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世鑒】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鑒】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鑒】發佈內容版權的各項聲明。

★【析世鑒】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財產權受讓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關出版資訊（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鑒】收入的數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鑒】製作組完成數位處理。

    民國十四年冬，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我卸却了中共青年團（C、Y）福州地委書記職務，離開林長民所創辦的福建大學；由福州乘輪到達廣州；同行者有三位前往參加在廣州舉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的代表。我寄居光孝街好友李健（字遂仙，又號「睡仙」，著有「陳烱明叛國記」）家中。本擬投考廣東大學（後改「國立中山大學」，因患瘧疾纏綿和考期已過未果。後準備進入俄人正在籌備的一所大學，亦未成爲事實。我的福建水產學校老同學林斧荊（原名錫侯，字中俠，黃埔第一期畢業後，在顧祝同將軍麾下當參謀，駐紮潮汕）寄來火車票要我往充軍中文書，我亦未能前往，閒散羊城。我乃往黃埔軍校，找到惲代英，並晤見蕭楚女和張太雷。由惲代英向中共中央推薦，派我往蘇聯留學。通過當時中共青年團委書記李求實的通知，命我前往上海報到。同時，要我加入中國國民黨，由黎樾廷和郭壽華兩人介紹向廣州市黨部辦妥手續。同行者有一蒙古籍的軍校學生，忘記他的姓名；以後不知所之。我行時尚爲中共廣東黨部攜帶了兩大箱的秘密文件，交給中共中央，其他並無交代。到了上海，我住在四馬路的一家旅館，不久即往報到。

    報到的地點，在上海北四川路，外白渡橋附近一所小洋房的二樓；聯絡人名叫黄察（可能是化名，知是江西人），和他接洽。在那裹，我第一次遇到山東籍的同舉王平一（伯平），他也是前往報到赴俄的。

    行前，我先後會見了任弼時和陳獨秀兩先生，地點是在聯絡處附近。他們只是對我鼓勵，並沒有說太多的話。

    不久，我們乘坐俄船「得富利」號，偷渡到海參崴。

    當時派往蘇聯東方、中山兩大學學習同學六十餘人，由雲南籍的同學張蕴良率領。在船上編了許多小組。我的小組長是王崇五（回國後曾任濟南市市長），同組的有王平一、林友梅、王蘭英等。

    抵達海參嵗後，大部同學和張蘊良乘西伯利亞鐵路火車前往莫斯科，向中山大學報到。我和吳季嚴（陳獨秀的外甥）、張際春、賀聲揚（兩人皆湖南籍，黄埔第一期畢業，蔣先雲團的营長，打敗劉玉春派往）。王平一和一個越南人李貴等六人，均被留在海參崴等侯。經過兩個月的交涉，纔把我們送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報到。除李貴外，我們五人都是同班同學。

    我進入東方大學，是用本名「嚴明傑」，俄文名字是：「Kapckuv」；學生證號碼是：「3069」。

    我住校三年多，除趕習俄文外，專心研究哲學和政治經济學，有時翻阅由上海帶去的石印本小宇「十三經」和「二十二子」在校經常過圖書館生活。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郊區召開了第六屆全国代表大會，共產国際派布哈林前來指導，從此領導權便操在史達林、布哈林手中；向忠發、李立三、瞿秋白等都成了傀儡。此時，聯共黨內史達林正與托洛斯基、季洛維埃夫、布哈林、赖可夫等左、右派進行猛烈的闘爭，也反映了東方大學校長與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闘爭。當時中大校長拉狄克剛剛下台，米夫利用第三國際東方部的关係，打擊了東大校長蘇勉斯基（B．F. Shumiansky）將東大中國班和軍事班的全部学生歸併到中大。我畢业後也隨着他們到中大。

    此時，米夫已投靠史達林派，利用學校黨部書記白爾曼（Berman）和格柏烏指使他們的爪牙陳紹禹等陰謀迫害在校的反史達林的同學和中立份子。把他們扣上「江浙同鄉會」、「二條路線」、「先锋主義」，「教務派」等等的帽子予以打擊。其實，在校內除了托洛斯基派有組織活動外，其他的名稱都是捕風捉影、憑空捏造的。我看了他們的倒行逆施，十分激動。正好學校黨部書記白爾曼在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談「辯證法」，我就在次一期寫了一篇「白爾曼與辯證法」加以飄刺和責難，因此開罪了他。

    同年暑期，我們被送到莫斯科的郊外奥爾哥夫（Olgovo）的休養所去渡假。陳紹禹等散布謠言——說我們在森林中秘密開會並向附近居民散發反史達林的傳單；竟然指派留法工人和上海流氓李劍如等充當打手，衝進餐廳，不問青紅皂白，把董汝誠和趙墊龍（廣西人）兩位同學打得頭破血流，引起羣情憤慨。

    他們慣用「莫須有」的罪名加害我們，同學們忍無可忍，因此共謀對抗。在夏令營中，我們約同了高承烈、林啟鐸、俞季虞、劉胤（筆名：李麥麥）、閻毓珍、李國士、安景明、李燕堂（逸民）等在我室內商量如何向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建議，改造中山大學內部的組織和教育環境。

    大家公推我起草一份「意見書」。內容要點：㈠改革學校制度和行政並提高教學水準。㈡解除白爾曼黨書記職務。㈢要求提出各種小組織證據，以免誣陷。㈣懲辦李劍如等行凶打手及幕後主使人，我們的「意見書」共抄三份，一份送共產國際，一份送中共代表團，一份送給史達林。當時全校同學共六百餘人，參加簽署者竟達四百餘人之多。張國燾、林祖涵、吳玉章等在暗中也都支持我們。

    遞給史達林的一份「意見書」，是由閻毓珍、俞季虞、高承烈和我四人送到聯共中央黨部，史達林不見我們，指派宣傳部長泰爾（Tail）代表接見，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書」並說要嚴格處理；結果有如泥牛入海，消息全無。

    白爾曼詭計多端，過了幾天，他約我到他的黨部辦公室「談話」，其實就是「訊問」；參加者尚有卜士畸（即卜道明，已故的前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我到達時，沒有說幾句話，他便從抽屜中取出一個文件——是英文打字的托洛斯基的「論中國革命」的原稿。他指證說：是從奥爾哥夫休養所中我的臥室內，在我枕頭底下搜出來的。我心裹明白，這是一種無賴的栽髒。我對他說：「你應该十分清楚，我嚴靈峯是不會做出這種『儍事』來！」結果他也拿我沒得辦法。就此不歡而散。

    晴天霹靂，不久學校當局在飯廳宣佈；要派二十三個學生到西伯利亞、南俄和遠東工作。這種「工作」，在沙皇時代叫做「充軍」；在史達林時代稱爲「勞動改造」！名單是：

    林啟鐸、裘東苑夫婦，俞季虞、劉重華夫婦，林登嶽、千如常夫婦，安景明、曾月琴夫婦，閻镜珍、李國士、黎本益、相毓梅、王友直、營爾斌、高承烈、王心恒（新衡）、西門宗華和我，其他的名字已忘記了。高承烈、王心恒因改留校擔任翻譯，免除這個苦差；其餘的人分別派到阿爾泰（Altai）、阿木斯克（Omsk）和新西伯里斯克（Novosbrisk）等冰天雪地的金礦中做苦工，長期接受折磨。我是被派到遠東的伯力（Habarask）。二十三人中，二十二人都是中大學生，只有我一個人是東大出身；我想這一定是一種有計劃的手段來對付我。我堅決反抗，找中共代表團，李立三、瞿秋白等皆避不見面；最後在莫斯科一個小旅館中找到在那養病的鄧中夏，他對我非常同情，並答應向代表團說話。以後由於余飛的奔走和周恩來的支持；纔決定改派我返國；始免死於史達林的格柏烏的刀下，作爲異邦之鬼！

    我於一九二八年嚴冬，在格柏烏的安排之下，偽裝商人，從海參崴五站坐馬車，偷渡黑龍江邊境，一路經過一面坡、雙城子、哈爾濱、長春、大連。同行的有廣西同學張元富（張特，後改名「威遐」，已故，曾任廣西省民政廳長），在大連我們分道揚鑣，我從大連乘海輪從青島回到上海。这時，張學良在東北正懸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我抵上海後，依舊在四馬路找個旅館居住。有一天在現代書局門口碰到秦邦憲，他一看我驚慌失措，趕緊转身就跑，溜之大吉。這種膽小如鼠的小人，真是可笑。此時，李立三當權，向忠發沐猴而冠。組織部曾派人到旅館來，要我主編中共中央機关報「布爾塞維克」月刊；忽然变卦，又派潘向友（文郁字東周）来，告訴我要返福建任省委兼宣傳部部長；此時在福建做工運的丘某，向李立三告我一狀；說我於民国十六、七年間在福建鬧派系……天晓得，这時我正在莫斯科呢！以後又改爲空頭省委兼青年團宣傳部。我由上海乘船到了厦門，與羅瑞卿（四川南充人，黄埔軍校武漢分校畢業，曾任中共公安部長）同行，羅係被派往閩西工作。在厦門我以私立中華中學高中部主任名義爲掩護。當時的省委書記是羅明，廣東大埔人——就是有名的「羅明路線」的主角。葉飛（原名葉啟亨，福建南安人），當時该有十七、八歲；在陶化，大同工廠從事青年工人運動，並兼爲印刷寫銅版。他的哥哥葉啟翔是我中華中學的學生，喜歡文學、小說。後因校長王連元反覆無常，害怕我在學生中影響太大，會搶他的校長位置，遂向厦門国民黨市黨部告密，並檢查我的來往信件，我只好離開厦門，到鼓浪嶼在報紙上指責他，不久即重回上海。

    在厦門時，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曾發出一件通告，指示對兩湖戰爭的策略；內中有云：「在秋天，兩湖的軍閥戰爭，不一定會爆發。」我當時寫信給李立三說他不對，中央的文告和政策，豈可用「不一定」的字眼，使下級無所適從。究竟以「爆發」爲標準從事對付？或是從「不爆發」的標準來對付。李立三始終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到了上海，我立即寫了一篇：「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政治決議案的批評」。主要是批評史達林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殘餘勢力估優勢」的理論。

    第一、一半一半如何分開。第二、既是「殘餘」，又如何能「佔優勢」？並認定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發展。他們無法解答，先後派李維漢、惲代英、羅綺園和項英來說服我，却沒有結果；最後，率性把我「秘密開除」黨籍。（這是薛農山（龍山）告訴我的，他看到中共的秘密通告。）

    我離開中共之後，上海藝術大學文學院院長王獨清（陝西人，留法學生，譯有「但丁神曲」等，係一詩人，爲創造社發起人之一）。聘我前往任教；我教的是「哲學概論」和「政治經濟學」，一面從事譯著工作。以後和彭述之、郭超麟三人共同編輯「動力」雜誌，也可以說是上海神州國光社所辦、由王禮錫主編的「读书雜誌」的前身。「動力」只辦兩期，被禁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