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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發生盧溝橋事變，日寇對我們中國步步進逼，當時的青年學生爲了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紛紛投筆從戎。我的老家在浙江孝豐，家境尚稱小康，因爲抗戰的關係，我讀了兩年高中就隨著學校遷到大後方，成爲流亡學生。到了大後方，正在思考今後何去何從時，恰巧中央軍校第七分校開辦第十五期，當年報國志切又不願受異族欺凌，於是就決定去報考並獲得錄取。我會選擇從軍，除了是抗日戰爭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示申感召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有一位堂兄，一直跟著胡宗南將軍，歷任胡宗南總部特務團團長、戰地總隊長，總務處處長等要職。因此，雖然我與胡宗南將軍沒有什麼淵源，多少受這位堂兄的影響，而投到胡宗南麾下。

    十五期是第七分校最早的一期，胡宗南將軍擔任主任，我們十五期總共有四個總隊，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總隊。孔令晟先生是第二總隊第三大隊，我是第二總隊第四大隊，我們兩人是同一期但不同大隊，因爲孔令晟先生已經高中畢業屬於甲級生，被分到第三大隊；我則是高中肄業屬於乙級生，被分到第四大隊。我的隊長是邢延庭先生，大隊長是杲春湧先生，總隊長是李用章先生。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們在陝西鳳翔舉行開學典禮，胡宗南主任因軍務倥傯，由政治部主任曾擴情少將主持。我們先實施入伍教育訓練六個月，再實施分科教育，因甲乙級生有別，以及科別不同，其施教期間各有長短，甲級生約一年，乙級生約一年八個月。我們先在鳳翔訓練，至民國二十八年春才由鳳翔調到王曲（秦嶺小麓）。

    畢業後，我被調到胡宗南總部特務團擔任連長、後來又考取陸軍大學參謀班，與孔令晟先生一起受訓，那是陸軍大學西北參謀班特訓第二期。受訓後，被分發到胡宗南總部任參謀後，轉調第一軍羅列將軍麾下，擔任搜索連連長。後來有一位徐保將軍（徐保是胡宗南主任的愛將）調任第二十八師師長，駐防在甘肅固原，我就被調到該師擔任作戰參謀；不久，又被調任砲兵營副營長。大約半年後，我再被調爲二十八師八十三團第三營營長，而第二營營長就是孔令晟先生，八十三團團長是敖民權上校。

    民國三十五、六年間，中共陳毅部隊被我軍趕離魯中，在魯西地區流竄；而劉伯承部則南逃到大別山一帶，也正被我軍堵截追剿中。中共爲了誘使我在關中地區的部隊北移，乃策應陳賡部由晉南渡黃河，擾攘豫西一帶，藉以聲援陳、劉共軍。此外，中共又令彭德懷部傾全力圍攻榆林，以達到其圍魏救趙之計。當時擔任晉、陝、綏總部指揮官的是鄧寶珊將軍，駐守榆林，並以第二十八師、八十六師守城，以整編後之二十八旅（原二十八師，旅長爲原二十八師師長徐保）、新十一旅守城南歸德堡、三岔灣一帶，阻止共軍於榆林河、無定河之西。

    民國三十五年冬天，褕林一帶防務告急，中央緊急由西安機場空運二十八旅之八十三團到榆林增防，當時我是八十三團第三營營長，我這個營就駐在城南凌霄塔附近，孔令晟的第二營駐守機場附近。榆林城是沙漠中的綠洲，城外一片大沙漠，而沙漠中經常有流沙，若沒有瞭解當地水文的嚮導，容易陷入泥淖中而不能自拔；而且經常是今天這個地方可以通行，到了明天又成爲泥沙地，那是因爲地下河水改變航道之故，所以榆林城外有一條河就稱爲「無定河」。我們前後在榆林城外駐防一年多，終年吃的是小米，那是當地僅能生長的農作物；不過，榆林城外石板橋橫跨的林河畔，仍有柳樹搖曳，好不美麗，因此當地人說榆林河是「桃花泉」。

    在駐防榆林城時，我還見過一幕很有趣的景象，就是鄧寶珊麾下一位將軍，搭乘軍車時前後竟然有四位衛兵站在門外，好不威風。其實，榆林城馬路並不寬敞，我們大都是騎馬代步，只是這位將軍好講排場，經常引人側目。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共軍第一、二、三縱隊分向三岔灣猛攻，企圖斷駐守劉官寨之八十二團退路，徐保旅長令八十二團向榆林城轉進。三岔灣撤守後，徐旅長又令八十三團放棄機場等地，向橋林城內前進，以便做爲預備隊。我一收到緊急命令，隨即率全營官兵向榆林城撤退，當天晚上即抵達榆林城。八月六日，共軍第一、二、三縱隊已包圍榆林；七日晚上，共軍之三五八旅，獨四旅向南關凌霄塔據點猛攻，徹夜激戰，我們在榆林城就看到火光四射，敵我短兵相接的景況，這次戰役八十二團第三營顧遂東營長不幸殉國。八日凌晨，天空才乍現一片肚白，徐保旅長緊急召見我，一見面他就說：你帶隊馬上出城，規復凌霄塔據點。我記得徐旅長在集合場上非常激動，一直說：「竟然把我的部隊打成這般！」他有意自己出城作戰，幸好他的左右極力勸阻。

    我們一出榆林城，不敢走石板橋，而直接涉榆林河南下。我營中幾個連的戰鬥力都很強，由凌霄塔北、西兩面與共軍反覆爭奪，終於擊滅敵軍，恢復凌霄塔陣地，隨即由我的第三營駐守凌霄塔。凌霄塔是在高地上，可以由木梯上到塔頂，我們藉此觀察共軍布防，並經常以布板指示共軍位置，便於我軍飛機轟炸。此外，我們從凌霄塔也可以看到共軍利用夜晚進行攻擊的情形，共軍以人海戰術架設雲梯攀登，急欲攻入榆林城，幸賴守城之八十二團及友軍官兵沈著應付，全力固守使共軍未得逞；另一方面，中央爲解決榆林圍城困境，令整三十六師鍾松師長率部馳援。八月十三日晨，三十六師經本寧堡抵達榆林西郊，榆林守軍士氣大振，爭相出擊；翌日，雙方會師，共軍乃全面撤退。

    這次榆林保衛戰，雙方搏鬥激烈，死傷慘重。我們在凌霄塔沒有糧食，只能靠飛機投送食物。而共軍一方面猛攻榆林城，另一方面也抽調兵力來攻打凌霄塔，而且他們是晚上打，白天不打，我營官兵浴血奮戰固守陣地，使共軍傷亡慘重。而我們守榆林城的部隊，亦在交叉火網下，阻止了共軍的人海戰術。此後我榮獲六等寶鼎勳章一座，是我畢生之榮譽。

    我們解了榆林之圍後，部隊不久調回到西安。不久陝西運城【析世鑒：「陝西運城」，原文如此。】又告急，於是又奉派支援運城。我們由風陵渡過黃河，部隊直接去攻打黑石山將駐守共軍擊退，當晚就駐在山頂上，整晚星夜無光；第二天一早，大雪覆蓋整個山頭，我看到的運城霧茫茫一片．解了運城之圍回陝西潼關路上又碰到了共軍，打了兩天後才又渡黃河回到潼關。我們那時候的部隊根本沒有時間訓練，一有死傷就補充兵力，但卻沒有辦法也不容許我們慢慢施以訓練。

    至於我與胡宗南將軍根本談不上任何關係，雖然我與他是浙江小同鄉，但淵源不深。在大陸時期我只是位小軍官，曾擔任胡總部作戰參謀；來臺灣後，我又被調到海軍出任政戰工作，所以與胡將軍關係不深。不過，我倒記得擔任胡總部參謀時，曾有一次與另一位參謀代表胡總部隨同軍令部長徐永昌到青海西寧，馬步芳對我們非常客氣，請我們吃飯；我想他主要是要宴請徐永昌，恰巧我們代表胡總部也沾了光。結果第二天，徐永昌自己搭飛機走了，把我們兩人甩在西寧，我們透過國防部作戰次長秦德純的協助，才在第二天離開青海西寧抵達重慶。後來，大陸情勢危急，我就跟著胡總部由成都撤到海南島海口市，再從海口市撤來臺灣。

    以上《榆林保衛戰前後——劉景先生訪談錄》，原題《劉景先生訪談錄》，是以中華民國九十年初版之《中共教導旅陝北作戰日誌（1947年3月22日—1948年3月13日）》（臺北縣新店市： 國史館）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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