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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之後，大批內戰難民從四面八方逃到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其中，包括忠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軍、警、政、教等部門的大小官員，也有一部分純粹爲避禍的普通百姓，其中，尤以軍政人員爲最多，且有爲數不少的將軍、校官及政府部門首長，他們和一般難民一起，過著居無定所、三餐不繼、衣著襤褸、狼狽不堪的難民生活。較有辦法的在經過短暫停留以後，獲得臺灣或海外親友的奧援，遠走高飛；沒有辦法的則祇有繼續在調景嶺過其難民生活。

    據香港政府人口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五年前後）港九人口一百二十多萬，但一九五○年劇增至二百三十幾萬，五年間多出百餘萬，多數是來自中國大陸逃避戰亂的新移民，其中除了少數挾資來港之企業家、商人之外，多數是赤手空拳的難民。

    那時，香港到處可見臨時搭建的木屋，在山邊、石縫、街道上、大廈旁、樓梯口……，眞可以用「見縫插針」來形容。處處可見幾片木板、油紙，雜亂搭蓋而成的棲身之所。較多的木屋群，集中在香港本島西環臨海的摩星嶺，跑馬地山邊的大坑道、港島東邊筲箕灣和柴灣的小漁村，以及九龍半島的鯉魚門、鑽石山、牛頭角、黃大仙、白田村、李鄭屋村等地，港九各地，處處可見流落街頭的難民群。

    當時，香港政府還未設社會福利署，只有一個社會局，屬於華民政務司管轄，他們也只管香港市民本身的社會問題。而慈善機構東華三院，歷史上一向執心救濟中國的兵災、水災、火災，該機構不忍心看到這麼多難民同胞饑寒交迫，本著一貫的救濟災民宗旨，慷慨施飯施藥，登記安置。如此一來，難民聞聲湧向東華醫院，該院無法負擔越來越多的難民，便向港府社會局及國際社會緊急呼籲求助，共同協力解決問題。《東華三院九十年來大事記》記載當時的情況如下：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己丑）……。是年冬，國內大批殘廢難民自廣州来港，原擬候輪分赴海南島及臺灣，但抵港後，因無處棲身，流浪街頭，生活無著，故由三院當局設法暂予收容。當年總理周湛尤等，曾向華民政務司及社會局磋商收容和善後辨法，計十一月八日起開始收容。初僅百餘人，後奉聞風到院請求救濟的難民和殘廢軍人，就如潮水般湧至，至十一月底，難民人數己达千餘人。東華醫院的地方不夠應用，遂將一部分移至西環的一别亭居住，而難民復絡繹而至，人數增至數千，對管理和衛生，以及供给膳食等，發生困難。幸獲本港社會局的協助，将全部難民遷往摩星嶺山邊一帶安置，仍由院方供给他們膳食， 直至一九五○年六月而止，歷時七個月，收容難民八千二百餘人（内殘廢者佔一千八百餘人），除經曆次遣送臺湾和海口之外，仍滞留港有四千八百餘人。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全部移交社會局，遷往調景嶺難民昔接收管理，並另組織 「港九救濟難民委員會」負責辦理此項工作。

    上述記載，描述了收容難民的情況，但有幾項事實須要澄清。其一，數千難民由港島西環摩星嶺集體遷往九龍魔鬼山半島東麓的調景嶺，時間應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根據當時報紙的記載及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都證明這一點，詳情後述；亦可參閱本書收錄的多位當事人的訪談錄。

    其二，香港政府社會局分批將這些難民分遣海南島及臺灣之時，海南島尚未陷共；但一九五○年五月一日，林彪「四野」攻佔了海南島，因此，其後就無法再把難民送去海南島了。在此之前曾送去了幾批，其中，第一批遣送海南島及臺灣的有兩千多人，這是有文字記載的。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調景嶺難民營創刊的《營報》，刊登署名「正源」的文章（從摩星嶺到調景嶺），記載當時的難民人數：

    自去年（一九四九）十一月初旬，東華三院開始收容，從一百多人起，到年底使有五千多了，因人數的劇增，第一次從該院搬到要塞摩星嶺，在那裏首次送往臺灣和海南岛曾有兩千多人，剩下的部分，不久又增至五千的數目。中間一批、两批，經過數次走了不少，但每天要求进来的，卻與日俱增，該院前後救濟的難民，大约在一萬左右。

    直至今年（一九五○）五月底，因港方社會名流和慈善家的呼籲，引起全港社會的重視和同情、社會局正式負起這偉大的責任了。從六月一至三日，重新來過一次登記，達六千多人。截至目前爲止，本營（指調景嶺難民營）領有飯證的居民共计六、九二一人，还是维持那次登記的數目。……

    六、九二一個居民，这只是一個官方式統計的數字而已。事實上並不止此。没有飯證专靠依傍這難民營而生活的難民，雖没法得到確切的统計，大約也總在五六千以上。這請你不要驚奇，在這僅夠溫飽的定量分给食糧的營裏，還有乞丐呢，營外的人士恐怕不會想像到的罷。

    東華三院專設難民部，每天施飯兩次，救濟饑民。但人數越來越多，東華醫院不堪負荷，因此，改將煮好的飯菜用大木桶貯藏，運往摩星嶺派發，難民則持飯票四人合領一小桶飯及一碟菜，飯菜雖欠佳，但尚可充饑，維持生命。《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也有記載當時收容難民的情況：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歲次戊子）。冬初，國内大批殘廢難民自廣州来港，流浪街頭，生活無著。三院暫予收容，十一月底增至千餘人。東華醫院地方不敷安置，乃将邵分移往西環一别亭暂住，繼後難民繼增至數千名，獲社會局協助，遷往摩星嶺山邊安置、仍由三院供應膳食。是年六月止，收容難民八千二百餘人，其中殘廢者佔一千八百餘人，六月二十七日，全部移交社會局，遷往調景嶺難民營接管。

    是年冬，中國政局轉變，大陆難民湧至，三院均予收容，門診及留醫人數亦有增加。

    一九五九至六○年，香港多位社會工作者響應聯合國世界難民年的號召，作了很有歷史價值的《香港調景嶺難民調查報告》，並由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成書，該書第十六至十八頁，描述摩星嶺難民的生活苦狀如下：

    兹再將摩星嶺當時之難民生活情況，分述如下：

    食的方面：

    每日由東華醫院（該院設有難民部）施飯兩次，在市區該院厨房煮妥後，即用大木桶貯藏，然後用大卡車運到摩星嶺。每四名難民，持飯票合領一小桶飯，及一碟菜，此飯菜質量雖差，但勉强可以果腹。

    這些難民，都是窮苦達於極點，絕大多數人，均憑此兩餐果腹。間亦有少數人，偶得親友資助若干，可以自加一些麵點飯菜。其中也有少數人，在難民群中，經营小生意者。

    當時，港九工廠缺乏，靠出賣勞力，雖青壯之年，亦乏人僱用，偶爾在海旁，托運麵粉、大米，亦僅得數角錢而已。

    摩星嶺上，水源缺乏，用水極不便，只在遠處山澗中或小泉中承取之。

    住的方面：

    該處除了一間木屋當爲東華醫院之救濟辦事處之外，並無任何可供難民住宿的建築物，所以臨時架設之帳幕，形形式式，遍布山頭。它們多數只是油纸、草蓆，加上竹木支架，有的只是用破布單搭成帳幕而已。

    最大之苦難，是遭逢連場大雨，有些住屋，甚至被大水沖走，普遍的災難，是雨水普降之後，土地濕了，地上積滿水份，這些帳篷式的房子，完全没有地板，因此遍地泥濘，有些鋪上草包烟袋，日子一久，底下腐爛不堪，或且生滿蟲蛆。

    缺乏公共廁所，隨處有大小便，倘逢烈日當空，更是惡臭難聞，一切設施均不合衛生。

    摩星嶺是一條又長又狹的石崖山坡，山壁陡峻，形勢險要，是拱守維多利亞港西邊入口的戰略要地，但抗戰勝利後，此地不作軍事用途。幾千名難民擠在摩星嶺的生活苦狀，由上述報告可見一斑。這些親臺反共難民既然無法遣出香港，港府社會局便以整頓市容爲由，把他們趕往與外界隔絕的調景嶺，讓他們自生自滅，而促使港府社會局作出集體搬遷難民的決定，是由於六月十八日突然發生了「驅逐秧歌舞引起衝突」的政治事件，港英政府擔心難民問題變成國共鬥爭的政治問題，影響其管治及香港的穩定。還有一項原因是，時值韓戰爆發，港府又考慮在摩星嶺部署軍事設施，以防不測。

    據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香港各大報報導，「秧歌舞事件」大致經過如下：

    六月十八日，恰好是端午節，又是星期天，按規定公司企業及工廠放假，市民擭假期可休息或做私人之事。是日上午，一群左派或親左工會的職工，到摩星嶺難民集中地大跳中共倡導的秧歌舞。秧歌舞是陕北地區熱烈歡騰的民間歌舞，中共中央延安時期，將它引用作群聚集會助興慶昇平的文藝表演形式。這批左派青年到摩星嶺敲鑼打鼓大扭秧歌舞，目的並不是来慰問難民，而是来表達嘲弄和諷刺難民的，意在羞辱殘廢軍人在內地打了敗仗，今日在港淪落天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發生衝突，開始時互相辱罵，繼而大打出手，遂演變成大規模武鬥。

    警方聞訊趕到，隔開雙方，将難民驅逐上山，救出數量少的秧歌舞者，在這次衝突中，有四十五位跳秧歌舞者或左派職工受傷，而摩星嶺難民，亦有十四人受傷，幸無人死亡。

    經過這次政治性衝突事件後，港府社會局認爲，靠近港島市中心的摩星嶺，已不宜再讓難民聚居，否則可能會再發生衝突。於是，決定把大批難民集體搬遷到交通不便的郊野地區。當時考慮的地點有三處：一、大嶼山島東側的東涌；二、長洲島；三、九龍魔鬼山東麓的調景嶺。

    東涌在大嶼山島東部，如今建新機場的地方。那裏遠離香港本島。只靠小漁船出入，若將難民搬往該地，與遠送到海南島無異，但當地居民亦極力反對，港府不能勉強。長洲是僅次於大嶼山島、香港本島及南丫島的第四大離島，也只靠小船隻出入，且在摩星嶺的正南面，只隔東博寮海峽，搬遷較易，但亦因當地居民強烈反對，港府沒時間作說服工作。因此，在「秧歌舞事件」發生一星期後的六月二十六日，港府便以治安及整頓市容爲由，租用油麻地小輪公司的渡輪，把摩星嶺約七千名難民．一天之內分批搬遷到與世隔絕、荒蕪、人煙稀少的吊頸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