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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民國九年出生於廣東增城。增城位於廣州東北，在東莞的正北邊，是農業城鎮，出產米與荔枝。增城荔枝，古今聞名，曾是上貢極品，現在暢銷國內外。交通有火車、汽車、渡輪及輪船（沿增江通往廣州），相當方便。我家世居增城，父親經商，作米、糖、麥及銀鋪，家境很好。小學是在老家讀的，後到廣州讀私立教忠中學，那是汪精衛的外甥沈鬆創辦的。二十七年日本人快打到廣州時，我們一家人搬到香港，而我則跟著教忠中學撤到澳門繼續讀書。不久，中央陸軍官校到澳門招生，我已是高三的學生，由於父親反對我去當兵，我私下向叔伯要了點錢，偷偷地與一些同學去報考，那次錄取了港澳學生兩百多人。

    胡：民國二十八年汪精衛已與日本合作了，以沈鬆與汪的關係當教忠中學校長，他還反日嗎？

    寶：是的，沒影響，不過我們要撤往澳門時，他就離開了，由他妹妹——沈芷芳接管。

    胡：學校搬到澳門後，仍繼續抗日嗎？

    寶：是的。事實上，汪精衛成立偽政府一事到現在還是個謎。

    胡：是的，汪精衛也可說自己始終說他是忠於中華民國的。軍校在澳門招生，由何人負責？

    寶：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不過都是中央派人來招考的。

    爲了避開淪陷區，我們軍校師生先搭船到廣州灣湛江市，然後開始步行，沿江或溪谷，翻山越嶺，一路往北走，經廣西桂林，到貴州，交通非常不便，走了兩個多月，才到貴州獨山。

    我們自己拾好長的大木頭來蓋營房，總共蓋了三棟。一作教室，一作學生宿舍，一作老師宿舍。我們得走五十多里路去山後扛米回來，有時肩膀不夠力，就用頭去頂，實在太累了，一邊走，一邊哭，常常反問自己？爲何要來這兒自討苦吃？但又要自己勉勵自己，國家這樣受人欺侮，我死也要撐下去！

    有許多同學受不了這種苦，離開了。我要不是常常勉勵自己，怎麼能挨下那三年？我終於在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畢業。

    講起這段往事，痛苦得很！這正是軍校第十七期在貴州獨山第四分校的開創情形，我屬第二十六總隊第二大隊第三隊。

    胡：據我所知那時軍校第六分校在桂林李家村，他們的生活也是非常艱苦。你們分校的負責人是誰？

    寶：主任韓漢英，是個中將。副主任陳聯璧。

    胡：他們除當正副班主任外，還有沒有其他職務？有時是司令或軍長來兼任。

    寶：沒有。

    胡：除正副班主任外，校內有什麼編制？

    寶：我得看看我們當時的同學錄；上有教育長陳繼承，下有政治部主任余拯，教育處處長張振鏞，步兵科科長邢喆。

    胡：請讓我們将你的軍分校同學錄複印一份，这是很難得的珍貴資料，恐怕在臺灣都找不到了。

    寶：这是我唯一留下的東西，也是後來才印製的。本來在我們畢業時，蔣委員長給每人一把佩劍，上書「成功成仁」四個字，我卻在未成功也沒成仁的一次戰役中，連同畢業證書，一齊都丟失了（詳情後叙）。

    我畢業後，分發到六十三軍，軍長是張瑞貴，渾號「生張飛」，英勇善戰，有如張飛再世。他不是黃埔出身，卻是蔣先生的嫡系部隊，駐在廣東新豐，位於潮州北面，近閩南。

    那時從韶關到廣州、深圳的鐵路線都給日本人佔領了，線上及附近的重鎮當然也都淪陷。可是廣東東部潮州一帶還是由國軍堅守著。我們從貴陽穿過廣西到廣東北部，沿山區走，過梅縣（走騎田嶺），到新豐報到。

    我是少尉，先當見習官半年，才正式當排長。在揭陽打過一場硬仗。我們六十三軍一八六師被調到揭陽，攻打姣婆坳與楓樹園，日本人有一個團，約一千多人，我們第一晚就打下九個據點，曲江、韶關大放爆竹慶祝。一星期後，日本人曉得我們的厲害，就搬來最厲害的武器，我們又在一個晚上失掉了十個據點。也就在那一仗，我失掉了佩劍、畢業證書等所有東西。那是非常激烈的一仗，日本人的武器很厲害，與他們都是打硬仗。

    胡：那時日本在廣東華南軍區的指揮官，就是後來在臺灣自殺的安藤利吉。也是日本投降時，於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簽降書的日本臺灣總督。他先前在廣東所指揮的部隊，就有一部份是臺灣聯隊，即是日本人在臺灣接受訓練的部隊。

    寶：你們這邊的指揮官大概是余漢謀吧？

    胡：是的，他在曲江指揮部。我那時官階太小，見不到他的。

    胡：以一個排長，當時能認識軍長，已經不錯了。

    寶：我們從軍校出來的，有相當的學歷，尤其是當初招收的學生都是高中畢業生，是比較有知識的。

    從曲江、揭陽撤退後，因爲我仗打得好，被調到六十三軍軍部，任命爲殺敵大隊的七十二中隊隊長，離開軍隊，到敵後淪陷區去組織民衆。我被派去增城——我的故鄉。我們組織的民衆是一般的農民，沒有正規的訓練，武器也很簡陋，遠不及正式的國軍。我們都是趁夜晚日軍守衛單薄時，騷擾他們、偷襲他們，這種游擊戰，比先前的打仗，困難多了。

    胡：我是學歷史的。很多外國學者聽信中共的在大陸宣傳，說國民黨只會打正面戰場，沒打過敵後戰場，敵後的戰爭完全是共產黨打的。現在已經知道不真實了，國民黨也在山東、河北、河南、江、浙打敵後游擊戰爭的。

    胡：共產黨的東江縱隊，跟你們有沒有關係？

    寶：根本沒關係。

    胡：抗戰時敵後游擊隊，有中央軍組織的國民黨游擊隊，有共產黨的小型游擊隊。但中央軍的武器來源比較好，因有政府軍支援，共產黨的較差。

    寶：共產黨的游擊隊根本打不得仗。我們的游擊隊，集合起來，可以有幾千人，他們幾百人都找不到呀！我們白天要打，晚上也要打，他們根本不見人，不能相比。

    抗戰勝利後，中央派我回老家當增城縣仙村的鄉長，造福桑梓。國共內戰發生時，六十四軍軍長黃國樑勸我棄政從軍，我又重披戎装，當了六十四軍一三一師三九一團的上尉連長。於三十五年冬北上，搭火車經鄭州、徐州到山東，在山東打了三年共產黨。

    首先我在韓庄，然後到曲阜、泗水，一路打到蒙沂山區，共產黨的部隊是新四軍陳毅的部隊，我們的飛機曾把陳毅的屁股都炸爛了，竟沒炸死他。我們一路打到諸城、高密，共軍一路跑，我們一路追，追到離煙臺約二十五里地，我們正準備清剿，他們趁夜晚輕裝走山路往西逃走了，結果又往濟南方向追趕，大家繞了個大圈圈。總之，在這三年裏我們就這樣追追趕趕，卻始終打不死他們。

    後來的徐蚌會戰，我是親身經歷的。我原是上尉連長，在碾庄戰役後，升爲少校營長。當我們經過徐州東邊的碾庄時，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要在此穩紮穩打，我認爲那不是個好主意，而是應該往前走，靠向徐州。我當時的軍長劉鎮湘卻說碾庄北有台兒莊，東有運河，西有八義集，較爲穩當，而徐州那一帶已有了敵人，我說我不怕，願意去打頭陣，因爲我知道我還可以打。結果他卻不贊成。

    黃百韜作了這決定，軍長當然得聽他的話，我們就在碾庄停了下來。結果打了六天，部隊完全打垮了，這包括四十四軍、一百軍、二十五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及黃百韜的嫡系部隊二十五軍。我也負了傷（在耳後，用美國藥，自己醫好了），睡在指揮部，看到黃百韜由兩個兵扶持著，臉色死灰灰的，心都寒了。

    這一仗敗得如此慘，是有原因的，當時守在北邊台兒莊的吳化文叛變，往下逼碾庄，我守在碾庄的北面，而該來救援的邱清泉（第五兵團）已來到八義集，卻按兵不動，送黃百韜一個電報說:「敵人頑強抵抗，無法前進，弟清泉。」共產黨很怕邱清泉的，如果他能用心去打，就可以解除第七兵團的圍。

    在碾庄被圍的第五天，黃百韜跟著六十四軍向西北的微山湖突圍，走不到一里多路，黃被共黨的一個炮彈炸到腿，走不動了，他就舉槍自殺。他的確是個好漢、英雄！ 這一仗打得好慘，好可憐！ 死了一百多萬人，我們的軍長劉鎮湘被俘，我也負傷，逃往南京，整個部隊就這麼垮了！

    胡：邱清泉後來也死了。共產黨用「個個擊破」的策略，邱被包圍，出不來，也是自殺身亡。

    寶：一邊是吳化文投降，這邊是邱清泉無法前進，逼死黃百韜。然後再圍邱清泉，都是個個分化。這幾十年下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 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共產黨只要你不怕他，他就伯你。我們實在不該怕他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

    我曾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記得有一次，他守我攻，我不過傷了個排長。我們仗打得很好，爲什麼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麼厲害呢？

    胡：你從徐州到南京怎麼走法？

    寶：那時兵荒馬亂，大家都是亂跑的，走得不對，就給共產黨的游擊隊捉去，他們有的用了國民黨的番號，見人就拉，拉去後就成了共產黨的人了。

    我們都是走路的，一路上有許多像我們這種穿軍服的，大家都往南走。我們一起走的，有七個人，大家身上沒錢，一路上向老百姓要東西吃，他們只有地瓜，我們也只有吃地瓜了。

    走到南京，當地的憲兵要我們去登記，我們暗地商量好，等吃過東西後就發難，與他們打起來，然後拔腿就跑，就這樣跑到上海。

    胡：那你到南京後就沒再回部隊？

    寶：沒有。我們如果去登記，他們會再收容我們，然後看那個部隊需要人，又把我們送到前方去，等於定了死刑，所以我們不願去登記。

    胡：從南京到上海，是搭火車的？

    寶：是的，搭霸王車，沒錢沒辦法呀！ 甚至有些人有錢也沒車坐，這時好多人要搭車，他們怎麼賣票呢？能走出來已經很幸運了！

    李：你身體好，不然留在部隊也受不了的！

    寶：我身體好，是我年輕時打下的基礎，打排球、籃球，玩單槓、木馬、游泳，什麼都來的。

    陳：你從上海到廣州，怎麼走法？

    寶：我們幾人到了上海，看車站上人山人海，卻沒有開往廣州的火車，我們就到站長室，要他調派列車來，他不得已打電話去其他城鎮交涉，果然開來了一列車，大家才得順利到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