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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四年三月，我自棉湖受傷，由汕頭醫院回廣州療養一個時期後，奉派到新成立的教導第四團團部任中尉參謀，團長劉堯宸，原係本校教官、教導第二團營長，英勇果斷，後來陣亡於第二次東征惠

   州之役。

    是年夏，程潜成立攻鄂軍，任李明灏爲該軍教導團團長，廖士翹爲營長。程商得蔣校長同意，調派第六隊學生陳啟科、左權及我爲廖營一、二、三連連長，營房設廣州河南士敏土廠。時新兵尚未撥到。一日我赴馬土具遊南華寺，晉見駐留附近的李明灏團長，晚餐前，李告我俄國成立中山大學於莫斯科，陳啟科、左權已內定前往入學，因限於名額，故只派二人，旅費及入校一切費用，均由俄國人負擔，治裝費每人三百元，則須由各軍自行分擔，並說：「你如願去，可往見軍長（指程潛），表示治裝費願意自籌，或尚有希望參加。」第二天，請見程軍長，果獲允諾。以後名額續有增加，除我們三人外，尚有陳意遐、溫忠、劉詠堯、李拔夫等數人，均以第六軍名義（攻鄂軍改稱）參加，一同赴俄。

    我們由廣州啟程，赴俄的時間，是十四年十二月的上旬，同行的除第六軍所派遣者外，尚有屬於黃埔軍校的第一軍、屬於湘軍的第二軍、雲南的第三軍、廣西的桂軍及國民黨中央黨部就地招考的一部份學生，共約五、六十人，是爲赴俄留學的第一批。過汕頭時上岸，見了當時的總指揮蔣公，並歡宴我們一同赴俄的全體學生。時第二次東征亦告勝利，廣東全省已完全統一。

    到了上海，補充禦寒冬裝，所乘列寧號專輪駛向海參崴，經黃海、日本海，遇風浪頗大，躺臥房艙床上，不思飲食者累日，深以爲苦。

    在海參崴候車，住旅社多日，冰雪載途，除赴中國飯館食用海鮮大明蝦外，極少外出。一夕，旅社中，同行有玩中國麻將牌爲消遣者，年輕華人侍應生看牌入迷，我叫他取開水，久置不理，極怒，打了他一記耳光，當時並無反抗。翌晨，俄人經理引一翻譯來見，說我打人，犯了俄國法令，照理可以送我回國的，姑念中國少年軍官不諳俄國勞工神聖，希望以後切不可再犯，弄得我有點不好意思，有此教訓，以後我確也很少打人之事。

    西伯利亞之旅，車行雖嫌太慢，費時過久，然比海船舒服多了。沿途經過尼布楚、貝加爾湖、伊爾庫次克、烏拉山，不免有很多感觸。大小站停車下來買烤雞、茶葉蛋之類，是大家很有興趣的事。我手邊帶有吳稚暉、張君勱等所著文學、哲學方面的書，是我車上很好的消遣。

    到了莫斯科，首先來接待我們的是楊明齋，後來才知道，楊明齋是中國共產黨資深的老黨員，人還和善。我進入中山大學，編在第一期第七班。中山大學與東方大學不一樣，是清一色的中國學生，除了我們這一批外，連以後由廣東繼續去的約共一百五十人，其餘由北平、天津、上海、德國、法國及其他私人關係而去的，全部合起來共約三百多人。

    中山大學以研究社會科學及馬列主義爲中心，其教學方式採重點主義。如西方革命史、俄國革命史、東方革命史、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等，均是以共產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擇要加以講解，對于兩年畢業的短期學習，這應該是有用的。

    學校對於俄國語文頗爲注意，天天都有俄文課，然有些職業學生或準備提前回國的並不上俄文課。講課教授用俄文、德文、英文、法文的都有中文翻譯，也有由學生擔任的，以後學生中設有翻譯班。

    校長拉狄克，與布哈林同爲第三國際有名的理論家，拉氏曾對美國來校參觀的記者說：「承擔二十年後中國政治責任的，就在這輩青年身上。」拉狄克和易有風趣，今之蔣總統經國，當時在校嘗模仿拉狄克登台講演，惟妙惟肖，頗能逗人發笑，經國兄不但有語言天才，更富幽默感，回首當年，亦當爲之莞爾。

    談到中山大學的生活情形，我們在校一切都是配給制，如飯票、洗澡票、洗衣票、戲票、車票，都是團體行動，伙食還好，每個月另發十元盧布零用，多以買蘋菓吃。每個禮拜有一次晚會，每晨有早操，天氣寒冷，常在零下十度以下，戶外活動并不覺得冷，室內有壁爐禦寒。參觀旅行時間不少，寒暑假都有休閒活動。先去的學生對我們頗親切，後來才知道，親切中也有目的，即是想要轉變我們的思想，加入共產黨作他們的同志。

    記得剛入學不久，有自我介紹，首先找我談話者爲山東王仲裕兄，直言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共合作並無誠意，要我們從廣東去的同志小心注意。他說：「你們廣東來的同志，大多受過革命洗禮，都是國民黨忠實黨員，但請你們要注意，共產黨員并不是國民黨真正的朋友同志，他們對國民黨是採取分化破壞政策，對三民主義，對孫總理，不但批評爲小資產階級、進步資產階級思想，且認爲是烏托邦，思想是動搖的，不是真革命的，有朝一日，還要反革命的。所以他們根本不把我們國民黨員看成革命同志，一時做朋友，利用而已。他們會用各種手段，個別的來爭取你，勸你加入共產黨，擴大他們共產黨的組織，削弱國民黨的力量。到那時，你如果不順從他們，他們便會將你列爲右派來分化你、打擊你，請你告訴你們同來的朋友、同志，要小心！」

    當時我對仲裕的談話，不但有點懷疑，且不免有若干反感，認爲我們來俄目的，是要虛心學習，不可先存成見。後來看到共黨小組訓練的油印品，對我總理中山先生，及三民主義的批評，證明仲裕的說話，是有根據的，并非誣罔之詞。

    這種歧視侮辱的態度，有血性的本黨同志，當然是難於忍受的。此後國民黨同志自謀團結，與共產黨份子不免劃清界線，可以說完全是共產黨只顧擴充權力，惟我獨尊，而不以國家民族共同利益爲重所逼出來的。共產黨中較爲開明的人，亦能看出這種結果來。

    後來讀到任卓宣回憶錄，寫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一面讀書、一面擔任共產黨內部組訓工作的情形，說他們對內嚴格要求自我批評，注意思想教育、政治認識，要使他們黨完全無產階級化，而對外宣傳，就是要國民黨員變成共產黨員。他說，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長蔡和森，對吸收國民黨爲共產黨的做法，極不以爲然，認爲這樣做，是要不得的，是要引起國共分裂的。蔡的看法當然是正確的，但終究不能爲共黨所接受。

    我被分在第七班上課，同班的除谷正綱、谷正鼎和我三人是國民黨外，其餘如李俊哲、徐君虎、鄭子瑜、杜琳、王辯、周天僇等都是加入了共產黨的，徐君虎、周天僇回國後因被捕而自首了。周隨陳良工作甚久，學養頗佳，大陸淪陷前，在上海爲共黨所殺害。徐曾任邵陽縣長、行政督察專員，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大陸將淪陷前，他又歸隊回到共黨陣營裡去了。

    任卓宣和我及黃鼎新三人同寢室有好幾個月，他早晨起床比我們早，回寢室睡覺比我們遲，和他很少有談話機會，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山大學的職業學生，他奉東方大學中共組織之命，將中大共黨學生經過一番組訓之後，便回到中國工作去了。

    我在中大是一個比較注意讀書學習，不善交遊玩樂的人，但對國民黨的立場，革命做人的道理頗爲固執，爲了理論是非之爭，在壁報上非止一次發表文章，對陳獨秀傷害國共兩黨合作之言論，首先予以抨擊，並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中國革命與土地問題等，替國民黨有所辯護，贏得了「小戴季陶」的頭銜，意即指與載季陶同爲新右派也。爲了黨性、思想、組織之異同，引起國共兩黨的明爭暗鬥，日趨尖銳。共產黨乃假國民黨中大支部黨員大會，給我以留黨察看六個月之處分，除我以外，受同樣處分的還有谷正鼎、康澤、張鎮、唐健飛、夏雲沛五人，當時加於我們的罪名，是所謂反共組織「六頭機關」的負責人，實則國民黨同志間的聯繫團結是有的，六頭機關與負責人名義，並無其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特欲借此以示儆耳。

    在此關于張治中之事可以順便一提。本黨高級人員，爲考察革命，前往蘇俄作短暫居留者，頗不乏人。邵力子則以蔣先生代表名義留俄最久，有時也到中大教室聽課，胡漢民、于右任、馮玉祥、徐謙諸人，則是短期停留，只接受名譽學生證而已。一日我和邵見面，談到中共表面與本黨合作，實則吸收本黨黨員，不入其黨者即不認爲是革命同志，亦不視爲真正朋友，如此尚能合作不分裂乎？ 邵爲辯護，並舉張治中爲例，證明中共政策並不要吸收本黨同志。邵說，張治中任黃埔軍校入伍生團長時，曾向周恩來要求加入共產黨爲黨員，經周提出共黨會議後，婉言告張曰：「以君之才學及對革命之熱情，本黨極爲歡迎，惟君對革命既有高度之認識，在國民黨內已有重要之地位，與其加入共產黨爲黨員，還不如留在國民黨內繼續作共產黨朋友，將更爲有利於革命，因此本黨決定歡迎你作我們的朋友，不必做我們的黨員。」張治中是一個能夠隨機應變的聰明人，他無法加入共產黨，便趕快將經過告訴了邵力子（邵原爲蔣校長辦公室沒有正式名義的私人秘書）。實則張治中善於投機，見風轉舵，中共對此種份子之請求，婉爲拒絕，是有道理的。同時還可以使邵力子相信中共並不要吸收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這是共產黨的巧妙處。由此可以證明我們國民黨對於拉人入黨之標準與培植黨員之要求，是值得檢討的。

    共產黨最重視的是思想教育，要求每一個黨員的是黨性堅強。要使他們的黨，能控制每一個黨員，每一個黨員都要完全服從黨，要由組織來發揮最大的力量。

    試看大陸共黨的黨政軍主要幹部，除毛澤東外，很多都是去過黃埔去過莫斯科的，他們除了憑藉黨的組織意識、組織力量以求戰勝政敵外，誰是三頭六臂的奇才異能？毛澤東也不過是利用這些人這一組織來巧取豪奪，稱孤道寡的。在黨的組織意識上、革命的觀念方法上，國共兩黨有些什麼差別，是值得我們仔細檢討的！

    我們六人受到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後不久，國內發生了驚人的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黨之大事變。當時吳稚暉等監察委員，檢舉共產黨及對共產黨與汪精衛的批評文章，讀來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