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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於光緒三十一年，經時功玖（季友）、魯魚（文清）之介紹，加入同盟會，時年二十五歲。是年由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歸國，任教武昌官立法政學堂、私立法政學堂及法官養成所。先父時已年逾花甲，余以盡孝日短，不宜出生入死，致累親憂，且認爲革命須從提高民智著手，故於回國後即參加學術教育工作。辛亥之夏，慈父見背，抱恨終天，又悲恨七十二烈士之遇害，乃徇同盟會湖北支部同志之請，任評議長，參加實際工作（幹事爲趙君儼威等）。猶億其時兩湖革命空氣瀰漫，各校學生多有參加革命行列者，湘省巡撫余誠格曾詰湖南高等學堂監督劉人熙日：「汝校有革命黨人否？」劉答：「革命乃聖賢事業，後生輩何足當之。」其意蓋謂若湯武之順乎天應乎人，始足言革命也。既輕釋學生之罪嫌，復提高革命者應具之素養，堪稱秒答。又如中山先生曾云：「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又云：「革命須時時注意破壞，亦須時時注意建設」，余深信而服膺之，則革命與暴動，建設與破壞，相差幾希之間，唯賴眞知灼識爲指針，以判定其正確之方向耳。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前，鄂省革命氣氛頗熾，革命組織亦夥。其中以同盟會湖北支部組織最嚴，行動最密。至於科學補習所、日知會、文學社、共進會等，雖均趨向革命，但因係半公開性質，組織份子較爲複雜，共進會會員中亦有少數原爲君子立憲派份子，亦有全無關係者。日知會中，君主立憲派之份子尤佔優勢，其會員張難先、劉靜安即曾因「富有票」案而遭拘捕。

    首義發生，其遠因近因甚多。尤以是年三月黃花崗之役，青年學生壯烈犧牲，已博得全國同情；及同年七月因川省鐵路國有風潮，激起遍地怒火。首義前數日，武漢更有孫武之製造炸藥失慎案，及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烈士之成仁案，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態勢。最直接之導火線則因革命黨人名冊被搜，清廷按圖索驥，有一網打盡之可能。黨人爲勢所逼乃匆促舉事，清湖廣總督瑞澂倉惶出走，革命黨人遂不戰而有武昌。

    劉公（仲文）曾以其父所予捐官之銀五千兩獻作革命經費，深獲黨人推許，同盟會預定其爲都督；惟劉以武昌處四戰之地，必須舉一諳曉軍事者主持大計，乃於事發後謙不就任。棗陽王利用（巽伯）曾留學日本，時任教湖北法政學堂，與劉公交誼素厚，深以劉之意見爲然，力勸其不宜就職。一時主持乏人，眾有提及黎元洪者。黎時任協統，治軍嚴，待人寬厚，與學界人士過往密切，其地位雖不甚高，而聲譽卻遠在張彪輩之上，苟能得讚許，因統軍有人，復可引致勁旅爲革命效力。計議既定，遂推黎之同鄉蔡濟民往請焉；黎初不許，眾加勸逼，遂勉允之。傳聞中有「自床下拖出」之說，則不免違反事實，最初一二日，黎本清吏，其猶疑態度，原不足怪，然自承諾之後，則深識大體，從未動搖，此爲彼之可貴處；武昌首義能支持至全國響應，黎之出任艱鉅，實爲關鍵所在。而推原其始，則劉公自知之明與謙抑之德，尤足稱焉。借此事至今知者尚鮮，開國史實，言者不一，甚至因後人之黨同伐異，使信史無傳，殊堪浩嘆。

    起義黨人在抱冰堂集會訂立<軍政府組織條例>，並推舉各部首長。余被推爲司法部長，時值大雨，余聞訊，冒雨趕去，以年輕識淺懇辭重任，眾以責無旁貸，未邀允許，此後余參加部長會議，親與最高決策。每次會議，黎任主席，甚少發言。一日議及毀壞黃河鐵橋，以阻北軍進攻；黎以侷處一隅，決非久計，如出師北伐，黃河爲必經之地，鐵橋應予保存，不宜破壞。眾議乃止，儼若大智若愚者。

    曆法經採用黃帝紀元，如都督府及余司法部之佈告均書「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某月某日」字樣。

    黎就職後，出兵進攻漢口，更番休息時，須群返武昌餐聚。原有清兵，多換装棄械而逃，膽壯者摭拾槍械，得一營之數即派爲營長，得一團之數即派爲團長，共湊組兩師之眾。清廷派陸軍大臣廕昌新率近畿兩鎮援鄂，廕遲遲其行，適授民軍以組合機會。彼設司令部於火車，車前後各置一直頭，勝則進，敗則退，行動果稱靈便，而將怯兵傭，由此可見。

    武漢首義時，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濟武），原爲進士出身，留日返國後亦任教法政學堂，爲清末之著名君憲派。余時兼任全省自治研究所長（各縣保送二十五歲以上紳上來此受訓，卒業後返原籍設分所，訓練地方自治人員），首義後湯被推爲民政部長，故經常聚晤，某夕在府閒談，其時革命軍與清軍戰爭激烈，形勢尚不穩定。彼謂：「武漢處四戰之地，外而與湘贛豫三省爲鄰，鄰省清軍朝發夕至；內而城鄉交易一旦斷絕，米薪難以爲繼，將來必失敗無疑。」余云：「以純軍事眼光視之，應有此種顧慮，然揉合人心而論，則形勢迴然不同。以近事而論，川省鐵路風潮激盪，鄂軍受調赴川鎮壓，遂促成此次起義，似此類推，若鄰省軍隊來此，亦必反正助我。革命乃非常事業，豈能以常態度之。」湯曰：「是一說也，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談論至深夜時，府秘書持電文至，乃湘省響應獨立，推焦達峯、陳作新爲正副都督，（九月一日）電請鄂省官錢局，援助軍款，漢陽槍砲廠供應彈械，湘省願以米煤交換。眾聞悉喜，湯語余曰：「君言驗一半矣。」未幾，湘軍統帶王隆中率防營，甘興典率新軍自湘來援，武漢形勢益固。

    九月初清廷調回廕昌。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節制援鄂各軍；袁遣馮國璋率生力軍奪回漢口，大事焚掠，武昌人心惶惶。幸黃興九月初七日由滬至武昌，人心頓安，蓋以黃興爲眞正革命黨，辦法必多。十三日黎都督在閱馬廠築壇，拜黃爲總司令，黃足著草鞋，腰懸水壺，受任後即趨赴漢陽督戰。相持將及一月，清援兵日增，戰事慘烈；至十七日，漢陽不守，黃興率軍退武昌。時人言紛紜，半疑半信，黎乃召集緊急會議，商善後。黎主持開會時，態度仍如平時之穩重，僅致兩語，謂：「今日開會，討論軍事如何進行，政治如何改革，請各抒所見」，不明內情者全不知漢陽己失守。座中有人請報告漢陽情形，黃仍著草鞋懸水壺，方渡江而來，神態如常，並未作「漢陽失陷，深自惶悚」之套語；開首引了兩句成語云：「漢陽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乃易守之地，繼則從容謂：「兄弟決心放棄漢陽者，因鄂軍與湘軍不能一致，湘軍中防營與新兵意見亦異，而敵勢猛銳，戰守毫無把握，逐焚糧台，毀槍砲廠，免資敵用。今日開會，如都督決心放棄武昌，以免砲火累及無辜：余更將率全軍增援南京。」語畢舉座寂然，在場人士咸抱有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豈肯輕言棄守？設非黃平素人望，早已群起而攻之矣！時留日海軍學生范騰霄起立發言：「苟漢陽失守，係在於軍隊之不和，此輩軍隊，既不能守漢陽，又奚能攻南京？且南京已另有革命黨人作戰，鄂軍千里跋涉，能有若何助力尚不可知；而武昌首義，全國矚目；輕易棄守，將意吾輩勢力已告崩潰！諸公必須抱與城共存之決心，以待天下英豪之響應。」全體熱烈鼓掌，空氣頗爲緊張。黃曰：「眾志成城，武漢付託諸公；兄弟決率一部助攻南京。」其民主風度，予人印象甚佳。

    武昌既決定固守，馮軍隔江砲轟，都督府中彈燃燒，黎元洪走避洪山，職員泰半散逸。余司法部職員亦逃去兩人，群情又呈騷動，余晚至都督府探視，僅見秘書瞿瀛及參議甘績熙二人，景象寥落零亂。三人商議片刻，決定不待都督裁可，逕以其名義通電全國，聲稱「黃總司令已率兵攻寧，元洪決心死守武昌，以待天下響應，望我黃帝子孫聞義奮起。」次日余在江夏地方審判廳覓得一騾，騎之巡城，民眾見之，咸謂「司法部長仍在，都督自未他去！」形勢復趨安定。

    復次日，外交部長王正廷來（部長初爲湘省桃源人胡瑛；後任烟台都督。）謂領事團領袖英領事來函調解停戰數日，條件至爲公允，余等決議接受，然不見都督及其印信，蓋已在赴葛店途中矣。乃商請漢陽司令部參謀萬耀煌乘馬直追，途遇其秘書陳邦彥，攜帶印信，謂都督在前不遠。黎聞停戰之議，遂折返武昌，政設都督府於舊藩台衙門。

    武昌軍政府雖告成立，然地方秩序尚極紊亂。余受任爲司法部長，時僅三十歲。就職之日，書「維持秩序，整肅紀綱」兩語於轅門左右，以明責任；又書「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聯於大堂，以自警惕；亦即明示民國政府滌舊除新崇法重民之旨意，藉以安定民心也。余繼思治理國事，選賢爲先，乃延攬彭漢遺爲副部長，石志泉爲民事司司長，韓玉宸爲刑事司司長，王巽伯爲監獄司司長，李稼生爲總務司司長，甯柏青等爲參事。至課長課員書記之人選，則由各單位主管者負責物色，簽請核定任用。組織就緒，積極進行部務。籌設江夏臨時審判所、臨時上訴審判所。迨荊宜克復，改組爲江夏地方審檢廳、湖北高等審檢廳，並成立漢口、宜昌、沙市三埠地方審檢廳，一方草創考試制度，招考優秀之司法人員，派赴各地審檢廳任用，以建立完整獨立之司法體制。凡所設施，具見於司法部之第一號及第二號佈告。（見本章附錄一、二）

    惟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須執法者有認眞之態度，方足以戢強悍狡黠者之玩忽。司法部及所屬地方司法機構雖告創立，然莠雜軍人恃勢欺凌寡弱，魚肉鄉民之事，仍所多有，直至唐犧支一案後，風氣始爲之丕變。

    唐犧支原在荊宜設軍政分府，自任總司令。宜昌某輪一水手王某攜帶私貨，唐之部屬敲詐不遂，竟遽行槍斃。水手之母向武昌各機關申訴，無人過問；適余自司法部公出遇見，接受其呼冤單後，派員赴宜調查屬實，乃請軍政府組織特別法庭，傳訊唐犧支。唐初欲拖延，余又控其違抗命令藐視法律之罪，請拘之，軍政府遂派師長蔡漢卿乘兵艦赴宜拘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