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師·莊林松 /广斫鉴

我一九二九年出生，在臺北長大、念書，小時候讀日新公學校。十三歲從學校畢業，有一段時間在鐵工廠當學徒，後來又念青年學校，當時日新公學校刚開辦青年學校。青年學校要念五年，一、二年級算做高等科，三年級起就是現在國中的資格，所有課程都在晚上教授，也就是現在說的夜校。當時我也考上商工專修，但是家境不好只好放棄。

十六歲那時，日軍開始招募技術工員。當時我的看法是：對臺灣對個人，將來只有向海外去發展。在基隆港時，美軍已經知道了，美軍的間諜人員很厲害，我們躲到哪，他追到哪，我們剛從陸軍會館搬走隔天，就來轟炸了，基隆陸軍會館在空襲中被炸毁。我們搬到山邊一間小學，我們才走，學校就遭轟炸。這樣一直轟炸一直到我們悄悄的上船。那天早上，一個下士官來教我們如何穿救生衣。然後叫我們一百多人趕快安靜的上船。船一直開到基隆前面彭佳嶼後掉頭，原本一直開過去就到上海，但是情勢不好，所以掉頭到澎湖，澎湖離中國就很近了，然後很快的抄過去，對面是舟山列島。

日本陸軍工員

船一路被B24和潛水艇追擊，沿著福建、浙江的海岸大概走了一個星期。本來從基隆出發是一個船團，去日本的直接出發；去海南島、南洋和中國的，快到澎湖才分開。十二月的海上風浪很大，大家想吐又不敢吐，跑到上面一吹到海風，一受寒，又吐不出來了。我們和岸邊幾艘同型的小船一起出發，被B24掃射、潛水艦砲擊，結果擊中前面那艘船，我們的船救了一個日本上等兵。他的船被擊沈，那個上等兵不知如何的被噴出來，那時日本兵都穿呢絨衣和救生衣，他在海上浮浮沈沈，臉頰受傷流血。被噴出來之後，不知怎麼的抱住一塊很大的木板，他爬到厚木板上頭，漂流著，被我們這艘後面的船隻救上來，一被我們救起來就問：「你們是不是敵方？」我們說不是，問他：「你是不是日本兵？」不知是受寒了還是受到巨大驚嚇，他只是一直說：「我是日本兵，我是日本兵。」我們領隊站起來，打他一巴掌，他才驚醒過來。我們馬上拿葡萄酒給他喝，讓他鎮靜下來。問他：「你不是在我們前頭的船嗎？」我們才知道前面的船被擊中了。到吳淞港，由來接我們的部隊送他去陸軍醫院。

奇怪的中國人

我們從吳淞陸軍倉庫後面上陸。剛上陸時，從海邊經過，看到海邊的景色是林投樹、椰子樹，高高低低，我還以爲到了南洋。不是明明要到中國大陸、上海南京，怎麼跑到南洋來了？部隊來接我們，一進港口，看到裹面的砲彈，多到四處亂滾的地步，手腳都冰冷了。正月初三在吳淞港上陸，順著海岸由吳淞口到上海，到處張燈結綵，熱鬧滾滾。我們不知道已經過年了，心想，這個地方怎麼這樣？這眞是戰地嗎？進去上海，看到舞龍舞獅，才知道眞的是中國呀！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時很冷，他們穿唐衫馬褂，袖子寬寬大大的，把手伸到裹面去。耳朵易受凍的地方，就做個圈圈，像現在收音機的耳機，上面有長長的毛保護著耳朵。一個，他剛好戴的是黑色的毛，我心想：「中國人怎怪？怪成這樣，耳朵邊毛那麼長怎麼不修一修。」後他人戴白色或兔毛，才知道自己搞錯了。

我們的本部隊在上海，是登一六二八部隊，古澤中隊。登字號代表大阪部隊，普通若是登字號都不是作戰部隊。二八是汽車廠，二九是服部（製作衣服）廠，三○就是病院。裝備很齊全。我們從本廠分出之後，分發到南京廠，從南京廠分出兩個派遣隊，一隊去蘇州、一隊去杭州。戰爭結束時，全中國的汽車都回這個汽車部隊，有兩三萬臺。其中有拖車、牽引車、摩托車。

部隊所學成爲謀生技能

古澤中隊的中隊長人很好，戴著眼鏡非常英俊。教官是一位大我們沒幾歲的大專兵。他們受訓六個月之後就是少尉。他的劍道很好，二段三段的程度。日本人比較直爽，我們被中國軍接收之後，中國軍叫他留下來，繼續管理我們。我們都認爲這個人做事直爽、公平，不亂貪污，很感激這個教官。我們一進部隊，就要受第一期的訓練，就像現在新兵入伍四個月。之後，選出其中最優秀的，稱做「優先拔」，就是優先提拔的人才，大概只有十幾個。再來是一般及格的，分甲等及格、乙等及格，如果沒有及格再留下來訓練四個月。當然臺灣囝仔沒有那麼笨的，臺灣囝仔比日本囝仔聰明，日本人在訓練上跟不上臺灣囝仔。

我們訓練的地點在南京。一去南京時就很冷，臺灣囝仔第一次見到白茫茫的雪，很稀奇。剛進去時，大家水土不服，都下痢。但是我卻跟别人不一樣，我不下痢，而是好幾天才上一次大號，結果檢查出有腸病的可能，到醫院四十天。回來之後，我也在「優先拔」的名單中。我的運動機能比人家好。之後就分發工廠，早上讀書、讀有關機械的科目，下午到工廠實習，拆汽車等，實際操作。那段時間最好，可以一邊讀理論，又可以實際操作。後來我回到臺灣，這些變成我幾十年來工作的根本技能。

工廠裹有鑄造、鍛造、噴漆、帆布、電機、車床、鉗工，所有汽車用的都有。依個人專長分派。不像現在，學機械的，叫你去當步兵，學機械和當步兵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嘛！養個機械人員，要用多少社會成本？國家要用多少資源。當步兵只叫他拿槍而已。我們到現在還用這一套，跟不上人家。像當時我們四個月基本新兵訓練出來，已經可以當步兵配到部隊。但是沒有，技術兵還繼續培養。在這裹訓練原本目標是九個月，訓練成之後，是半熟的師父。但是因爲戰爭緊迫，要趕快訓練出來運用，九個月變成六個月。六個月之後就全天都在工廠裹，不久戰爭就結束了。

新六軍接收南京

南京受降簽約是何應欽和板垣簽下的。中國發現在抗戰期間，死傷很多人，沒有技術人員，就對我們說：「現在祖國的懷抱，祖國正缺乏技術人才，你們留下來。」我們是屬於日本的部隊，應該由部隊帶回日本，再由日本回臺灣。但是，聯合國認爲委託人送回，不用多花那筆錢。中國這邊也要求說，缺乏這種人才，他們想要這批人，所以就把我們留下来了。我們是由新六軍接收。

被留下來時，我們一直說不要。但是大家年紀都很輕，有的才國小畢業，哭著說要回家，要找媽媽。日本戰敗後還留下半年的糧食給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教官也留下來管理我們。他做人公道，我們跟他很合得來。有一次，中國兵在工廠站衛兵，教官從這個工廠要到另一個工廠巡視，穿的還是日本軍服，軍階已經拿掉，也沒配刀。進廠時衛兵擋住不讓他進去，他用寫的拿給衛兵看。衛兵大概是不認識字（中國兵很多不識字的），看都不看就丢掉，他又撿回來給他看，又被丢掉，再撿回來又被丢掉。我們這邊大家都不通中國話，非常不服，很生氣他那麼不尊重我們，想跟衛兵講又講不通。

軍隊待久了，有的人頭腦變得怪怪的，秀逗秀逗。有一次，一個日本上等兵，旁邊跟著一個衛生兵，這個上等兵已經精神錯亂，要送他去醫院，不知怎麼去惹到那些衛兵，因爲他已經發瘋了，跟那些衛兵拉拉扯扯。衛兵把他綁起來，像凌遲一般的倒吊，一直打他。我們看不過，跟他們說：「不要這樣啦。」竟然說要跟我們一決輸嬴。要輸赢就來輸赢嘛！這是一種人道嘛！已經輸你們了，也明知他已經瘋了，還打瘋子，那你不是比瘋子還瘋。要講道理嘛！我們想，唉！這些中國兵這麼沒常識，在國際上傷病者不能凌辱，要幫他們治療。

當時，上海市政府有一個措施不錯，就是國軍或抗戰的人，坐電車都優待，不用錢。那時我們已經被接收了，我們也有個名牌，大概也是中士的名牌。但是中國沒有發給我們兵服，只給我們一頂帽子而已。所以我們還是穿著日本軍服，經常戴的是日本的戰鬥帽，有時根本不戴帽。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身分是中國兵，有時會有一些社會組的人要打我們。要打就來打呀！那時我們已經剩下三、四十個。那些上海的幫派兄弟人，有一點讓我覺得很不錯，他們雖然凶惡，但是不會幹出齷齪的事，不會無惡不作的到處敲詐。他們向有錢人敲詐，幫助窮人。有些生活艱苦的路邊攤，不用怕被索取保護費。

臺灣重建協會

之後我們分三批回來。較年輕的，頂多也是少我一兩歲的先回來。日本實歲十七歲就被編入在鄉軍人，就是後備兵，年紀一到要報到徵兵。那些囝仔哭著要回去，所以他們三十多個先送回。有人看到一起來的人可以回去，就逃走了。我們都要在部隊，像集中營一樣。有的人就由親戚帶回，有的就直接逃走。中國部隊的汽車修理廠廠長一氣，說：「要回去的人出來。」大家都要回去。「這一羣人給他們買車票送到上海。」這是終戰後次年，一九四六年，

上海有臺灣重建協會，那時楊肇嘉、柯臺山、林木個臺灣知名度很高的人都在那裹。這些企業家伸出援手協助我們。我留在第三批回來的三十幾個人中。

部隊給我們到上海的車票，我們先到上海楊樹埔路，救濟總署給我們麵粉，但是我們不習慣吃麵粉。賣掉大部分换米，但不夠吃，一天只吃兩頓。這樣在上海等船住了半個月、一個月左右。我們三十幾個人的船票是重建協會幫我們買的。在船上，有一餐要自己設法，因爲沒錢，日本毯子、手錶、衣服一直賣，賣到最後，漸漸的也不夠吃了。

你吃飽未？

這個時候我在船上遇到林木土。他們坐在船較上頭，比較好的地方。我站在船上放救生船的一邊，看樓下一大羣人，有從九江、紹興、蘇州回來的，正中午大家都在吃飯，我們沒得吃，把衣服賣掉，買了一些麵包。那時沒幾歲，正是很能吃的時候。看人家吃飯，越看越餓。就跑到甲板上走一走。正好林木土從船橋看下來，「咦！那個年輕人從哪裹來的？」林木士旁邊都有兩三個祕書，他們就跑過來，「來！來！這個理事想見你。」我心想，我也不認識他。林木土問我：「少年仔，你哪裹的？」我說：「我南京的。」「南京那一批出來了没有？」「我是最後一批，最後的三十幾個都出來了。」「出來就好，你叫什麼名字？」然後他又問：「啊，你吃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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