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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来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唐·羅隱<籌筆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東京新聞街外國記者俱樂部看晚報，得見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聲明脫離國民黨、靠攏共產黨，宣佈「起義」易幟的消息。也就是說已把原來雲南掛的國民黨制定的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換下來，改掛共產黨制定的國旗——「五星紅旗」。使雲南從中華民國的一個省，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一夜之間變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我馬上聯想到我的老婆孩子都在雲南昆明，我必須把他們接出來。當晚給在昆明開業行牙醫的妻子楊惜珍發了一個電報，告訴她我要回昆明接她和孩子出來。

    我決定在東京辦報後，除向麥克阿瑟總部申請到《天地新聞》日報出版的許可證之外，還向麥帥總部申請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可望、可信、南達）的東京長期居留證。當我決定離日返昆時，東京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勸我不要冒險的。因爲那時大家對共產黨都不了解。記得名作家謝冰心和她的先生吳文藻就問過我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如何，當時我也說不清。

    記得一件比較有趣的事，就是在東京有一次和朱世明將軍、董顯光先生三人作竟夜之談。朱說，聽代表團的人講我會看相。請我當晚就替他和Hollington看看。董先生大樂，鼓掌贊成。我告訴他們是一九四五年在維也納等候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採訪簽證，閒居無聊，跟一個奧國入學的，沒有甚麼道理，只是一種經驗的積累和統計。而且中國有句話「相隨心轉」，說明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影響一個人的相。我說，根據我看，朱將軍的運氣可能會走下坡，因爲他即使歡笑中也帶有憂思。而董先生卻會走上坡，因爲他充滿了喜樂與信心。朱問我你自己呢？我說：「所有看我相的人都說我會坐牢，而且是爲女人坐牢。」他們哈哈大笑。

    一九八六年李嘉和胡菊人及我三人在香港聊天，李嘉告訴菊人說：「大聲從東京回昆明被老共關起來以後，在東京的朋友都說：『陸大聲看相看準了他會爲女人坐牢，但他忘了他的老婆也是女人。』結果回去接家眷就被抓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趙浩生一起到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東京辦事處去買飛香港的飛機票，我是經香港返昆明，趙浩生則是想到香港會友。但當時機票很緊，只有一張十五號飛港的，我請浩生讓我先走。票買好後，電話告訴朱世明將軍，他說他有一封重要的信託我帶到台灣面交給王雪艇（世杰）先生。我預定的行程是到昆明停一晚，接了家眷，就返回香港轉飛台灣。當夜朱世明到外籍記者俱樂部看我，他透露了他對整個局勢的悲觀，認爲國府的局面越來越困難，而派系人事的傾軋卻越來越厲害，他深爲憂慮。我說在東京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不過，國府的圈子越來越小，東京代表團團長這個位子可能很多人都會感興趣。尤其是原來有過留日經歷的軍人。他告訴我，湯恩伯退出上海轉到香港後，就想來日本，結果麥克阿瑟很妙，他說湯恩伯是常敗將軍，不准來。

    朱世明告辭時已凌晨三時，正因爲睡得太晚了，竟誤了英國海外航空公司五點鐘派來接我赴機場的班車。也是牢獄之災命中注定擺脫不了，偏偏在近六點時我會從夢中驚醒，一看錶不得了，已接近飛機起飛的時間了。打電話問接線生航空公司的班車來接我沒有？她說來過快一小時了，打電話給我，鈴響了好幾分鐘沒有人接，她以爲我提前走了。這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叫趙浩生起來送我，他把他的道奇車開到每小時一百英哩的速度，天還未大亮，在東京街頭疾馳。等趕到機場上飛機的門已快關上了。差一分鐘我十二月十五號就到不了香港，而下班機是廿二日才開。而我是廿一日趕到昆明坐牢的，事情巧不巧？

    還有更巧的在後面。抵達香港後，到航空公司購買飛昆明機票，才知香港到昆明的航線已停了好幾天了。我問，現在要去昆明有什麼辦法？答覆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預繳五十萬港元的保證金；二是要有當地政府首長批准飛機可自由來去的電報。當時的情況是，由於昆明是突變，使很多做生意的商人措手不及，他們都急於回昆一行，包機的錢倒有，不過如能有盧漢同意的電報更爲妥貼，但找不出一個人出面聯繫。

    第一個辦法我是沒門。不要說五十萬港元，五萬甚至五千我也拿不出。第二個辦法我倒可以試試。說來我和盧漢這位原來的雲南省政府主席、當時的臨時軍政委員會主任，多少有點交情。

    一九四六年，李公樸、聞一多兩位民主教授在昆明先後被刺案發生，盧漢被蔣老先生召到廬山，不知是禍是福。他本是被派赴越南接受日軍投降，駐守那裡的。到牯嶺後知道我任南京中央日報廬山版主任，正在山上，便以同鄉的身份把我找去，和他談談，想摸摸政治行情。我告訴他李聞案蔣已知道不是地方勢力做的，而是陳誠系統的昆明警備總司令霍揆章下面的特務頭子張振國（八十年代台灣歌星張俐敏之父）指揮人幹的。原來傳說是曾任龍雲副官長的楊立德指使，目的不過是想嫁禍。但還不好明白宣佈案情已明，故特派顧祝同以陸軍總司令的身份去昆明徹查一番。這一查，只會對盧漢有利，爲了安定地方民心，至少表面上對盧要重用。我這一分析，後來被事實證實，盧漢印象很深。加上一九四九年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他對閻的個性、作風、政治主張完全不知，所以乘我九月回昆之便在他翠湖青蓮街公館設宴歡迎，我爲主客，好友丁中江和昆明各新聞單位負責人作陪。晚宴自始至終都是談閻錫山。記得我和盧漢道別時，他特別拍著我的肩膀說：「老弟，我們是同鄉人，今後要多聯繫，彼此心照！」這一照，就讓我頗有把握地發了一通電報給他，告訴他我已自東京飛抵香港，即將乘機回昆接眷，請他批准。

    我給盧漢的電報是十二月十七日自香港發出的，十八日就接到他的覆電，原文至今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香港（電報代號）陸大聲先生：來電敬悉。匪廿六軍、第八軍奉蔣匪命，正在宜良呈貢集結，向昆明進攻。我九十三、七十四、八十九三軍匯合地方革命武力，正聚殲中，一二日内即可肅清，屆時再告來機日期。盧永衡。

    我接到這個電報後，就通知幾天來和我聯繫的雲南商人，大家都額手稱慶。決定他們出錢我出名，包一架飛機回昆明。其原因，事起倉卒，很多商人在昆的貨包括礦產、鴉片極待運出。

    回昆明前我特別看候了在香港當寓公的原總統府政務局長陳芷町先生，由於同時創辦《新聞天地》的邱楠是他的小舅子，我們一班朋友都跟著邱楠叫他姐夫，告訴他我要回昆明接家眷。他說：「張岳公剛剛從昆明出來，沒有幾天，我們去看看他吧！」於是和陳芷町一起到了銅鑼灣。

    張群先生和他夫人及家裡人正在吃晚飯。一張方桌三面放的椅子，一面是利用一張床。對於張府上這種因陋就簡的情況，我感到驚異：心想，他到底做過行政院長又擔任過方面大員呵！爲什麼情況如此寒傖，可見國民黨也有清官。

    我們的談話主題集中在昆明之變上。他說他是十二月九日自成都與第八軍軍長李彌、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和盧漢的小舅子新編九十三軍軍長龍澤匯等一起飛到昆明的。盧漢派裴存藩、楊適生等到飛機場迎接，仍和過去到昆明一樣招待在盧漢的新公館。到了晚上八點多鐘，沈延世（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來到張下榻之處，說是接到盧主席通知因張長官來昆，所以今天晚上開會，而張完全不知此事，但並未認爲是多大的問題。他讓沈按著開會通知到盧漢的老公館去等開會。過了約一小時進來一個軍官（後來證實是盧漢的警衛營長龍雲青）向他敬禮報告，說是奉命來保護長官的安全，請不要隨便走動。他才曉得出問題了。他提出要去見盧漢，龍營長說：「盧主席已上五華山，雲南已經起義了。」張通過思考，當夜寫一信給盧漢，提出要乘原機離開。第二天，楊文清、楊適生代表盧漢來看他，通知說，軍機已經不能啟動了，安排了環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客機送他飛越南轉香港。

    陳芷町插了幾句話，他說：「盧漢因爲岳公保了他的命，所以到要緊關頭還能表現一點黃天霸竇爾敦的江湖義氣。」我說：「香港報紙上對岳公脫險議論紛紛，聽說北京早已宣佈岳公是戰犯，故對盧漢此舉非常不滿，認爲他耍兩面派。（後來還有一傳說即中共曾有意以張群換張學良）另外盛傳岳公眉毛裡有顆紅痣，根據相法，這是大貴之相，叫做「禾稈藏珠」，主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我今天來也是想看看這顆痣的。張岳軍很幽默，一面摸摸他的右眉，一面說：「小小的一顆痣會有這麼大的作用？！」引得滿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告訴張岳公我準備回昆明接家眷，以他看，可會發生危險？張群知道我和盧漢也比較熟，加之我是雲南人，此行只是接家眷，第一天到第二天走，他說照他想來，不會有什麼問題。陳芷町聽了張群的判斷後，開了一個頗有風趣的玩笑，他說：「大聲呀！你不要照搬岳公的經驗呵！你的眉毛裡並沒有岳公那樣的痣。」又引起一陣歡笑。

    看了張群先生的第二天，我去看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由於《大公報》已左轉，老費在港被目爲「左派」代表人物。不過因爲我們已是很熟的朋友，幾乎做到無話不談，因此他很誠懇地勸我不要冒險。他說：「老弟，你不要自視藝高人膽大，但現將面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與國民黨是根本不同的。你如果冒險前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的好友、蔣介石專機駕駛長衣復恩當時在港，也勸我不要冒險。

    但我過於自信，認爲回去是接家眷，有什麼可怕的。況且，盧漢給了同意飛昆的覆電，更有所恃而無恐。決定聯合同鄉商人集體包機，到處打聽哪些同鄉願意參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預定當天到航空公司去簽約包機回昆。一大早我還躺在床上看報，《星島日報》送到了。頭條消息是「昆明城郊混戰」。根據外電報導，蔣介石派出的中央軍已逼近昆明城，且佔領了飛機場，盧漢的地方部隊拼力抵抗，雙方正在大廝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