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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Maring）到桂林，逗留三日，兩謁總理，並提出三項建議：⑴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⑵創辦軍官學校，爲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礎。⑶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總理期期以爲不可，反覆辯論，馬林毫無所獲，廢然而返。不久遠東共和國在赤塔開勞工大會，北方以李大釗（守常）爲代表，南方則以我爲代表，即向總理請示，以定行止。總理說：「現正出師北伐，你如前往，誰負責工會和運輸工作？」乃改派黄文山參加。

    陳炯明叛變之前，我在廣州作工運工作，經常晉謁總理，談論勞工問題，以及青年人的理想，有時則用電話交談。很多重要會議我也應邀參加。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教育會長，馬文車作秘書長，譚平山、楊匏安、陳公博等都在廣州，這一批人都是共產黨。S．Y．（社會主義青年團）、C．Y．（共產主義青年團）、C．P．（共產黨）都很活躍，他們陰謀奪取工運領導權，以便打擊本黨，我隨時將彼等活動情形與陳逆叛變陰謀報告總理，廖仲愷卻駡我挑撥離間，可見其成見之深。

    民國十二年一月，總理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晤談，越飛說明列寧的主張，是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掠奪之一切特權，尊重中國之獨立及領土的完整。總理對人，向來推心置腹，聞越飛之言誤信爲真，頗有聯俄容共之意。當時我與孫哲生在蘇州、無錫，聞訊趕回上海，力勸總理應慎重將事，並陳述中國共產黨的反覆無常，非但在粤擁護陳逆，並向各地工會詆毀本黨主義，肆意搗亂。上海工界領導人物，亦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希望總理萬不可輕信越飛之謊言，任共產黨羼入，纂奪黨權。我倆八次密陳，最後總理對我們說：「現在國家患嚴重的貧血病，南北都被軍閥所割據，要打倒軍閥，救國救民，一定要靠青年。青年熱情澎湃，思想激進，本黨如不收容他們，反易誤入歧途。如今雖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有黨的紀律可以制裁，不怕他們不服從。而且有我在一天，他們決不敢胡作妄爲。」言時聲淚俱下。我倆說：「我們不是不要青年，是不要共產黨。」但終無法改變總理的決心。

    十一年某月某日，總理派張繼、居正、汪精衛、戴傳賢、謝持諸同志，假上海永安公司大酒樓，邀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等談判，我與工界代表吳公幹、何中民、關民生、張志餘、張渭川、王光靜、吳子恒，等亦皆列席。先由本黨同志說明三民主義是救國建國的主義，全國人民莫不擁戴。中國共產黨，企圖以共產主義赤化全國，唯蘇俄之馬首是膽，本黨同志堅決反對。中國並無所謂階級闘爭的情形，但中國共產黨卻在北京、上海、廣州、四川、天津、青島各地，挑撥階級闘爭，製造糾紛，本黨同志，咸感惋惜。最近廣州「群報」，竟著論擁護陳逆叛變，尤乖情理之常。後經陳獨秀說明，廣州方面譚平山、陳公博等所主持之報紙，其言論並非出自本人授意，須由譚平山、陳公博負責。繼而解釋中國共產黨決無意製造階級闘爭，更無鼓動工人反對三民主義與孫總理之意向。經此次談判後，雙方意見漸趨接近，遂有總理與越飛共同宣言之發表。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我參加廣州市黨部工作。市黨部委員爲孫哲生、吳鐵城與我三人，我兼任工人部長。那時中央黨部的工人部長是廖仲愷，他的思想左傾，受共黨人員操縱，每次談到共黨問題，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職務關係，與廖時有接觸，輒發生激烈爭論。每當他理屈辭窮，便面紅耳赤的說：「人家行，我們不行！我們落伍！落伍！落伍！」雖然如此強辯，但我毫不爲其所動，廣州一市，我們絕對不允許共產黨逞其鬼蜮伎倆。

    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汪精衛視察京、滬、漢黨務後回粤，在廣州市黨部暴行秘密會議。當時出席者，有鄧澤如、黄隆生、孫科、吳鐵城、劉蘆隱、黄季陸、陳其援、潘歌雅與余等十餘人，汪精衛報告視察各地黨務經過，歷述跨黨份子之凶狡情況，他幽默的說：「本黨容共，如患絞腸痧症，吞下一顆藥丸，誰料這顆藥丸，就像孫悟空鑽入腹內，大翻筋斗，使你痛得肝腸寸斷。」這個妙喻，甚爲恰當，共黨之患，就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可惜汪精衛缺乏自知之明，終於也上了共黨的圈套。

   「二七」慘案（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罷工案）發生後，我在上海聯合海員工會、機器工會、紡織工會、南洋煙草職工同志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上海工團聯合會，經籌備半月，即正式宣告成立。參加之工團有三十二個單位，所屬會員，達三十餘萬人。是年上海工人節（即「五一」勞動節）大會即由該會召集，赴會者達八萬餘人。本黨特派汪精衛、葉楚傖、邵力子諸人到會演講，而各國工運領袖，如日本勞工總監木鈴文治、西尾朱廣，國際勞動局之安特生女士，及萬國勞動聯合會書記雪恩脫等，均應邀蒞會，盛況空前，並通過工會運動方案。

    工團聯合會成立後，原大有可爲，惜上海華洋雜處，情形複雜，本黨控制力量，尚未鞏固，而中共重要份子毛澤東、惲代英、沈澤民、向警予等，又奉派在本黨上海執行部擔任要職，彼等利用職權，向工人羣眾進行滲透，並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由北京移至上海，不久此項組織即將上海工團聯合會之領導地位，取而代之。

    共黨既得志於上海，復開始對廣州工運工作進行纂奪，但因我在廣州，無法逞其狡謀，他們乃利用中央委員于樹德，及順德縣黨部誣控我與孫哲生、吳鐵城三人，阻碍廣州市各級黨務發展，爲唯一之反動派，此爲跨黨份子對本黨反共人士公然之攻擊。而當時本黨上海、漢口、北京、東北、哈爾濱等處執行部，紛紛函電密報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陰謀，與其製造糾紛，肆無忌憚的情形，事實俱在，不容狡辯。故彼等對我們的控告，在中央黨部亦未收到預期之效果。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兩軍由熱河潛回北京，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扣。張作霖進軍天津，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局，張、段電請總理北上，召開國是會議。十月三十日，總理由韶關回廣州，先派孫科、謝无量赴東北報聘，並準備北上與會。

    我於十一月初先乘英國皇后輪赴滬，召集在滬本黨同志及工運領袖，積極籌備歡迎總理北上大會。十一月十日，總理發表北上宣言，十三日乘永豐艦到達香港，改乘日本春陽丸，於十七日抵上海，民眾十餘萬人，齊集碼頭歡迎，全市懸旗，熱鬧非常。十九日總理在滬寓（莫利愛路二十九號）舉行茶會，招待新聞記者，宣佈此次北上目的。那天總理召汪精衛與我到他房間，對我們鄭重的說：「此次北上，關於軍事政治事項，由精衛負責，關於民運工運事項由星樵負責，你倆人要多作聯繫。」

    總理原擬由陸路北上，惟津浦路受軍事影響，尚未通車。而在兩星期內，復無船直航天津，此時日本朝野有電邀請總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問題。總理乃作繞道日本之決定。於二十一日啟程赴日，我亦隨行，二十三日船泊長崎，二十四日抵神戶，二十五日晚由在東京、大阪、神戶之本黨同志開歡迎會。二十六日以後，總理接見日本友人並赴各地演講，「大亞洲主義」是總理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之講詞。

    總理北上之際，北方同志，原主張政府採取委員制，俟總理到京後，再決定組織政府，詎料安福系政客，迫不及待，不等總理到京，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得各軍閥之擁戴，自稱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於一身，成立執政府。總理在日聞訊，深爲詫異，惟念國民久困兵燹，亟待蘇息，爲謀國家和平，仍毅然北上，並派我與汪精衛奉同志數人先行。總理於十一月三十日，自神戶乘北嶺丸，向天津進發，經黄海黑水洋，狂風巨浪，總理備感辛勞。十二月三日抵大沽口外。

    總理抵大沽口時，海河已封凍，輪船駛入，須賴破冰船引導。當時執政府派許世英、龔心湛（內務總長）在津爲總理籌設行館於張園，我與汪到津，郎前往會商佈署。那天傍晚，聞總理已抵大沽口，我與汪精衛、孫科、張國元、陳劍如及段執政代表姚堤昌暨京奉鐵路警務處科長鄭家榮、副官李榮等，深夜由天津北站乘火車赴大沽口，夜宿車內，拂曉，轉乘小火輪，駛向大沽口外北嶺丸。適遇狂風，驚濤萬頃，几經三小時，始駛近北嶺丸，我等以繩索軟梯攀登而上。總理聞訊，自臥床躍起，並邀我等與李烈鈞、戴季陶、黄昌穀、黄惠龍、馬湘等同進早餐。餐後，日本船長、機師等各携宣紙，求總理賜墨寶，總理據案揮毫，盡數十幅。此時破冰船開冰引導，北嶺丸隨之徐徐駛進碼頭，登船歡迎者，有段祺瑞代表許世英、馮玉祥代表張之江及張作霖代表等，其他民眾立於岸上，向總理歡呼。總理登岸，乘馬車至張園行館，甫經登樓，即感腹部劇痛，面色蒼白，稍事小坐，乃立即偕汪精衛、孫科往河北曹家花園奉軍總部，訪張作霖，五時返行館，即請德醫克利博士診視，晚間各界代表在張園舉行歡迎會，總理遵醫囑不克赴會，派汪精衛代表參加，同時張作霖回拜，總理臥床未起，張即坐於榻旁，兩人縱談國事，歷兩小時之久。第二天張復設筵招待總理與隨從人員，我亦參加，席間張氏盛稱孫先生主義正確，謀國公誠，遵循其道，定能救亡圖存。張氏語簡言賅，頗有推誠合作之意。張外表文質彬彬，身材短小，佩一小劍，穿一外套，頗爲英俊。

    總理在天津行館，療養四週，病勢日趨沉重，並加聘德醫聶彼、日本醫學博士管簡勇、及山東留日醫學博士癌症專家王倫，共同處方，仍毫無起色，最後乃接受醫生勸告，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汪精衛負黨政重任，總理依畀至殷，惟汪氏個性好大喜功，領袖慾太強，此時掌理機要，不免矜持。共產黨乃利用其弱點，大肆阿諛，奴顏婢膝，故示服從，囂然擁汪爲領袖，汪受跨黨份子之包圍，乃與本黨老同志意見扦格不入。凡遇李（大釗）陳（獨秀）介紹之青年（多爲SY、C Y、C P份子）來謁，汪即喜形於色，笑逐顏開，特別興奮。而本黨老同志來謁總理，汪反不願代爲接見，常要我出面接談。老同志專程訪汪，他又託詞拒絕，偶爾接見，又復大言炎炎，不得要領。使老同志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汪送客後，對來客多加譏諷辱罵，笑其無能。於是本黨一般忠貞同志，咸以汪氏得新忘舊，別有私圖，積憤難平，羣起攻擊，竟有結隊準備飽汪以老拳者，總理得知，召我到榻前說：「精衛原甚精幹，惜稍涉輕浮，目前來此客地，左右乏得力之人，暫囑其主持一切。務速轉告各同志，切不可對他發生誤會，如有輕舉妄動，將貽人笑柄。」我原對汪甚爲欽佩，近見其對人態度，缺乏誠意，認爲如果此人得志，將危及本黨之前途；惟以總理諄囑，乃向各同志婉勸，故局面稍形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