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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共產黨徒,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特別是中共最殘忍,最狠毒,
什麼事都可妥協,
唯獨對付中共千萬不可妥協。
……
——閻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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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伯川:
「美國人太天眞,日本一投降,
他們復元是應該的,而共產黨武力坐大,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戴雨農:
「不特如此,他們把共產黨當成土地改革者,
要中國政府和他們合作、和談。
殊不知和共產黨談判,無異與虎謀皮,
美國的和平夢想,終將失敗,
恐怕我們也要吃一次大虧。」
民國三十四年
閻、戴二將軍論光復後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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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寒松先生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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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寒松先生訪談錄

    我於民國十二年出生於湖北省陽新縣陽辛鎮(武漢東南邊),陽新縣在滿清時稱爲興國州,太平天國洪楊之亂曾在那兒打過重要的一仗,民初才改爲縣。我們的鎮最早曾是興國州之州治,後來移往富池河下游;我們的鎮爲有別於縣名,改稱爲陽辛鎮。陽新縣屬於不算太富,也不算太窮的農業區。山多,但平地也不少,一條主要的河流叫富池河。其匯入長江處稱富池口,三國演義中東吳大將甘寧曾守此地。我出身地主家庭,擁有一、兩百畝地,我一向不過問家庭事務。祖父種田,先父讀書,滿清廢考後才改經商。我們那地方非通都大邑,廢科舉後,一般讀書人有家產的,都不再出外作事,在家照顧幾畝田,或作點生意。我們家什麼生意都做,油糧、土造紙、出口、收集土產運往武漢。我們縣比較落後,在我出生那時候才開始辦新式學堂,一般都讀私塾。我五歲啟蒙,所讀學校名爲私塾,讀的卻是新的國語課本,讀了半年,地方上鬧共產黨,就輟學了。那時我們很辛苦,家父看情勢不妙,就跑去武漢,家裏留下先母、我們四兄弟及一個姐姐。共產黨在地方上鬥爭得很厲害,口號先是打倒土豪劣紳,殺了許多人,後來是清算地主、富農,然後是中農,最後就不管什麼樣的人都鬥了。我認識共產黨的厲害,就在我作小孩的那幾年。我大哥那時二十來歲,正在高等學堂讀書,即是一般地方上所稱的知識青年,他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吳佩孚,經過我們那兒時,加入了國民黨。(當時全家都跑到山裹,我較調皮,躲在屋後的草叢裹看著軍隊走過,偶而也聽到槍聲。)等到國民黨開始清黨後,原先在我們那兒發展的組織,一清黨,都變成了共產黨。(打著國民黨旗幟在那兒發展組織的人是共產黨員,因此他們吸收的人,在清黨時也就成了共產黨。)所以我大哥也成了共產黨。他當時的地位相當高,是鄂東南蘇維埃政府委員。(國民政府原將鄂東、鄂南劃爲兩個行政區督察專員,鄂東專區,包括東部靠近安徽的十幾縣;鄂南專區則有十縣。共黨佔領後,合併成立「鄂東南蘇維埃政府」)。如前所述,共黨在地方上先是打倒土豪劣紳,後清算地主、富農、中農,中期以後,有一時期是打倒改組派。(改组派原爲國民黨內的改組委員會,汪精衛、周佛海等爲主要人物,原與共產黨合流的,到民國十六年八月後汪精衛採取清黨措施,共黨對汪反撲,也就要清算改组派。)記得我們那縣有一人叫華鄂陽,他曾到俄國讀書,回國後擔任共黨中央委員,不知爲何成了改組派,給鬥得很慘。那時候,如果有人指稱你是改組派,就給捉去,嚴刑拷問,要你說出前幾天與何人見過面?談過話?大多數的人不堪其苦,就會隨便說出他所認識的人名。而被咬出的人,馬上被抓去,受同樣的拷問。如此株連,殺人無數,而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是冤枉的。我現在的記憶不好,但對當時的情景卻記憶深刻。那天晚飯後,大哥對家母說他有事要出去,家母問他何時回來,他說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我們就接到他被捕的消息。原來當晚他與另外兩人一齊審問一位與他同年的「改組派」,在嚴刑拷問下,那人反咬我哥一口,我哥從審問者一下子變成階下囚。當地政府因他地位高,不便審問他,連夜把他押到鄂東南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等我們得到消息趕到時,他已被殺。

    原先由於我大哥是較高職位的幹部,我家都沒給整鬥過。現在他給殺了,我們很快就給掃地出門。我們給分配了一個很破的房子,是養豬或養牲口的,在那兒過了兩年很苦的日子。我曾經有一年沒吃過米飯,多是吃雜糧,如玉米、米豆、蕃薯等,他們分配給我們的地都是山坳裏最貧瘠的,不能種稻子。由於先父原就逃到外面去,我們就被劃爲反動派家庭。大哥的出事,我們又成了反革命家庭。由於我哥的死,所有的賬都算下來了,那種日子眞苦啊!直到民國二十一年清鄉,把共產黨趕走了,生活才好轉,我們的土地、房子都收回了。

    我們那兒在清鄉後有個人口統計(當時的湖北省主席是何成濬),原來我們縣的人口有六十萬人,現在只剩一半。四年多時間,少了三十萬人。有些一、兩百戶人家的村子,都沒有人了。這並不是全都殺光了,而是大部分的男丁給殺的殺,或拉去當兵了,留下的老弱婦孺沒有能力生活,只有流落他鄉了。

    清鄉後,地方上還是不平靜,不時有零星的共產黨騷亂,我們就舉家遷往漢口。因先父作生意的關係,我們又搬遷了好幾個城市,這兒住幾個月,那兒住幾個月,一直沒安頓下來。當時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張學良轄下的一○五師東北軍正駐紮我們那兒,紀律極壞。直到民國二十三年,家鄉安定了,我才回鄉讀書。

    就如前面提到的,我啟蒙後只讀了半年書,當時讀的國語課本共有八册,第一册是從「人手足刀尺山水田馬牛羊……」,到第八册就比較難了,我小時記性好,課文讀了一遍就能背誦,因此在半年內就讀了六册。以後失學的幾年裏已能讀小說,地方上的人都讚我聰明,稱我是神童。我看了許多小說,如三國演義、羅通掃北、粉妝樓、隋唐演義、薛仁貴征東、水滸傳、鏡花緣等等。等我幾年後返鄉讀書時,就開始讀三字經的「人之初……」,我一天就把三字經讀完了,老師都很訝異。其實我既已看了不少小說,三字經當然不算什麼了。接著讀了四書、詩經、左傳、尚書、禮記、易經等,在私塾又讀了三年。然後就進了陽新縣裏的中學(大概是民國二十七年),在我初一第一學期期考成績出來後,學校當局看我的程度很好,就讓我跳了一年,因此我初中及高中共讀了五年。

    胡問:民國二十七年日軍到你們縣,有沒有發生戰鬥?

    張答:有。陳誠當時是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他撤退經過我們那兒,就在離我家一里多的村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就有日機來把那村子炸得一蹋糊塗,炸死好多人。日軍還放了毒氣,一些死掉的人身上沒受傷,就坐在那兒,或靠在那兒死了。很多士兵抱著槍靠在牆邊、山壁安靜地死了。後來老百姓撿了不少槍械,組織起游擊隊。

    我中學畢業後,由於年紀輕,胸無大志,家裏有飯吃,生活過得去,就沒想到要發展一番事業。後來有人勸我再去讀點書,我才進了武昌的中華大學。我自恃有點天賦,吊兒郎當地,從沒用心讀過書,後來逃難出來,才發現外面的世界可不像老家那樣。

    說到這兒,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我在就讀大學期間,曾抽暇在老家籌辦了一所初級中學,叫「永興中學」,辦學經費部分是我捐出,部分從地方上募捐,大約有一、兩百師生,可惜才開辦了不到一年,共產黨就來了,只有被迫停辦。

    到民國三十七年,局勢緊張了,在舊曆年左右共產黨就快到我們那兒。地方上談虎色變,不論富人、窮人、商家或農民,都不知如何是好,大夥兒聚在一起,討論該怎麼辦?我當時雖很年輕,也已是地方士紳之一,我主張「走」。中國人觀念保守,安土重遷,大多只願暫時就近避避難,不願跑遠,尤其是在我們那種偏遠地區。當時我們縣裏有位省參議員,名徐若霖,地方上都稱他徐秋農,民國初年曾在山東作過一任縣長,後來在中央任過職,在地方上頗有聲望。當時他住在漢口。我們一夥幾十人,包括地方士紳及一干較富有的人,到漢口去請教他。他說:「走!往那兒走?」那意思是說。不要走了!已經沒地方走了!可見他對當時整個局勢非常悲觀。這一千人大多聽他的,相信他的判斷。記得當時我曾站出來力言不同的看法。認爲局勢固然不好,離家外逃勢必艱苦,但前車之鑑不遠,地方所遭受的荼毒,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一定要走!他當時年紀已很大了,對我說:「你年紀輕,有勇氣,要走可以走!」我聽了,心裏不太高興。我知道無法說動這些年紀大的士紳,我就向年紀較輕的鼓吹,後來有十幾個年輕人在三十八年局勢緊張時,隨我一道走了。

    我們一行走到了湖南的湘陰,再沿著粵漢鐵路轉船到了常德,而沒去長沙。原因是我有位本家的叔輩,軍校十三期的,在杜鼎所率領的一百軍當團長,他把在我家鄉擔任地方保安隊隊長的我弟弟找去當連長,他們當時都住在常德。所以我們就去投奔了他們。這位本家叔叔很歡迎我們這批年輕人,要把我們編入軍隊。我心想:好不容易把他們從老家帶出來,卻讓他們去當兵。我心裏很是不安,就徵求他們每個人的意思,結果有一部分人加入了軍隊,我弟弟及一部分人就與我一齊離開了常德,到長沙,過衡陽,沿鐵路,到了廣西的桂林。當時正逢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青年工作團在桂林成立,吸收華中一些流亡知識青年。我們就去參加了。團長是白崇禧,團主任是廣西省主席黃旭初,教育長是廣西省教育廳黃廳長。這些負責人對我們的期望很高。團長白崇禧對我們講話時,曾嚴厲批評時下國民黨地方幹部的貪污腐化,認爲難以對抗共產黨。他殷切寄望於這批年輕人,他一再對我們說:「現在革命要從你們身上做起,改變風氣……」當時全團有幾百人,計畫每一縣市派一或兩名去工作。可惜在我們剛作完短期講習,還未派或派去還未展開工作時,共產黨就到了。

    記得當時把我們從桂林帶走的是位章澤群副主任,曾留學日本,是廣西人,人很好。到南寧後,白崇禧將軍又來對我們講話,告訴我們要撤退到海南島,他還故作輕鬆地問我們要搭飛機還是走路?他說走路可一路遊山玩水。事實上搭飛機比較困難,我們當然是走路了。我們準備從南寧走到欽州防城去搭船。當時沒有人想到共產黨會追趕得那麼快,我們從南寧出發時,大家還是很輕鬆的,想不到走到小董墟時林彪的部隊已佔了欽州防城。我們前路已斷,後有追兵,只有往西突圍了,也就是走向越南的邊境。記得我們正爬上一個山嶺,突然聽到後面有人喊道:「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就地休息!」當時逃亡的隊伍有幾十里長,前不見隊首,後不見隊尾。軍隊、學生、老百姓、老弱婦孺,各色各樣的人都有。大家早已走得疲憊不堪,現在聽得有人叫停,大家馬上都躺下了,我也倒在路旁休息。不久,看到幾個拿槍的跑過去,他們都戴著八角帽,我心中暗叫不妙,低聲告訴身旁的人他們是共產黨。後來,他們來的人愈來愈多,他們說:「任憑你們跑到天涯海角,我們都可以追到你們!」「白崇禧已乘飛機走了,你們還往那兒走?」……我們當時都帶有武器的,也被繳械了。我身上原穿著一套過去在南京買的西裝,爲了怕洩露自己的身分趕緊換上一套普通老百姓穿的破舊衣裳。我們大家都給押到大寺(地名),那時有上萬人關在那兒。國民黨第三兵團司令徐啟明就與我關在同一集中營。他後來怎麼逃走,我很清楚。有一天他扮作伙伕,挑著一副籮筐,裝作要上街買菜,問我要不要一齊走?我想:我不會講白話,當地老百姓又很野蠻,如果有人掉隊,常會給他們剝光殺了,一路上這樣喪生的人不少。我想留在集中營中,一時不會有生命危險,總比冒險脫隊好些,因此沒跟他一塊走。後來這些難民又給押回南寧,那是廣西南部最大的都市,我應趕快找機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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