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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的雙十節動身赴德國留學。當時德國大學在十月中旬註冊，十一月初正式上課。為了能及時趕到德國上課，我不能坐船前往，蓋坐船費時達四十五天之久，乃決定乘坐火車橫越西伯利亞，只需十四天即可到達柏林。不巧得很，那年東北軍與俄軍在東北邊界發生衝突，儘管後來雙方協議停戰，但中俄已宣告絕交。原先俄國在上海英租界內設有領事館，替經由俄境的赴歐留學生辦理簽證，可是此時中俄既已發生糾紛，遂不予簽證。後來我聽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職員說他們在哈爾濱的分會可代辦赴俄簽證，信以為真，遂動身由上海坐船到大連，從大連轉南滿路再換乘中東路火車到哈爾濱。到哈爾濱後，天氣相當冷，遠超過歐洲。我拿著青年會的介紹函赴俄國哈爾濱領事館辦理簽證，領事館的人員卻說不能辦理，除非莫斯科當局的批准。陪我同去的一位青年會小姐就對我說：「恐怕沒希望了，即使莫斯科批准，時間上也已來不及，何況不批的成份居多。」

    正在我進退兩難之際，某天晚上我去看電影，碰到一位以前在上海很熟的朋友。此人乃先父一位沈姓好友的妹婿，以前常到我家。他跟他的朋友也同去看電影。在他獲悉我的處境後，就對我說：「算是你的運氣好，我的這位朋友就是一位俄國通，在中東路當一等秘書，找他就不會落空了」次日，我到領事館就取到了簽證。

    那時的俄國正處飢荒時期，因此，在我從哈爾濱上車之前，就買足了乾糧，以備車上之需。記得那時我從上海到大連的三等艙船票，加上往柏林的三等火車票，總共才化四百多大洋，比坐船赴歐還划得來。由哈爾濱上車後，途經赤塔，一路上滿目都是荒涼的景象，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看到那些半飢餓狀態的俄國青少年，到處閒逛，有如叫化子，簡直不成人樣。那時的火車並非用燒煤，而是用木頭作燃料，火車逢站必停，一靠大站，乘客就扫隊等喝開水。三等車廂是木頭臥鋪，廁所與盥洗處骯髒得很，簡直不能進入。如此經過八天後，火車到達莫斯科。

    乘坐西伯利亞列車到莫斯科後，要轉換國際列車才能前往柏林。我記得車到莫斯科時，已是夜晚時刻，而換車時間通常都在深夜，其因乃在於西伯利亞列車「見不得人」。那時我利用換車的一段時間，漫步莫斯科街頭。我個人並不懂俄語，走在大街時，很想找一家小館子果腹，但一時遍尋不著。當時在街上走動的俄國人，以空軍居多，他們吃得好，服裝也不錯。一般工人則只能在配給站領些麵包充飢，此種麵包中含沙粒、酸味，簡直不能下嚥。莫斯科廣場是帝俄式的，通往廣場的路面鋪著石子，行走不便。廣場附近的馬路上，擠滿熙熙嚷嚷的人群，其因乃在他們所住的地方太擠，有如難民窩，所以到廣場上乘涼，他們的穿著也是「一榻糊塗」。不久，我回到莫斯科火車站，原來的西伯利亞列車已開走，換乘國際列車改在附近小站上車。我的行李此刻亦已原封不動地被運走，由此可以看出俄國人民儘管窮困，守法精神還是有的。

    從莫斯科到柏林，途經波蘭。華沙給我的印象頗佳，與莫斯科簡直天淵之別。那時的波蘭，反俄氣氛濃厚。華沙車站內，人潮洶湧，以猶太人居多，波蘭女郎更是令人心眩。車經東普魯士時，沿途農莊景色幽美，與俄國譜成天堂地獄的對比。次日夜晚，車抵柏林。

    在柏林逗留兩天後，我就轉往慕尼黑。我不在柏林而往慕尼黑就讀的原因為：第一、柏林生活水準高。（中國學生不少，約有數百人，那時柏林有兩家中國餐館，一般留學生皆在此用膳，費用較高。）第二、由於柏林中國學生多，應酬隨之增多，恐怕影響讀書情緒。當時的慕尼黑也是德國有名的大城，我抵達慕城後，在湯元吉（現任台糖公司董事長）的幫忙下租妥房子，隨後我就註冊入學。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起，留德學生會行動最一致者要算是慕尼黑的中國學生會，此一組織一共有三十多成員，人數雖不多，但相當團結。九一八既起，我們發起救國運動，準備招待新聞記者。那時學生會的主要人物是齊焌，在德國攻習土木工程。他是齊如山之侄，齊壽山之子。壽山先生文章道德相當不壞，早年與蔡元培聯袂赴德。齊焌、齊熨（現任嘉新公司總工程師）、齊熙三兄弟在幼年時代就被送到德國唸書，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在德國的環境下長大，兩個妹妹亦在德國，因此他們的德文都相當不錯。我在慕尼黑一年，與齊焌的交情是「打」出來的。最初，我們發起反日運動時，同學自掏腰包，準備茶話會招待當地新聞界人士，公推齊焌為會長（他同時亦為慕尼黑萬國學生會會長），負責對外發言。此時，林秋山（現任台大教授）亦在柏林，自命學運專家，為達到其討好公使館參事梁龍之目的（此時公使何鳳山不在，由梁代理，梁係一職業外交家），乃漏夜由柏林趕往慕尼黑，說服齊焌，企圖把慕尼黑的反日運動暫時壓下。林對齊焌說不久柏林中國館將發起大規模反日救國運動，如由慕尼黑先行發動，勢必喧賓奪主，不如等梁代辦來此後，再行發軌。齊焌不疑有他，乃自行取消招待新聞界人士的談話會，事先並未得到我們的同意。及至預定開會時間，由於我們尚未獲知談話會已被取消，乃如約而往，結果來賓中只來一位外國報館編輯，其他外國新聞人士事先已受通知而未前來，談話會遂告流產。我們氣極敗壞地去找齊焌問明原委，得知內情後，當然大為光火。於是，我們準備以牙還牙，乃將計就計，請梁龍與這位學運專家到慕尼黑一趟。他們兩位來後，我們先送梁龍上旅館休息，託詞商討反日運動，另邀請此位仁兄跟我們一塊走，結果我們大罵他一頓，而且還想揍他，後來齊焌站起來說一切過錯由他本人負責，這位仁兄遂乘機溜走。此時，齊敬鑫（安徽人，畢業金陵大學林業系，擔任中山大學講師，德國林業專家芬次爾Femzel到中山大學講學時，推薦他到德國研究林種氣候分類學）老謀深算，乃出主意致送「最後通牒」給此位仁兄，限他廿四小時內離開慕尼黑，並且永不得再來，此一舉動不啻予此位自號學運專家者當頭一棒。

    我在慕尼黑一年後，乃轉往德勒斯登（Dresden）。德城是德國南部的文化城，雖無正規大學，但高等工業學校一向聞名。我為什麼轉學到德城呢？原來當時先父在上海經濟情況欠佳，而此時適巧原先在德城高等工業學校擔任中文課程的朱光彩要回國，決定將其中文課轉讓給我，我就利用此一機會轉往德城高等工業學校就讀。

    當時在德城的中國學生有譚伯羽、沈怡以及朱光彩等人，德城高工學校附設有中文課，聘請中國學生擔任，薪水不高。朱光彩與我是同濟同學，高我一班，在德城學水利工程，回國後曾擔任過經濟部水利司長，是位國內聞名的水利專家。我初到德城時，他對我說：「擔任中文課程，薪水雖然不多，但上課時間自由，可利用晚問上課，同時每週才四個小時，選修此課的學生少，不會耽誤你的功課。」我記得當時月薪大概是一百二十馬克，此項收入對我來說不無小補，於是我就接了他的棒。

    轉入德城高等工業學校後，按照德國大學規矩，校長要接見新生，恭賀一番。德國大學校長係名譽制，通常是由教授團推選，任期最多兩年，一般是每年改選。校長不負行政責任，行政另由他人綜理。其職責主要是主持學校大典以及簽署證書等等。我記得在校長接見我們新生的典禮中，我是唯一的中國籍學生。那次典禮中，校長問我：「貴國皇帝陛下躬體康泰否？」我回說：「校長閣下，敝國推翻專制，實行共和已有二十多年。」校長知道說錯了話，臉上通紅，旋即向我道歉說：「我對遠東歷史所知有限。」由此可知當時歐洲人士對中國問題了解的程度。

    在德城我一面唸書，一面講授中文課。由於生平沒有過教書經驗，所以最初頗覺吃力。記得第一次上講台時，底下聽課人數不在少數，大抵是一時好奇心驅使，想一睹老師的風釆。第二次上課時，人數就不多了，這些學生才是真正想學習中文者。當時我的學生中不一定就是大學生，其中有一位共產黨徒，想乘機對我進行工作；另外有一對夫婦，先生年歲已大，太太則尚年輕，兩人皆隸籍社會民主黨。蓋此時納粹黨已慢慢抬頭，社會民主黨是納粹黨除外的另一死對頭，這對夫婦大概是想到中國避難，因此選修我的中文課，學習態度頗認真，後來這位年輕太太的程度居然也可以看懂中文報紙。

    德城與波蘭，捷克等國家相距不遠，也因此與巴爾幹諸國關係密切。德城高等工業學校中，巴爾幹各國的學生頗多，我與他們也常有來往，並加入他們的學生會。我成為他們學生會的會員後，巴爾幹學生會中有關中文文件的翻譯皆交給我，並且還有稿費，於是我的經濟情況更為好轉。那時我的收入是先父每月匯寄一百多馬克，安徽省公費一百多馬克，再加上擔任中文講師的一百二十馬克以及翻譯中文文件的酬勞，總共不下三、四百馬克。經濟好轉後，我就不再搭校內的伙食，另與幾位中國同學燒中國菜吃，從此不再有「營養不良」之慮了。

    德城的中國同學中，跟我比較有來往的有張大煜其人。此人，後來是中國化學界數之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後來官費留德，攻讀塑膠化學，我與他交情頗好，因他而認識了王淦昌。王亦出身清華，一九三四年赴德，是時張大煜已接受清華的聘書，囑我接待王。王初到德國時，不會講德文，遂由我照顧他。大陸淪陷後，偽中蘇協定中規定由蘇俄借給中共原子科學資料，王淦昌並擔任訪蘇代表團團長，現今是中共熱核子武器及飛彈的重要負責人。另外我也認識了魏壽永、林態祥等人，林係國內之江大學畢業，曾留學日本，後轉至德國學森林。我還記得那時張，魏、林以及我等四人時常在一起，同做中國菜大飽口福。

    在德城三年，值得紀念的是我與德人Stadelmann的忘年之交。他是有名的神經科專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超過一些自命為漢學家者，尤其對老子與孔孟學說頗有心得。他認為西方文化乃是極端的功利主義，蘊藏著自我毀滅的因素，與中國文化迴然有別。他會希臘文，故對希臘哲學頗有造詣，對中、希哲學的異同亦素有研究。他在德城本地頗孚眾望，我還記得某次我與他同往德城唯一的歌劇院欣賞歌劇，那時是捷克有名的男高音至德城獻唱。謝幕時，有人獻花給男女高音，而此兩位歌唱家卻把它轉獻給此位老先生。我很慼奇怪，問他怎樣跟這兩位男女高音認識的？他說他們兩人曾是他的病人。我常偕同張大煜去拜訪他，他就大談有關東羅馬及希臘的著作。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剛上台之際，Stadelmann在德城演講東羅馬興亡史，主要是在影射納粹黨，認為希特勒上台無甚稀奇。我記得那次演講完後，他邀我同喝咖啡聊談，他說：「東羅馬後來終被回教徒征服，德國將來亦可能被另一個野心家所操縱。」此誠一針見血之預言。一九四○年，我在行政院擔任秘書，外交部派我到德國，同去的還有齊焌、桂永清等人，那時正是中德關係瀕臨絕交之際，德國國內實施糧食管制，一般人民生活頗苦，我們外交人員當然不受此一限制。我途經波羅的海時，想到此位德城老先生及其捷克籍老管家，就買了八磅牛油，到柏林後以中國大使館名義寄去給他們，三天後，他寫信向中國大使館謝絕。隨後我親自去看他一趟，他對我說納粹不准他演講已一年有餘。他寫過一本書，名為《老子與生物學》，闡明老莊哲學之精義。我回國時曾隨身攜帶一本回上海，託人翻譯，後來並未出版，今天已無法找到原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