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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松齡回師奉天的壯舉已經成爲過眼雲煙，而我卻還未見過曾經「共襄盛舉」的馮玉祥，因此決定回來與之談談。我於是從東京搭北嶺丸（定期連絡船）到天津，船停法租界碼頭，李烈鈞的至友——曾參與二次革命的日軍退休少將井上謙言（當時住天津）到船上來接我，一見面就告訴我馮玉祥今天從南口撤退（時爲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四日），於是我只好作罷，乃改去看負責與馮接頭的、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李堅白，本想與他商談今後的動向，見他垂頭喪氣，也談不出所以然來。適郭松齡的弟弟郭大鳴也在天津，我跟他做第一次見面，並且商量決定要去上海。

    我在天津住了幾天，家遠房表兄李焕文（是一大地主、大好人，書唸得不多，卻具有新思想）帶族侄齊振中到天津來看我，這才知道先父（本在郭軍當旅長）於回師失敗後亡走大連，張作霖派人跟他說：「你的事是你的事，你兒子的事是你兒子的事，你何必滯留在大連，還是回家去吧！」先父無奈，祇好返鄉，我家人於事起後避難開原，事敗後回家也都安然無恙。李焕文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對我不僅沒有抱怨，還嘉許一番。我告訴他我不回奉天，他說：「對，是不要回奉天。以後你如果要用錢，可以隨時告訴我。」後來我奔走各地，經濟上遇有困難，寫信告訴他，他立刻接濟我，是幕後支持我的一人。

    我在天津曾經到義租界去看黄郛（膺白），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坦白地對我說他與蔣先生是拜把子弟兄，每週魚雁互還，談論時事及北方情勢；他說他不久就要回南方，他要介紹蔣先生及一些朋友跟我認識。同時我也曾托朋友謝謝在北平的重光葵，重光告訴我朋友說我這個人太鋒利，恐怕天津不好常待喔！

    我在天津租界住了十幾天，就與郭大鳴坐船赴滬。我以前赴德留學路過上海，曾經住過一宵，這算是第二次到上海，可是一切都很生疏。因爲我參與討張及亡命镇事館，報端常予披露，所以在上海一提到我的名字大家都熟，沒有見過面的朋友慢慢認識，留日、留德的同學也陸續見面，尤其國民黨方面在知道我不是黨員後要拉我，因爲那時我對黨的一切都不清楚，謝了。

    國民革命軍從廣州誓師北伐，進展得非常順利。鈕永建奉命在滬主持秘密工作，我常跟他見面，發覺他爲人誠懇，待人客氣，是很好的一個人，他也知道我在東北做過一番事業，很看重我。漸漸地跟國民黨人士來往多了，發覺他們很有朝氣，不禁對他們有點肅然起敬的感覺。

    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北伐軍克復武昌，消息傳來，我感到驚訝！當年在東北，郭先生曾說這些人都是搗亂分子，廣東都統一不了，那能統一全國，而現在他們那來這股勁，這麼快就打到武昌，我覺得自己應該去看看。遂商之於郭大鳴，正合彼意，兩人同搭日清郵船株式會社的船隻，爲避免南京、九江的軍警檢查，改名換姓，順利地到達漢口。來時鈕永建曾介紹我去見唐生智（第八軍軍長兼總指揮）、鄧演達，張岳軍也介紹我去見何成濬（雪竹）；到漢口，唐生智、何成濬都不在，我去見鄧演達。我們以前見過面，他一看到我去，開門見山地說：「你來，好極了。留下吧！」我謝謝他，並且告訴他我只是想來了解了解這裹的情形，並不打算留下。

    我在漢口住了半個月，認識了許多人，諸如市長劉文島，工務局長黄伯樵、課長沈怡、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高尾亨等，還認識了李漢俊（留日），詹大悲、耿伯釗三個共產黨員（這三人後來皆被殺），我常跟這些人聚餐談天，對當地的情形了解許多，有時我也參加在野外召開的羣眾大會，做一名忠實的聽眾，帶回傳單及購買宣傳小册仔細閱讀。漸漸地我發覺我們東北實在太閉塞，革命黨的做法有些道理。對國民黨的好感遂油然而生。

    從漢口回到上海，鈕永建問我此行觀感如何？我說我的印象很好，他說那可以參加國民黨了，我也不好再說不參加了，就這樣經由鈕永建的介紹，我於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加入國民黨。我當時之所以不在漢口而在上海加入國民黨，是因爲國民黨在漢口已經打出局面，加入有似投機分子之所爲，故我不屑爲；而當時在上海，國民黨還是秘密行動，只盡義務，沒有權利，有時甚至還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在上海加入。我當時這種想法和做法可以說是自尊（或自卑）心理在作祟。

    不久我又從上海到漢口去，在黄伯樵家遇到黃郛，他對我說：「外面有『擁護蘇聯』、『擁護農工政策』、『打倒軍閥』三個標語，這是因爲他們知道我與蔣先生的關係，反對我來，特別張贴。」他把他的內弟沈怡找來介紹給我說：「你們都是留德同學，現在認識，將來也可做個朋友。」其實我和沈怡已經認識。他並且告訴我他就要到南昌去，問我好不好一道去，他要介紹我見蔣先生，就這樣我與他同船去南昌。同行的還有黄夫人沈亦雲女士、許靜芝、吳震修（留日學生，任職中國銀行）、沈鵬、葛敬恩等，大家在船上打小牌。船抵南昌後，我與葛敬恩、吳震修住中國銀行，黄郛住總部，許靜芝是黄的秘書，與黄同住。見蔣先生時主要是問我在東北的事，我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以後蔣先生常請黄郛吃飯，我也沾光，常應邀參加。及黄郛行將離贛前往上海，我亦擬回滬，蔣先生要黄轉告我留在總部，我沒留下，送我一個不支薪的委任參議的名義（張岳軍是總參議）。在這裹我認識了陳潔如，也認識了陳果夫、立夫兄弟。

    民國十六年三月，北伐軍攻克上海，蔣先生任命黄郛爲上海市長，那時我在九江。旋寧漢發生分裂，陳銘樞（第十師師長）從漢口到達九江，太太及幾個隨從同行，秘密地住著。當時我住在九江的一家旅館，白天常到陳銘樞處喝酒聊天，打幾圈牌。有一天陳銘樞突然告訴我九江駐軍唐蟒不穩，他準備當天晚上弄一小火輪，要離開九江到南京去，問我怎麼樣，我說我也去。是晚，我們搭一小木筏上船，同船的還有歐陽竟无（黎玉璽的老師）、李×平（表面學佛，思想左傾，包圍陳銘樞，陳的思想很受他的影響）。船在江上急馳，曾遭遇岸上槍擊，好在沒人受傷。船抵南京，陳銘樞去見蔣先生，蔣似不在。在南京，陳的地位就不同了，京滬路特別爲他掛了一節專車，我們同行，到蘇州已是半夜，在松鶴樓飽餐一頓，次日才抵上海。在幾次上海、漢口的往返中，我自己感覺到對當前的情勢還須多作了解，於是我來到西湖賃屋而居。在這段期間，我認識了不少朋友，了解了國民黨的派系，也認清了國共的關係，果然不久，蔣先生至滬清共，誅戮亦多，唯這些事皆與我個人無涉，不擬多談。

    大概在蔣先生第一次下野前後，我住杭州，無事可爲，覺得不管日本是好是壞，總是我們的隣居，尤其對我這個創痛尤深的東北人來說，更是值得注意，因此我想到日本去小住，以便做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當我到日本時，蔣先生也到達日本，同行的有張岳軍、劉紀文、陳醫生等。在日本我與蔣先生見過一次面，與張岳軍經常見面。這時因爲我很清閒，加之與日本往來有點虚名，因此來往日本朝野人士極其自然，而且接觸亦多，尤其軍人或政府官員方面，像與國民黨有關的頭山滿、梅屋莊吉、桑丸（黑社會首領，僅次於頭山滿，而頭山滿已老）等皆多所往返，認識亦深，我對日本問題的了解，這次關係甚大。

    記得我有一次與水野梅曉、佃信夫（與國民黨有關的大浪人）聚在一起，展開辯論，他們說日本人口增多，沒有地方可去，生活無法維持，只好向中國發展。以此做爲侵略中國的藉口，是當時日本普遍的論調。我反駁他們說：你們日本人到中國，都是到人口密集的諸如山東、河北、沿海地帶，這些地方的中國人民就常爲謀生而移民東北，你們一去，將來中國人更無法生活。我說：「根據我的看法，日本有三條路可走：第一，發展工商業，一有基礎即可藉貿易賺錢，生活自好。第二、日本人口繁殖太快，必須節育。第三、北海道地廣人稀，要填滿它，至少還須五十年，何必向外侵略？」他們說：「發展工商業，市場爲英、美所霸佔，談何容易？節育又不人道；北海道是預留後步，真無路可走再去。」我說：「總之一句話，日本究竟是要以文立國呢？抑或是要以武立國？若要以文立國，就要像我所說的那樣去做，若要以武立國，那就只好用槍了。」佃信夫說：「我們日本走以武立國的路，軍人也都主張以武立國。」我說：「根據你們日本的憲法，不管誰組閣，陸軍、海軍大臣皆須用現役的大將，中將，如果現役大將、中將沒有參加內閣爲陸軍、海軍大臣或少其中一個，內閣就組織不起來，何況日本軍人還可以帷幄上奏，這些都是很有問題的，將來恐怕你們日本軍人要闖禍，會把日本弄得國亡家破。」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平民，況且大家都是革命黨同志，隨便發表議論，而我那日本軍人要闖禍的看法卻不幸而言中。

    郭松齡先生失敗以後，尚有兩事值得一述：一即郭先生生前曾以官費保送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其中就讓陸軍大學的有何成璞、盛世才兩人，就讀士官的有八人，這八人中今天在臺的有吳佩明、宫其光、曹大中等。當郭先生回師奉天時，盛世才曾趕回助陣，在山海關幫忙，失敗後再回日本繼續唸書，可是由於郭先生的遇難，卻使他們學費無著。當我垫居頓館時，孫傳芳曾助兩個陸大學生一臂之力，及我脫險抵日，電請馮玉祥先生幫忙，後來馮從南口撤退，幫不了忙，我再請蔣先生把他們改爲中央所派遣者，此後直至他們畢業，皆由蔣先生給予學費。那時中國學生就讀日本陸大的很少，大概是每三年收一次中國學生，一次只收五名。當盛世才、何成璞在陸大臨畢業時，張岳軍很客氣地問我：「兩個學生畢業後怎麼辦？是要到魏益三部呢？還是要到中央來？」我說：「中央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結果他們都到中央來，盛世才當總部上校參謀，後改任作戰科長，何成璞當教官，而那八個士官畢業後也都回來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