡。

    該密令署名是廣東省農軍總指揮羅綺園。

    我接到這一命令後，立即由北江辦事處通知各縣農軍緊急動員，限於十九日到達粵漢路沿綫集結。並於十五日九時赴教導師請示陳嘉祐師長。他對我很乾脆的說：「我早就知道必有這樣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來，我駐清遠琶江墟的一個團，今晨已開始向銀盞坳、軍田（距廣州五十華里）推進，另兩個團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廣州約九十華里）並準備繼續推進。你們農軍須於十九日到達新墟附近（距廣州三十華里）。關於運輸問題，我於十九日早準備火車兩列供你們使用，請即派員來師部參謀處連絡。」

    我告訴他：「我們已通知各縣農軍依期集結，但我須立即返樂昌集中農軍，準於十八日，回到韶關。」

    談話後，我即離開師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農軍集中，十六日返樂昌。

    當我正在調集農軍時，十七日黄昏，又接到羅綺園的急電，要我星夜趕往韶關商討北上事宜。這時，韶樂邊界的八里排，有豪紳武裝四百多人，佔據在迴頭嶺上，深溝高壘，防備農軍進攻；並設卡在武江邊檢查來往船隻，勒收行水。農軍同志關心我的安全，他們都勸我從陸路繞道前往韶關。但爲了時間緊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時期，遂决定利用夜間乘小舟冒險偷過迴頭嶺敵方哨位赴韶。隨行僅帶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祇八小時便到達了曲江。在北江辦事處和羅綺園晤面時，他立即告訴我：「廣東的李濟琛於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動員廣州全部軍警分別圍攻所有與我們有關係的省黨部、省農會、工會及一切革命機關團體，被捕被殺的革命同志和進步分子不知其數！陳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農會負責同志因多在郊區動員農軍，或可倖免於難。當時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鎮）粵漢路工人糾察隊裹，幸得粤漢鐵路局聞變即通知我們，於是立即率部退至軍田與教導師部隊匯合，並即與陳師長連絡；局長主張我們立即回韶關共商今後行動。我和陳嘉祐師長會商後，决定北上武漢，與國民黨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們黨中央現亦在武漢，陳嘉祐師長要請你來共同商討北上計劃。」

    我聽完了他的說話，立即和他到師部與陳師長 商議有關北上的問題。

    陳嘉祐師長對北上問題，提出了决定性的意見。北江農軍編爲一個聯隊，由我任聯隊指揮，譚軍畧爲副指揮，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仍由羅綺園直接指揮，工農軍的一切給養概同教導師官兵待遇一樣。龔楚同志即携帶二千元隨同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學生先上樂昌，準備於二十一日前完成行軍準備。

    我於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僱了兩名農民，帶着二千銀元隨同北江政訓班學生，步行至桂頭（距樂昌縣城六十華里）。政訓班學生在此宿營，我因見時間尚早（下午一時）乃在桂頭僱一隻小漁舟，化裝成漁人，冒險上樂昌。經過迴頭嶺時，因船細人少，未被檢查而通過了。方自慶幸之際，不料船行至距離樂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風洲，突然從後面追來了五條大漢，人人手持駁壳槍，大聲吆喝停船；抓住背纜船伕，將小船拉至右岸。這時，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没有武器携帶在身，無法抗抵。這五條大漢一上船，便将我們綑綁，威迫船伕將船開至江中麻風洲，準備在麻風洲上將我們刦殺。船靠了岸，我們像待死的囚犯，靜候死神的來臨。正在千鈞一發之際，忽然來了救星。一隊武裝農民巡邏隊沿河岸迎面而來，他們都認識我，見我被匪徒刦持， 即向匪徒開火，匪徒見情势不佳，丢下我們倉皇而逃。

    原來在這期間各地已進入緊急狀態，樂昌農民已經動員起來，分別組成了武裝巡邏隊，巡守各交通要道，防範反動地主的進攻，是以我們得到他們的營救。

    趕至樂昌縣城，我們仍通宵達旦的進行各種有關農軍北上的工作。

    四月二十一日，曲江、樂昌、仁化、清遠四縣農軍，全部集中在樂昌。

    我向全體農軍闡述了當前廣東的形勢：「國民黨左右兩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漢，廣東的李濟琛走向右派，在廣州進行了一連串的反革命行動。目前，教導師即要北上武漢集中，我們爲了保存廣東工農武裝實力起見，所以也决定追隨教導師陳師長及我們的總指揮羅綺園同志北上武漢，我們這次退出廣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勝利歸來。但各位如有因家庭關係或有其他各種困難不能跟隨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們可以在此作出决定，向你們的隊長報告，各縣隊長請於今天下午四時前將名冊送到指揮部。」

    我說完這番話之後，各縣農軍隊長就立即分頭辦理參加北上的登記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農民不能參加北上外，志願參加北上的計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們將這一千一百多人編成了三個大隊，槍枝子彈都很齊備，士氣也很旺盛，整裝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羅綺園同志率領着農軍、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北江政訓班學員等，共一千六百多人，於拂曉時踏上征途。那一天，細雨霏霏，天氣陰暗，更增加了官兵們的離情別緒。在行軍中，我們靜寂的前進。是晚隊伍宿營於九峯橋（樂昌縣北），又有仁化縣的農軍三十餘人趕來加入我們的隊伍。

    翌日，越過天險的蔚嶺關，不久便進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後二時即抵達郴州，是日天朗氣清，官兵精神稍佳。當我們抵達郴州時，郴州的工農羣衆數萬人已集合在一個廣濶的會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受到工農羣衆的熱烈慰問，頓使全體官兵們精神振奮！

   羣衆大會結束後，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同志向我們報導有關當地的情况，他說：「長沙駐军何健部團長許克祥，於廿一日發動反共政變，將長沙所有與我黨有關之機開及工農團體圍攻，殺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農羣衆甚多（中共後稱爲馬日事變）。現正向長沙外圍各縣展開行動。」接着他向我們建議：「爲了慎重起見，你們最好俟教導師到達後，再行計劃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