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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按照法規有侍從室之設，該室的編制中有上（中）將主任，中（少）將侍衞長、上校（少將）參謀（包括步、騎、砲、工輜、後勤、空、海各兵種軍官）、上校（少將）副官，秘書以及第一、二、三處（處以下設組）等。組織謹嚴，範圍龐大，凡供職于侍從之人員，例不准對外作任何活動，言行亦須特別拘謹，盖非如此，不足以保衞國家領袖安全也。

    在抗戰時期的重慶，筆者一度奉調轉任侍從參謀，雖爲時不甚久，而對蔣委員長的實際生活，體會甚深。茲特將其可以公開部份，憑記憶所及，寫成此文，投刊春秋，當爲海內外讀者諸君所樂聞。

    這是抗戰後期的事，我那時從重慶外調不及一年，忽又奉調爲委員長侍從參謀，並限令到十日內即須到差。因爲侍從室原任掌管砲兵業務的侍從參謀侯志慶上校，已調陞軍政部炮兵司少將司長。掌管步兵業務的侍從參謀黎天榮上校，亦已調陞第六十五軍少將旅長。他們都已前赴任所視事，新調來的兩個參謀，一個是從西安胡宗南總部調用的，川陕遙阻，到達需時；另一個便是我了。因彼時我尚在西南某機關服務，匆匆將原任職務交代，立即兼程返重慶。幸得第四戰區長官部的副官處長黄和春協助，派遣交通工具，才獲依限抵達陪都。

    委員長侍從室設在重慶上清寺曾家岩德安里一○一號，毗連着行政院。我報到之日，除了填好各項表格之後，跟着就度身做制服。照侍從室的规定，我們侍從參謀夏季是穿淺灰色派力司中山裝，冬季則穿深藍色呢質中山裝（每季每人兩套），黑色皮鞋。这些均不用自己出钱，係由委員長贈予。薪俸則按照各人軍階雙倍支領，伙食亦由侍從室津貼，住宿也在裏面，一週祇有一夜外宿。由是可知，在侍從室任事，待遇雖較好，但工作緊張，職責繁重，與其他機構，殊不可同日而語。

    我當時在侍從室是負責管理全國炮兵部隊的編配、部署、花名冊，以及蒐集由軍委會編譯部門所翻譯各國有關炮兵學術的著述、圖解等等。關於炮兵部隊的編配，係由各戰區直至各個師，並須根據參謀本報、軍令部、軍政部的资料，逐日製成圖表，同時還要在委員長用以指揮作戰的巨幅軍用地圖上，標明各個戰區的炮兵陣地、番號、炮種等，用大頭針製成的小旗各依方位插在地圖上，使委員長對任何一個戰塲的炮兵情况，能够一目瞭然。此外，則係依據各級炮兵指揮部的報告，考核各級部隊長的功過勤惰，不能有半點馬虎。當時國軍的炮兵部隊，正規的約有兩個師、五個旅、四十個團、十個高射炮團。其余各军各师的直属炮兵营、连、尚不在内。炮兵情况固如此，其他各兵种亦然。是故侍從参谋的职责，確實繁重得透不過氣來。

    我們在侍從室任職者，每八週內有一週值勤，在值勤時，除了規定處理委員長的事務外，另一宗比較重要的任務，便是料理「來賓登記」和「引見」了。每逢值勤，除日間工作外，常常要到深夜二時以後才能就寢，而就寢之後，由各方打來的電話（包括各戰區長官部的直通電訊），經常是澈夜不停的，普通電訊祇須將之記錄，以待翌晨匯呈，若遇重要事項，却要立即轉接到委員長寝室裹去（委員長那時夜宿重慶南岸黄山官邸），除了值星參謀外，有的亦要隨從同住。

    說到「來賓登記」和「引見」，那時要經過一定手續的。無論是來自各方的地方長官，或部隊總司令、軍、師、旅長等文武官員，即使是有事諮詢特別召見的，或是因公來渝請求謁見的，例必先到「值星參謀室」填寫表格，然後由值星參謀將之匯列呈核，經委員長分別批示是否接見。之後，便將奉准接見的名單，列出分配接見的時間，再呈批准後，我們才填發印好的通知，請其依時前來晉見。時屆，晉見者須持同我們發出的通知，先來到「值星參謀室」，當值的侍從參謀，把客人安置在客廳裹坐候，依据分配時間表，將其逐一领上二樓委員長的辦公室。因爲委座彼時日理萬機，所以會見的時間，非常短促，大約每人不會超越十至十五分鐘。謁見時除了由委員長簡单發問外，如果有何事項需要詳細報告或請求，必須在事先繕好一份書面報告，於告退時當面呈遞，再候批覆。

    我任侍從參謀期中，輪值引見，已歷多次，所經手接待的人物，能够記得起的，計有當年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訪英團團長王世杰和團員王雲五、胡霖、杭立武、拉卜楞。駐加拿大大使劉師舜、陕西省主席祝紹周、外交部次長吳國楨、駐美軍事代表團長商震等，至於從各個防地奉召來謁的軍事將領如夏楚中、宋希濂、羅卓英、衞立煌、杜聿明、朱懷冰、馬占山、孫連仲、劉峙、楊森、王纘緒、潘文華、劉文輝、熊式輝等，政府要員如翁文灝、梁寒操、馬超俊、吳鐵城、劉航琛、朱家驊、張厲生諸人。不管你是多麼顯赫的封疆大吏、叱咤風雲的統兵大員，一樣地都要經過我們這道門檻才能上得二樓。

    那時委員長領導全民抗戰，是實際上的國家元首，自有其不可形容的潛在威儀，有些文武大員，平日在外邊固是能言善辯、不可一世的，但一到了委員長的跟前，便口吃起來了，常常所問非所答，弄到語無倫次。有時却祗聽見委員長的垂問，而不聞答話，我們立在門側，探首偷窺，始悉晉見的人，已因神經過度緊張而至呆若木雞，僵立着，不言不動。我們若遇着這種尷尬情狀，便立即進去，扶其退出，並派車送其返寓所休息。記得有一次，一位邊陲省份的省黨部主任委員被召見，此公穿着長袍馬褂，道貌岸然，由我領進委員長辦公室，大概他是第一次被召見，面對委員長的威嚴，不但渾身哆嗦，答不出半句話，不久他所站立的那塊地方，從他的裤管内，忽然有水流出，沾染到了地毯上，真是出人意外，原來他紧張過頭，居然流出尿來，我們見勢不妙，趕忙將他扶出，立即送他返回住處。另有一次是一位刚從湘桂前線奉召回渝的×軍長，此人戎裝整齐，儀表堂堂，被召見時，答對亦甚稱旨，於告退之前，他從軍裝口袋裹掏出一份書面報告，前行幾步，逕呈委座，接着他便面向着委座恭身後退，不料在緊張中退錯了方向，竟將牆邊的一盆清水撞潑於地，而面盆架之側，恰又兀立着一座花盆架，結果花盆架亦被連带碰倒，一時乒乒乓乓，搞成一團，我們立在門外，不知出了何事，立即拔槍進入辦公室，指着叫他不准動。委員長此時亦只好和顏悅色的說：「没有事，沒有事，不要緊。」一塲誤會，始告過去，而這位軍長，此時却尷尬得無地自容了。

    總之，因懍於委員長的威嚴而致失去常態的人，時有發現，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這裹恕筆者未便再作深入的說明，或指出其官銜姓氏了。

    由委員長當年接見文武百官時所表現的作風看，我個人確實深切體會他是一位篤實的、禮賢下士的領袖人物。來見他的武官，因爲大部份都是他的學生，亦都是他的下屬，一切均按陸軍禮節行事，遇有過錯，必然是疾言厲色地當堂嚴加責斥，毫不寬假；在筆者記憶中，有一個戰區司令長官，不知爲了什麼事，未經請准，即逕自由前方來渝求見，但結果不特不予獲准晉謁，且遭批斥：「該員未經請假，擅離職守，着限尅日返防，毋庸來見。……」嚇得這位上將，抱頭鼠竄，連夜返回防地去了。但委員長對於文職人員，尤其是資深望重者，都是優禮有加，例如于右任、張伯苓、翁文灝、王寵惠、莫德惠等這一班人來謁，一經我們報告上去，立即便傳諭：「請進來，請進來。」而且隨即起身離座，步出辦公室，躬親迎迓，握手点头，频呼：「請坐！請坐！」和對軍人的嚴肅氣概，有天淵之别。其中就坐而談的，固然很多，但堅請就坐而始終谦虚不肯坐下者，亦不乏其人，如翁文灝、王世杰諸人是。宋子文先生久居外國，照說是最講求禮貌的人物，但於晉見委員長時，似乎是行動最隨便的一人，他的態度，常令人有「傲上而不凌下？」之感。

    至於委員長之會晤外賓，則不在我們引見的範圍，而係由外交部禮賓司和軍委會外事處負責處理的。當年美總統羅斯福的特別代表威爾基、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史廸威、美國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顿、英首相邱吉爾駐渝代表魏亞特、蘇大使潘友新等這些人，經常都是由禮賓司陪同來見。除此之外，中樞要員中，凡是經常來見的要員，如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外交部長宋子文、參謀總長何應欽、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軍統局長戴雨農和極少數的政府高峯人物等，如有事晉謁，早有命令不需登記引見，而祇由當值侍從參謀口頭向委員長報告一聲某某來了，便可進見。其中戴雨農通常是直出直入的，我們也都習惯了，彼此都不理會。

    當年日寇空軍對重慶的空襲，雖然極其殘酷凌厲，但這絕不影響委員長的日常活動，我們每週須隨侍他到復興關上的中央訓練團去，這一年適值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國府路中央黨部舉行，國民參政會也在召開大會，委座對於這些會議，時常在空襲前後蒞塲。但是，如在施放空襲警報時，委員長若穿的便裝或長袍，縱使馬上又發出緊急警報，甚至敵機已經臨空，而委員長到時必然仍是從容地换上全副戎裝，才進入防空洞。這件事外間知道的人不多，而筆者直至今天，仍不明白當時委員長如此做法的用意何在呢！

    委員長的日常活動，事先大約祇有侍衞長一人知道，我們却只能在行動前一小時，纔奉到諭知；比方他要在上午九時到達中央訓練團去訓話，而在八時左右我們纔接諭令。於此同時，就有两部大卡車滿載着便衣警衞人員先行，他們從重慶曾家岩起，一直沿着上清寺、兩路口，直至復興關，沿途每隔五十碼，便佈置一名便衣崗哨，對附近周圍警戒。八時四十分我們和另一批高級警衞人員，分別登上兩部黑色小汽車，八時四十五分委員長步出辦公室，隨即進入一輛黑色大型座駕車，由我們的一輛前行開路，委員長的車子在中間，高級警衞人員的另一輛則在後。三輛車保持着二十碼的距離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