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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有人倡議國共來個第三次合作，以統一數十年來兩岸對立的局面。其可能的發展如何，見仁見智，各具說法，這裏姑不置論；而本文要說的，卻是抗戰時期，國共二次合作的始末。筆者當年適逢盛會，有幸參役其間，荏苒時光，屈指算來，已逾五十年，春秋為記載史實刊物，似乎不妨將當時經過，據實報導，有如白頭宮女話天寶年間事，當筆者執筆憶述之餘，內心自不免有無限滄桑變幻的悲凉凄楚之感耳。

   「七七」蘆溝橋對日抗戰的號角響起，我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佟麟閣師吉星文團奮起浴血作戰，繼之「八一三」又掀起淞滬之役，自此，中日之戰，於焉全面展開！

    由於抗戰形勢的必要，當時蔣委員長不再堅持「安內攘外」的主張，而醞釀國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國民黨推倒北洋軍閥的北伐時期），迨至「八一三」上海之戰結束，南京撤退，我軍政中心，轉移到武漢之後，國共二次合作，在幾經協調周折之下開始形成了。

    先是：國民政府軍委員會將笫六部改組為政治部，容納若干中共黨人、該部首長，以陳誠為上將部長、周恩來為同中將副部長、黃琪翔為中將副部長、賀衷寒為中將秘書長、徐會之、袁守謙、郭沬若、趙志堯分任一、二、三廳以及總務廳中將廳長（郭、趙是同中將，周、郭、趙都非軍人，故軍階之上加一同字），辦公地點，設於武昌曇華林文華大學原址，當日筆者原任陳誠上將的中校聯絡參謀，政治部成立，被調任總務廳，總管部裏的警衞連和所有雜兵（油印兵、清潔兵、號兵、炊事兵、傳令兵等等，統稱雜兵）。

    除了政治部為國共二次合作具體實質單位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組織，叫國民參政會，除中共頗多较知名人物外（例如董必武），還包羅了民社黨、青年黨、以及其他派系首腦，如黃炎培、沈君儒、史良、孔庚、陳嘉庚等等。

    在武漢不久，敵軍又由南京循長江侵犯武漢，陳誠受命兼任武漢警備總司令，準備應戰，嗣因武漢外圍要塞田家鎮失守，而致保衞大武漢的計劃，受到嚴重危殆威脅，我軍只得向宜昌轉進。

    於此同時，政治部奉命遷移重慶（國府以及所有院部會均奉命遷都重慶），各廳處乘輪啟行，有一部份員兵，則乘大型軍車沿公路進發，派筆者為車隊指揮官，經衡山衡陽桂林柳州金城江河池南丹獨山，而至貴陽，在貴陽休息三天，繼續前行，到達重慶南岸海棠溪後，棄車轉搭渡輪抵重慶，暫住十八梯，然後遷到兩路口原來的市立女子中學兩幢三層大樓為政治部辦公地點。

    政治部後棟安置給第三廳，樓下仍然保持全國童軍總會，交由該會總幹事高應星繼續使用，前樓則分別分配為部長、副部長、祕書長、機要、副官、文書各室（那時筆者任副官室主任），和設計委員會會議廳；樓下則為總務廳、秘書處、人事處、經理處、總務處、交通處；三樓設油印室、并為雜兵宿舍；前樓下為側大禮堂兼飯堂，保留不動，但加設傳達室和炊事房。

    我們這個國共合作的單位，到了重慶，人事頗有變動，黃琪翔副部長調任川鄂邊區司令，去湖北恩施向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報到履任去了（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兼，改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張厲生接替黃琪翔的副部長。總務廳長趙志堯調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廳長（陳誠兼湖北省府主席）遺缺由朱代杰接替，在朱代杰未到任前，由原副廳長莊明遠代理。總務廳第一處長李則芬調第六戰區任軍務處長，第二處長黃和春調第四戰區兵站總監，遺缺由朱承禧升任，至於第一廳長徐會之、第二廳長袁守謙均他調，而由楊麟、杜心如出任，郭沬若的第三廳，人事不變，仍由范揚副廳長、陽翰笙處長以及夏衍他們分別主持。

    政治部又組成「設計委員會」，羅致社會賢達，名流學者，各黨派人士，共三百餘人，原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郭冠杰、閻寶航、鄧穎超、丘學訓、丘哲、林風眠、褚問鹃（性學博士張兢生夫人）等人，都是委員，以柳克述為主任委員，每週舉行會議一次，平時不用上班，筆者派了谷甫香少校為該會副官，照料事務。一般來說，設計委員會衆多委員中，由於都是高度知識份子，坐言起行，都很重禮貌，也全無黨派立塲之分，平易近人，因之，我和這些名重一時的委員們，相處得很和諧，不特公事上要我這樣、那樣，有些連家庭細務，都同我商量，大有忘年相交而引為親人之慨！

    政治部設計委員會的委員，成員既衆，自然難免品流不一，比如：有一次賀衷寒秘書長要我通知郭冠杰委員去見他，第二天的中午郭委員來了（郭是筆者的小同鄉），我即陪同他到賀氏的辦公室，就坐已定，賀首先問郭：「郭委員今年幾歲了？」郭被如此一問，登時面現忿色，立即離座，走出辦公室，一面走一面怒氣冲冲的說：「我郭某人參加革命的時候，你還在吃奶，問我幾多歲，簡直豈有此理。」此事發生後，賀一直都不出聲，而郭則引為得意，逢人便吹。因為這位郭委員原是李濟琛系統的人馬，抗戰前，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九路軍在福建叛變，組織人民政府，郭曾被任為福建省長。國共二次合作後，郭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期間，曾一度作客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長官部駐在柳州），郭常於早晨未起床前，躺在床上，大唱其客家山歌，有次為張發奎長官聽到了，張氏笑着說：「郭顛子，真是名符其實！」

    周恩來副部長，每日按時上班下班，風雨無間，鄧穎超委員雖係其夫人，甚少在乃夫辦公室出入，但每天都到部裏來，抑且從未見她乘座部裏派給周副部長專用的福特轎車，祇經常見她和另一委員褚問鵑，蝶影雙雙。局鄧均着布服布履，整潔有緻。

    到達重慶約兩個月，政治部內部改組，一、二、三廳維持不變，總務廳改稱第四廳，廳長朱代杰去職，改任吳子漪為廳長，另組部長辦公廳，下設文書、機要、調查、副官等組，以劉千俊為辦公廳主任、張麟書掌文書組、葉光掌機要、丘學訓掌調查、筆者掌副官組，丘學訓、葉光係同少將，張麟書係同上校，我係陸軍砲兵上校（我乃黃埔軍校出身）。

    部長辦公廳主任劉千俊同中將，貴州人，生得既短且肥，完全鄉村老學究形象，光頭，衣長衫履布鞋，行起路來踱其八字方步，說話慢吞吞的，據說這位老爺子，是很有名氣的人物，深得陳誠部長的敬重，但他的能耐在什麽方面，我可不知道！

    周副部長的隨從秘書，是位貴州遵義的沈先生（忘其名），高而瘦，為人十分和氣通達，和我最談得來，也最要好。我的辦公室，與周恩來的辦公室，只有一板之隔，周沈雖然依時上下班，但根本無公可辦，部裏的公文，照例都由傳達室主任紀子培直接送往張厲生副部長辦公室（張的隨從秘書是饒振常同上校，湖南人，武漢大學畢業），由張批閱後，再轉往賀衷寒秘書長辦公室（賀的隨從秘書是夏來安同上校），然後批交各廳處，因之，周沈就看不到部裏任何文件。我覺得這種情况，有些奇怪，曾經為此問過紀子培，說：「你為什麽經常把內部和外間來往的公文，不送到周副部長那邊去？」紀答：「這是上級的規定，我是依命行事，其餘我就不知道了。」就為此事！我曾經問過周的沈秘書，沈很嚴肅的回答說：「這是你們的安排嘛。」我聽了只皺皺眉頭，表示對他的答覆不理解和迷惑！及至若干年後，國共合作分裂了，中共攻擊國民黨沒有誠意，可能也就是因素之一。

    在國共二次合作的過程中，有些無傷大雅的小花絮，為人所不知者，筆者還記得一些：有一次政治部舉行總理（國父孫中山）紀念週，當日陳誠部長、張厲生部長、賀衷寒秘書長等，均因公未到部，而舉行紀念周的時間（上午九時）又到了，於是便請周恩來副部長來主持，當司儀（總務廳第二處管理科中校股長王楷平）高聲叫着「全體肅立」後。繼之，又喊出「向國父遺像及黨國旗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的時候，大家都依序鞠躬，獨有主持的周副部長，屹立不動，一這時因為大家都在行禮，沒有注意，所以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散會後，各人返回辦公室去了，下午我見到周恩來，只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我便走進去嬉皮笑臉地問他：「上午做紀念週，副部長好像没有三鞠躬。」

    他很莊重的回答：「是。」

    我又問他：「那為什麽呢？」

    周答：「你不知道嗎？那不是我的黨國旗呀！」我當時纔恍然大悟！

    周副部長有次差點和我吵起來。我坦誠的說，周是共產黨人，在國共合作時期，他雖然是我們的頂頭上司，但彼此立場逈異，在心理上、在表面的服從上，似乎都非「絕對」的，所以才會發生那次的爭執。

    按照當時規定，政治部任何人員，若要領取使用公物（紙張、筆墨之類），必須填寫領用表，才予發給。周氏常常要用毛筆、鉛筆、十行紙等等，我照例要他按規定寫領據來，恰巧那天周氏的隨從秘書，沒有上班，無人寫領條。不一會周氏親自走到我辦公室，氣呼呼地向我說：「要點十行紙都這麽麻煩，是什麽意思？」我也不客氣的回應道：：「這是規矩，要領就得寫條子。」這樣僵持了好幾分鐘，他終於當塲寫了領條，具領紙、筆，回到他房裹去了。自此，每領公物，就親自寫領用的便條，日積月累，周氏親自寫給我的領據，不下為數十張，假如留存下來，又是一種歷史文獻了。

    改組後的政治部，有一項新規定，那就是凡是少將或同少將以上的主管官，須配給一個衞士，上、中、少將依規定指派上、中、士衞士一名。我奉到指示，即開始部署。陳誠部長說：他已很多衞士，不必再派。於是：我祇派李强為張厲生副部長的中士衞士，嚴嵩山為周恩來副部長的中士衞士，賀錦標為賀衷寒秘書長的中士衞士，王明海為丘學訓組長的下士衞士，其餘各主管，不是原先已有勤務兵，或由他們自己推薦之外，經我指派的，就只以上這末四名而已。這裏，為了派衞士，有兩件花絮，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