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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毅肅上將軼事」這本書，寫的是先父對國家所作貢獻的事跡。但考慮到未曾親身經歷當時動亂讀者的困惑，我特地增加這一篇後記，把對日抗戰以後，迄國府大失敗的時代背景和因由，就我個人的觀點，作一個簡略的概述。

    我的中國文學根底有限，想不出一個從中華民國成立，以迄國府失去大陸這段期間，適合中國實況的名詞，來形容中國國情。因此只好借用英文字彙來代用。如果本文讀者能賜予指教，本人自當由衷感謝。

    中國從民國成立後的軍閥割據局面，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雖然國民黨政府號稱統一了中國，但實際上卻是國府與部分地方勢力妥協，湊合而成的一個統一假像。

    對日抗戰促成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全國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的團結。可是當政者私心大於公利，未能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建立千秋偉業，戰後還想獨霸中國政局，而由「民族救星」變成一個失敗者收場。

    那時中國雖然有中央政府的存在，可是在許多中外歷史學家的眼裡，她並不是一個在政治上具有有效中央政府的nation，而是一個偏重於地理名詞的country。

    中國當時絕大多數的地方勢力並無雄心大志，他們對參加中央政府沒有興趣，但也不容許中央干涉他們的地方事務（包括省府及保安團人事等）。

    作為政府最主要支柱的軍隊，是維持政權的根本。國府以強大而優於地方部隊的中央軍，來達成控制地方勢力的目的。對於接受中央指揮的地方部隊，國府就給予番號、糧餉，也配發部分基本槍械彈藥。蔣中正也以不干涉部隊長「吃空缺」為手段，來籠絡和控制部隊長。所以部隊虛有其表，包括中央軍在內的各部隊真正戰力究竟如何，中央也不真正知道。

    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期中，在我的記憶裡，國軍只在四平街及徐蚌會戰打了兩次硬仗外，其餘的即使有所抵抗，也是軍無鬥志，意思意思而已。保衛家鄉的局部和平，使共軍幾乎如入無人之境，只須行軍走遍大江南北即可。

    雖然國府在大陸失敗因由千頭萬緒，我認為真正有重大影響的，還是發生在對日抗戰勝利以後。為了便於敘述，我把它們分成：一、經濟，及二、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來說明。當然，我不是經濟學人，在經濟方面，我不談經濟崩潰的原因，只談我所經歷到的種種促成人心思變的經濟亂象；我也不是軍事史學家，在軍事方面我不談各種戰役，而只談我所知道的種種複雜的人事矛盾和系統運作的亂象，供讀者及後人參考。如下：

    國府發行的「法幣」，在抗戰以前與美金的兌換比，是法幣三元對美金一元。抗戰期間政府控制的地區縮小，稅收也相對減少，而開支又急速增加，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通貨（鈔票）的發行。

    根據美國政府資料，1943年四月十二日，國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回覆美國羅斯福總統特別助理霍普金斯的信中，承認1942年七月至1943年二月這八個月期間，用於運送美國替國府印製的鈔票，共約840噸（美方的數字為837噸），佔了整個期間飛越駝峰的空運噸位的百分之九。也承認由於通貨膨脹，當時的物價也高漲到戰前的六千倍《CBI－I P－314》【蕭註：那時物價還沒有高到戰前的六千倍，六十倍比較接近實際情況。可能美方翻譯人員，把信中「六十倍」的，十当字誤為「千」字了】。國府為營造幣值穩定的假像，乃推出民國十九年由美國鈔票公司印製的「關金」票，以其面額的二十倍（即關金票一元相當法幣二十元）與法幣共同在市面流通。1944年六月，蔣中正甚至以運送鈔票應優先於支援陳納德之作戰需要，而拒絕史迪威以中國全部駝峰空運噸位配額支援陳納德之建議《CBI－II P－368》，由此可見財政緊迫的程度。

    即便如此，國府為慶祝抗戰勝利而發行，由美國保安鈔票公司印製，背面有青天白日圖案的千元大鈔，也還只是「千元大鈔」，而已。

    抗戰勝利時，法幣與淪陷區汪精衛政府發行之「偽幣」幣值比，約為法幣一元對偽幣五元。但國府卻規定法幣與偽幣兌換率為一比二百，使廣大光復區民眾的財富，一夜之間縮水了四十倍，都變成了窮人。

    我們家回到南京還不到一年，除了家兄及我留在南京中大附中住校念書外，又都隨先父職務調動搬回重慶。那時物價天天漲，學校伙食的品質也像海裡的波濤一樣起伏。政府對國立學校伙食費，大約每五六個月調整一次，調整的公文送到學校時，已是兩三個月以後了，所以「調整」大部分變成了「追加」。學校領到新調整後的伙食費時，就把當月以前的追加部分，由「公費生」具領。一時大家一窩蜂地去刻圖章領錢，也有用硬肥皂自己刻的，反正只用一次，等下次追加時再刻就是。

    新伙食費下每桌四菜一湯的品質還很不錯，兩葷兩素外加洗鍋水清湯（葷菜當然不是大塊肉，而是郵票大小的薄薄幾片連皮的豬肉而己）。但好景不常，每下愈況，不到兩個月，又逐漸回到只有一瓦盆煮青菜的老樣子了。

    後來物價越漲越快、越漲越高，行人在路邊的小吃攤吃東西，就不問價錢而是搶著先吃了再說。同學中有人買了42號的回力牌球鞋回來。有人問他，這樣大又不能穿的鞋子買來幹什麼？那同學回答說雖然不能穿，他總算有雙鞋子，如果不買，明天他這些錢就買不到了。

    一般商店中貨品售價的決定，也不再是以進貨成本為基礎，而是以預估賣出後補充進來的價格為基礎，還怕把東西賣出後補充不回來，就暗地實行限量出售。如此惡性循環，以致貨物奇缺，貨架上幾乎都是空的。店中也貼上「市價早晚不同，至親好友賒欠免言」的字條，一切只用現金交易。這樣一來，這些商店老闆，實際上都成了微型囤積居奇的「奸商」，更助長了經濟惡化的程度。

    後來國府雖然出面干涉，由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但老虎打不死；而與升斗小民生活直接有關的「蒼蠅」，由於數量眾多，政府也是束手無策。一時反饑餓、反迫害的學潮風起雲湧，社會秩序大亂。

    從1947年國府發行了面額一萬元的法幣以後，就不再印製面額更大的法幣，而專門印製關金票了。1948年七月十八日，最後的一批分別相當法幣二十萬、五十萬、一百萬、及五百萬元的關金一萬元、二萬五千元、五萬元、和二十五萬元關金票面世。

    國府迫不得已，於一個月後的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九曰，宣佈幣制改革，發行與法幣兌換率為一比三百萬，幣值相當美金二十五分（即每四元相當美金一元）的「金圓券」。規定從第二天（八月二十日）開始實施，同時也嚴格要求國民不得持有黃金及外幣。

    幣制改革當天，我親眼看見守法民眾，在鼓樓附近的中央銀行外，排成幾百公尺長的隊伍，把持有的黃金美鈔，向政府繳納，換成金圓券。但曾幾何時，金圓券又步上法幣的後塵，不但後來居上，而且短命（不到一年就被「銀元券」取代了）。除了少數的特權階級，全國絕大多數民眾的財富，也就此被政府搜刮得乾乾淨淨，而一文不名了。民眾對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也由守法轉變成痛恨政府，希望國府早日垮台。

    當初金圓券從美國運來時，共有1946年美國德納羅印鈔公司印製的壹角及貳角面額者兩種；1945年美國鈔票公司印製的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及壹百圓面額者五種。發行時又加上了當年（1948年）中央印製廠印製的伍角面額者一種；及分別由中央印製廠及中華書局印製的，伍十元面額者兩種。這些鈔票在庫存時並無「金圓券」之名，其票面上也沒有「金圓券」的字樣。未發行前，中央銀行內部均以，「孫鈔」稱之，直到它們被正式發行時才叫做「金圓券」。但票面有「金圓券」三個字的，卻是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中央印製廠印製的五百圓金圓券大鈔開始。

    想想看，1948年八月二十日才開始發行金圓券，到第二年（1949年）年五月，大於金圓券一百萬圓的鈔票已經來不及製版印製了。政府只好由中央銀行印發單面的（背面空白）中央銀行「本票」，來應付支出（五月二日金圓券壹百萬圓面額的本票問世，六月一日金圓券面額伍百萬圓的本票出籠，到六月十四日，金圓券壹仟萬圓面額的本票也加入市面流通）。從鈔票（含本票）面額來計算，不到十個月，金圓券「大鈔」的面額，已經從市面少見的一百圓者，膨脹到幾乎掉到地上都懶得彎腰撿起來的一千萬圓本票。一千萬是一百的十萬倍，由此可以概略想見，金圓券在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裡，其大鈔的面額就膨脹了十萬倍的景象。若以其幣值來說，更是聞所未聞的世界紀錄。1949年六月，大致相當美金一元的銀元市價，最高己達到金圓券十七億元還多。就算以十六億來計算，金圓券的幣值，在這十個月裡，就貶值了四億倍。如果以1949年七月二日，政府再度幣值改革，宣佈發行銀元券（於兩天後的七月四日開始施行），官方規定的金圓券與銀元券兌換比率，為金圓券五億對銀元券一元，與中央造幣廠鑄造的「帆洋」等值流通的幣值來說，也貶值了一億兩千五百萬倍。這種日子叫人怎麼過啊！

    物價以金圓券來說，固然是無時無刻不在上漲，但對銀元來說，卻是十分穩定而且便宜。一個銀元可以買十二斤上等新鮮瘦豬肉，如果下午去買，就可買到十七斤。因那時的肉販大多沒有冷藏設備，賣不完的就得用鹽醃起來，所以非減價不可。如果直接向挑擔的蛋販買蛋，銀元一元可以買雞蛋兩百個。那時我們全家都在重慶，一個銀元就足夠我們家主要是菜錢的三天日常用度了。

    重慶大樑子附近的米亭子，是當時的銀元市場。一到米亭子只聽得一片叫價聲和敲擊銀圓的叮叮聲，有經驗的人可以從銀圓的響聲，準確地判斷其真假和好壞。銀圓視含銀分量不同價錢也不同：袁世凱頭像的「袁大頭」（簡稱「大頭」）最值錢。袁大頭又分睜眼和閉眼兩種，其分別不在人像，而是以「圓」字的寫法來區別。其次是墨西哥「鷹洋」，再其次是孫中山半身像的「孫頭」（簡稱「小頭」），接下來是中央造幣廠出的帆船圖案「帆洋」，最不值錢的是四川軍閥時代出的「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