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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北作戰失败的原因

    ㈠ 缺乏戰略情報

    我從當五○○團團長開始講起。我是首先進入延安的團長。我當時是在整編第一師一六七旅五○○團當團長，师長是羅列，旅長是李崑崗（陸大十一期）。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蔣委員長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對全國將領宣布要整編軍隊，有三大理由：1．老百姓經過八年抗戰，已經民窮財盡，需要休養生息，不能再打仗；2. 國軍經過八年抗戰，很多部隊都疲憊不堪，也要整顿；3．最大問題是國際形勢，尤其是美國，反對中國内戰。不久三人小組發表整軍方案，第一期全中國編一○八個师，國軍編九十個師，共產黨軍隊編十八個師；第二期縮編爲六十個師，共產黨軍隊編十個師，我们編五十個師。代表政府的是張治中上将，代表共產黨的是周恩來，代表美國政府的是馬歇爾元帥，根據這個整編方案，整编第一軍就是原來的第三十八集團軍總部，董釗當軍長，整編第一師就是原來的第一軍，由原第一軍軍長羅列當師長，李崑崗是原來第一六七師師長，編爲一六七旅旅長，原來三個團縮編爲兩個團，我是一六七旅五○○團團長，新任，還有一個四九九團團長，由一位軍校七期萧伯廉當團長。

    我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到晋南安邑就團長一職，時第一營營長應啓新（軍校十四期），對當時匪情比我還了解，幾個營長對部隊的狀況也比我了解多。到差不久，就準備打仗，大約在七月間就奉命向聞喜進攻。在沒奉到命令之前，我就經常聽無線電的廣播，那是我們團的一個收發報機聽到的，當時共產黨就發布說胡宗南的部隊某一天要從晉南往北進攻，連番號也播出來了，說一六七旅、四十七旅（旅長李奇亨）準備行動。結果我們三天後，奉到命令，與共產黨三天前宣布的情報完全一樣。也就是說我們西安綏靖公署決定要打共產黨時，他的情報就出現了。當時我們不知道，只覺得奇怪，我們三天前什麼都不曉得，共產黨怎麼會曉得。三天後我們果然照共產黨宣布的去打仗。當時打與不打都很爲難。打，部隊縮編，一個軍變成一個師，影響士氣，很難打仗。整編第一師算最好的，一個師帶三個旅，還有六個團，有的如七十八軍全軍只編成一個團。（後來我當師長時，那個團長趙仁（軍校十期）來當我的副師長。）當時我就覺得這個仗不好打，打下去沒有希望。因爲我們對敵人茫無所知，接觸以後捉到俘虜一問，才知道他的番號，主官是誰？沒接觸以前，我們的戰略、戰術情報都沒有，完全靠戰鬥情報，捉到敵人了，打了仗了，才知道原來是這個部隊。中共常常以優勢兵力與我們接觸，如果情勢不利，他根本躲在一邊，你找都找不到。這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個突擊營突擊延安，營長即原第一營營長應啟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們到了延安東邊的塔山，碰到了旅長、副旅長與參謀長。突擊營的嚮導是共產黨派的，所以進延安遲了一點，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澤東。因爲當時毛澤東還沒走，毛澤東說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進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進入延安時，地下室的茶還是溫的。他的情報很靈光，對我們的行動很了解。整個剿匪我們吃虧的就是情報不靈，對敵人了解太少，相反敵人對我們了解太多，甚至我們沒有行動，事先他都知道。

    我進延安以後，先到街上去看，延安一個老百姓都沒有，是一個空城。以後我們的行動，就根據共匪的行動來進攻，因爲我們進延安時，戰略部署還很完整，有兩個軍，一個是整編第一軍，董釗將軍當軍長；一個是整編二十九軍，劉戡將軍當軍長，都是黃埔一期，也都是胡先生的老部下。過去劉戡很少到西北來，勝利以後才到西北來當軍長。這時，我們主力很完整，共產黨不與我們決戰，只不過在延安的正南邊大小勞山，正面與二十九軍打了一下，據說當年東北軍張學良部隊的一個師，就在那裏整個被共產黨消滅。我們整編第一軍是從東邊金盆灣進攻，出乎共產黨的意外，共產黨沒有想到我們第一軍從東邊，威脅他退路，所以他急急忙忙撤退。換句話說，我們的主力已經到了金盆灣，馬上要打到延安的東邊來，但他在正面抵抗比較激烈，我們這邊打了很久，不太激烈，不是主力接觸。所以進入延安以後，七十八旅兩個團下午還在打。第一旅三十五年在晉南吃過虧，那時對共產黨情況不了解，也是一夜被共產黨包圍，兩個團大部被消滅，損失很大，旅長、參謀長都被俘，所以第一旅到打延安時，已經快一年了，戰力才慢慢恢復。

    我們進延安以後，敵人撤退，但不久，不知是何原因，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黃埔三期，劉戡的老部下）奉命帶了一個團經延安東邊大約八、九十里的青化砭，目的可能是要去占領一個據點。我曾經問過當時在青化砭打仗的一個班長陶善鵬，他說我們這個團，情況不明，旅長聽到一個團要進去，覺得很危險，結果一到青化砭附近，敵人兩面夾攻，在三小時之內，一個旅部帶一個團被消滅。據該士兵告訴我，他說敵人是廣正面包圍，一旦進入他的包圍圈（口袋戰術），就沒有辦法擺脫他，也突圍不出去，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十九日進延安，二十四日三十一旅帶一個團，就在青化砭被消滅了。被俘的班長在共產黨那裏經過一段時間逃回來，我親自問他，他說共產黨對我們的情況很清楚，三十一旅的作戰，沒辦法擺脫他的口袋戰術，他的正面很廣，部隊也很大，共匪的厲害就是他情報很靈，很難找他主力的行動。後來我任第一軍預備隊奉命向北走攻下綏德，保護綏德據點。綏德在陝北很重要，宋代名將韓世忠就是綏德人。綏德靠近米脂，離延安好幾天的行程。我正奉命部署守綏德時，突聞蟠龍鎮（離延安約九十里）守軍一六七旅旅長李崑崗帶五十九團團長被圍，包圍的部隊是彭德懷的主力，至少有幾萬人，彭德懷是解放軍的副總司令兼第一野戰軍司令員，他以全力來對付我們旅部的一團，四四九團起先打的還可以，後來情況變了，而被消滅。旅長、副旅長和參謀長都是陸軍大學畢業。李崑崗後來被放回來，來到臺灣，曾經當過行政院的組長，與陳辭公的智囊方天將軍都是陸大十一期同班。民國三十八年四四九團蕭團長（伯廉）曾親自告訴我說：「共產黨對我們團長以上的資料，每個人都這麼厚厚一本，清清楚楚。相反的，我們不清楚。他的情報做的很到家。」後來我們才發現，除了我們國防部有匪諜，如作戰廳長郭汝瑰（陸大十期）、作戰次長劉裴（日本陸大畢業，時人以爲是代表桂系參加國防部）是匪諜以外，我們所有重要將領身邊幾乎都有匪諜。胡先生原來機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兼電信訓練班主任，我們無線電通訊人員、機要翻譯人員經過他那裏訓練。他是民國二十三年胡先生當師長的時候，由戴笠將軍介紹來的，交通大學畢業。因爲他妹妹是共產黨，因而引介於民國二十七年加入共產黨。那時我在總部當 科長，大家都認識，我們到了延安以後，在共匪的一個招待所一起暍咖啡，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後來我們在十一戰區孫連仲將軍部發現一個匪諜作戰處長，牽連到戴仲容的身分，才把他抓起來。所以我們的行動部署，是由通訊人員通知對方。我們在延安，完全靠無線電的偵測，來決定我們的行動，敵人電臺在那裏，我們才曉得敵人的蹤跡，而他們則是用埋伏。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原來是顧總長的參謀長，顧調 參謀總長的時候，他調做作戰廳長。幾乎每天晚上，我們都下班了，他都要坐火車去上海與共匪聯絡，把國防部的部署告訴敵人，大家不知道他是匪諜。所以我們的行動敵人很清楚，相反的，敵人的行動我們不清楚，要接觸以後才了解。所以延安作戰以後，共匪避戰，而在形勢有利時，用優勢兵力來消滅我們的孤立部隊和分離的主力。

胡健國纂修問：我在書上看過，聽胡先生部下也講過，說打延安那一次，是老總统、胡宗南、盛文三人計晝，下面人不知道，所以很快打下延安，没有受到匪諜干擾。但曾將軍說胡宗南先生主持電報的人是匪諜，把消息透露出去。這兩者是否有點矛盾。

    打延安事先的計畫，是胡先生的副參謀長薛敏泉（陸大十一期，後來調七十六軍軍長）擬的，最後綜合是胡先生他們二、三個人決定的。我判斷是這樣，總統不會爲了這個事到西安，可能胡先生到南京去見總統，胡先生當然要帶一個參謀長，胡先生身邊的副官熊向暉，我認識他的時候是胡先生的上尉副官，我要去中央的時候，他說：「你這回調到重慶，胡先生會送你一筆路費。」他曉得我不想去中央，後來他看我挑撥不動，就不講了。他是七分校胡宗南的學生，與孔令晟同期，孔令晟是北大的，他是清大的。換句話講，所有高級將領身邊幾乎都有匪諜。匪諜無孔不入，我都懷疑現在臺灣有多少匪諜，我曾經碰到一個匪情專家，談到匪諜問題，他說調查局處長問他，臺灣有沒有匪諜，他說：「臺灣沒有匪諜，眞是奇蹟。除非奇蹟，臺灣才沒有匪諜。臺灣有匪諜是很正常的。問題是匪諜高明的很，你找不到他。」我最近看到一本書，說周恩來在西安，有一天帶張沖到西安郊外的一個尼姑庵去看周恩來的母親。周恩來在共產黨裏的地位那麼高，可是他母親不在共區，而住在西安，是很奇怪的事。

    ㈡ 行軍速度遲缓

    老總統在臺灣第一次召見我時，問我對大陸作戰情形，有什麼看法。我說我們有兩樣不如共產黨，第一是情報，如剛才所言，戰略情報、戰術情報都沒有，要靠戰鬥才能得到情報，才能認識敵人，這是我們情報不如敵人。第二是行軍不如敵人。敵人是輕裝，行軍時不帶糧食，只帶步槍子彈，一天一夜可以走一百八十里（九十公里）。這是我們抓了延安的俘擄才問出來，這個俘擄是共匪在延安的一個科長。他說前一天他從延安增援甘泉，一到甘泉就奉命撤退到延安，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我也做過長征軍，那是抗戰一開始，我在山東膠州灣南邊，調到青島附近，從下午大概四、五點鐘，開始行軍，走到第二天下午三、四點，到了青島附近的李村。我那時當排長，除了自己帶了手槍，還替士兵扛了兩支步槍。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三十里，人家走了一百八十里，行軍不如人是我們基本的問題。因爲我們都是重裝，要帶行李、背包、子彈，又要帶糧食，尤其在陝北，要帶十天糧食，前進五天，再回五天。糧食是帶麵粉，一天規定一個人大概要帶二十六兩麵粉，這是主食，副食不算。平均一個士兵的負擔，最少是二十斤以上到三十斤。所以我們行動沒辦法與共產黨比。他是就地取糧，共產黨的政工人員與老百姓配合的很好，士兵不必帶糧食，我們要帶糧食，所以影響我們作戰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