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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有一個不祥的名詞，使我們的國家始終形成分裂的狀態，就是所謂「西南問題」。西南問題的主動人物，誰都知道是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德鄰（宗仁）、白健生（崇禧），但是他們有一個被利用的元老，就是胡展堂（漢民）先生，還有兩塊被利用的招牌，就是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胡先生雖說被陳、李、白所利用，作為對抗中央的工具，但究竟是老成謀國，有時倒還可以壓抑西南野心家一些過分的行為。去年（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胡先生因腦充血逝世，陳、李、白等認為羽翼既成，管束已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正式出兵北上，以期推倒中央，竊取政權，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一。其次，這幾年來，中央一貫的方針就是精誠團結，剿匪禦侮，因之對於粵桂邊境，並不因其抗拒中央，加駐重兵；反之，並將原駐湘贛各部隊，多數徵調北上，分任剿匪及國防上的任務。於是陳、李、白等鑒於湘贛空虛，有機可乘，尤其希望趨衡州，出武漢，一舉動搖國民政府的根本，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二。此外，自九一八以後，中央抱定安內攘外的主張，任勞任怨，忍辱負重。在中央方面，雖對抗日禦侮，以至收復失地，有計畫、有步驟、有決心、有誠意，但在人民方面，則因不知軍政上的機密，不免發生疑心，甚至表示反對。此本激於愛國的熱忱，並因不明真相的緣故，平情論之，無足為怪。但在西南方面，則認為正可藉題發揮，於是以抗日為號召，企圖博取民眾的同情，掩飾稱兵的罪惡，而達到顛覆中央的目的，這可以說是西南異動的近因之三。至於說到他們異動的遠因，則無非是封建軍閥的割據野心，與私人因怨的報復觀念而已，無足深論。以下，且將這次事變的經過，摘出要點，說出一個大概。

    西南異動的發端，就是六月初間，西南兩機關（執行部與政委會之簡稱）發出的冬、支兩電，隨著這個電報後頭的，便是粵桂軍隊的動員，分向湘贛兩省邊境推進，尤以湖南的衡州，是他們志在必得的第一部的目標。因為一則湖南空虛，未駐中央部隊，湖南當局雖久受中央的卵翼，實則常懷怨望，對於陳、李、白等，暗中早通聲氣。二則衡州地勢重要，在湘南首屈一指，如果陳、李、白等一旦佔領衡州，非但三湘七澤之間，無險可守，而且影響所及，必使武漢勢孤，全局震動，而一般素日不穩的野心軍閥，難保不紛紛響應，則中國之為中國，殆將不堪聞問。去年（民國二十五）六月五日，余奉委員長電召，由晉飛京，商討西南異動事件。截至七日傍晚以前，委員長仍舊抱著「積極準備國防照常肅清殘匪」的原則，始終沒有調動部隊南下的意思，直到七日晚上，一連接到好幾個關於粵桂軍隊業已深入湘南，正向衡州急進的警報，為作萬一的準備計，才決定派遣部隊佔領衡州。當時余即電令在瀏陽清剿殘匪的七十七師，以及駐防武漢及武勝關一帶，正在構築國防工事的四十三師、九十七師，兼程前往，余本人亦奉命離京飛漢，主持一切。八日午刻，余飛抵武漢，馬上設法調集車輛及船隻，以便在武昌的部隊，可以即日南下，而在漢口及武勝關一帶的，也可以僅速渡江。當時幸得鄂省主席楊暢卿（永泰）及平漢路局長陳廷炯之助，所有鄂省府所屬各輪船都歸我使用，僅著一個晚上的功夫，把平漢路撥出的六列車，全部運過江來。這其中的經過，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九日下午，我坐飛機趕到長沙，我們南下的先頭部隊，也就坐著列車同時到了。當時湖南當局正極力周旋著桂方派來的貴賓李品仙，忙碌得很，表面雖也招待我，卻完全是敷衍的。後來聽說李品仙之來，是湖南當局派李覺用去桂林接來的，早於六日到了長沙，據李品仙說，桂軍指日即可到達衡州，所以湖南當局認為可靠得很。當日下午，我和湖南當局談話，他的態度很興奮，措辭很動聽，幾乎和西南是一鼻孔出氣。他附和著西南假名抗日的口號，以為中國現在只有立即抗日一條路，對於西南所言出師抗日，只有因勢利導，讓其通過。其聲言中央軍絕對不可佔領衡州，更斷言其絕不能夠佔領衡州。我當時正色告訴他，抗日要有誠意，不可自欺欺人。中央為消滅戰禍計，非首先佔領衡州不可。而且一定可以佔領。這次談話，結果便是不歡而散。至是日晚九時，以再私人關係晤談，他雖似乎略有所悟，卻還是兩可依違的態度，直至十日早晨六時左右，中央軍的先頭部隊，畢竟必桂軍早三個鐘頭到了衡州，這樣鐵的事實，才使得他掉轉頭來和中央表示好感。說到當時到達衡州的部隊，實際上人數並不多，不過事先曾令七十七、四十三和九十七等三個師的師長，務必隨著先頭部隊同到衡州，遂使對方驚疑，以為我軍全部開到，因而打消了他們的預定計畫。桂方代表李品仙，就在這一天離開了長沙，而湖南當局的態度，也就馬上變更過來了。自從以後，湖南一省固然是沒有問題，其他預備響應的不穩份子，亦復收起野心，表示服從中央的命令，而粵桂軍隊亦暫時知難而退，一場箭在弦上的戰禍，終於沒有爆發，使中央得有徐圖政治解決的時間，這個關鍵是頗不在小的。

    自西南異動發生以來，中央始終抱定政治解決之方針，不願訴之武力，六月十日的佔領衡州，其用意也就在此。不過一般懷抱野心的官僚軍閥，依然執迷不悟。粵桂軍入湘部隊，雖則暫時撤退一點，然而擴充軍隊，抗拒中央，依然有加無已。六月半以後，我赴衡州、祁陽一帶，視察一遍，旋於是月下旬赴京，向委員長覆命。當時秉承委員長意旨，並已素日往還之舊誼，與粵軍各將領確取聯絡，勸其聲張正義，效命中央，以促陳濟棠之覺悟。七月初旬，粵軍第四師師長李漢魂首先通電，服從中央，第六師師長鄧龍光繼李之後，表明態度，全國觀聽，為之大慰。及至七月九日，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為駐粵綏靖主任，兼第四陸軍總司令，駐粵各軍悉歸節制，而廣東空軍人員亦全體發動，離粵北飛，於是陳濟棠乃不得不自認割據之錯誤，與抗命之失敗，而於七月十八日通電下野，離粵赴港。二十二日，余漢謀率領所部開入廣州，遵照中央決議，肅清西南兩機關及一切非法之組織，使廣東恢復於中央統治之下。所謂兩廣問題，算是解決了一半。

    去年（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奉委員長命飛往廣州，協助余幄奇（漢謀字）整理廣東軍務，並進行對於桂局之解決。抵粵以後，與幄奇開誠商洽，幸無隔閡，粵中本多舊雨，更足減去不少的困難。不過廣西方面，形勢迄不見佳，前方彼敵對，一天比一天加緊。余為準備萬一，並為辦事便利計，呈准委員長，將原在武昌的行轅，經長沙移來廣州。以外並酌量調來若干部隊，從事於必要之部署。不過余對桂事的意見，始終遵照中央政治解決的方針，軍事方面雖有部署，總是希望備而不用。加以余與李德鄰、白健生兩位都有舊誼，私人感情都很不錯，早在去年一、二月間，本就準備赴桂，和他們開誠商討共赴國難的辦法，因山西剿匪的牽掣，遲遲不果，現在形勢嚴重，一天比一天險惡，更覺公誼私情，必須盡余應盡的力量。自七月三十日起，余即商同余幄奇，同派鄧世增飛桂，帶去我給李、白兩的手函，敦勸他們服從中央，完成統一，以免損傷耗國力，犧牲部隊，重苦人民，而留今後共同抗日的地步。八月三日，鄧世增從廣西飛回廣東，帶來李、白兩位的回信，措辭空洞，不得要領。隨後我和幄奇續派鄧世增和香翰屏等不斷的飛桂，我自己又不斷的寫信，不斷的去電，常常忙到午夜兩三點鐘還不能睡。此外，我又特別電請在鄂隱居、輕易不見客不發言的嚴立三（重）先生，寫一封情理交至的手函，勸他們兩位務以國家、民族為重。總之，自七月底至九月初的這一個多月中間，信使絡繹，函電往還，可說是以極舌敝唇焦之至。中間時好時壞，忽弛忽緊，宛如惡性瘧疾，更是一言難盡。不過我總抱定主張，始終忍耐，直至九月初間，大體接洽妥當，復由居覺生（正）、程頌雲（潛）、朱益之（培德）三位大員赴桂，作最後之商恰。九月五日，三位大員離桂返粵，桂方表示服從中央。同月十六日，李、白兩位發表和平通電，旋即就任中央任命之新職，所謂西南異動，至此告一段落。

    上面已經說過，西南問題這一個不祥的名詞，在中國政治上鬧了不少的年數，有些過分悲觀的人們，更認為是中國政治之癌，完全是一個不治之症。現在經幾個月來，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結果，竟把這個不治之症，有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而且還是和平的解決，這對於國內外的影響可就大了。就國內方面說，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使全國上下都確切認識了中央安內攘外的精神，和確切信任了中央和平統一的誠意，委曲求全，至再至三，雖有兵力，備而不用。只要地方當局表示服從中央的命令，完成國內的統一，其他一切，都可不問，所有請求，都可考量。凡此種種，都無非為珍惜國力，保全元氣，以為今後共同禦侮之用。第二，使地方當局本身，經此一度試驗，亦恍然於名義之不可終假，中央之不可久欺，公意之不可逆拂，而非服從中央，放棄割據，別無獲得同情，自立不敗之道。趨勢所及，可以永斷一般人割據自雄之念。至就國外方面說，第一個吃驚的當然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眼見著中國國家統一的基礎，已經不可動搖，他所慣用而且有效的以華制華政策，業已無法使用，於是他的猙獰的真面目，便在無可抑止之下更加顯明的暴露出來了。所有八月底至九月底一個月當中，連續發生的什麼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漢口事件和上海事件等等，其原因都不外此。此外，說到歐美方面，則一致表示驚異讚歎！這可借重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Howard）的話來作代表，他說！「對這個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所以從此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確是增進不少，歐美輿論，乃至日本一部分正當的輿論，都對中國逐漸好轉起來。好幾個月以來空中、地上的奔馳，酷暑亢陽的薰蒸，以致手腦口舌的疲勞，意緒精神的痛苦，總算不是毫無代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