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老仙逝的消息，最早是范子良老先生电话通知我的。我当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曾记得我每每与林牧老通话时，先生一向不服老，每次都说自己的身体“很棒”。于是我着急地追问林牧老故去的原因，但子良老先生一时也说不清子，只是叮嘱我：“山东的朋友就由你转达吧！”。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不能耽搁，放下电话便又拿起电话，急急通知了孙文广教授等朋友，接下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写了《山东“不结社之友”祭悼林牧先生》一文，并当即传送媒体。当晚我做完了这一切，才稍稍平静下来，与林牧老的交往，一幕幕历历如昨，令人心潮翻滚。
    记得1998年“6•4”前夕，各地公安为保一方平安，防患未然，如以往一样，监控或带民运人士外出旅游。这年“6•4”前，西安民运人士傅升先生，就是由他们陪同，来青旅游的。傅升来青后，即通过燕鹏约我见面。记得当时我与燕鹏去了青岛中山路附近的一家旅馆。傅升高个头，稍黑，腰板挺直，30多岁，显得满有朝气。他向我谈及西安民运情况，并带来了林牧先生的问候。我们也介绍了青岛的有关情况。在谈到组党问题时，傅升说西安朋友，特别是林牧先生认为不是时机。林牧老后来在与我的多次电话交谈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曾多次与外地朋友变通地提出“广交流、缓结社”主张，与我当时倡导的“广交友、不结社”主张呼应。
    傅升走时，我托他代为向林牧老问候，并赠送了我刚刚出版即被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下文查封的《赢：赢新格局》一书及《新文明圆和宣言》等系列文章。傅升返回西安后，先将《赢：赢新格局》一书交给了林牧老。《赢》书是我系统表述新文明理论的哲理性著作。林牧先生看后颇感兴趣，首次来信与我沟通，探讨新文明理论的相关问题，由此启动了我与林牧先生的通信交往。当时有两封通信是我们共同同意公开发表的，以便引起大家对有关国家前途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标题是：“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通信”（首发当时的《大参考》，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林牧老第一封来信谈到：“傅升带回你的《赢：赢新格局》一书，我一口气浏览了一遍，其他文章，西安的中青年朋友看完后才送给我看。从你的一本书已经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体系，的确是新文明思维，是人类社会政治观念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虽然年已七十，但仍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了你的书，我激动不已。我相信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格局必然会符合你的设想。不过，我有一个点补充意见。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任何一次根本性或革命性的变革，必然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人民及其代言者，必须不倦地阐述和宣传宽容、妥协、和解的理论和主张，同时也不能放松必要的反抗。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没有反抗就不可能由对抗的时代过渡到宽容、妥协、和解的时代”。在这封信中，林牧老还谈到：“浙江问题，我和许良英两个浙江老头已对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指组党）。浙江的年轻朋友正在聚会研究我们的意见，商量善后问题，就遭到疯狂镇压，半天之内拘押十一人之多，一个未参加活动的弱智工人也被开除公职，令人痛心。”可见林牧老对国内组党如此关切，对镇压组党如此痛恨。林牧老第二封来信谈到：“7月25日来信收到。看来，我们的讨论还需要进行下去。因为我对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还需要在讨论中，在对方的启发下来解决自己认识上的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我这个人，既执着又不太固执。在维护大的政治信念和维护个人独立、尊严这一方面是执着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在具体观点上是不固执的，是易变的。这可能同我的出身有关系。我的政治观点，不是在学院里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操作中形成的，是在极权体制下站在开明的领导人一边同顽固的独裁者作斗争中形成的。因而，不受学派的拘束，更多的考虑到代表民意、民心和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我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实践者。正如你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分化，当力量对比不利于统治集团时，他们也不得不同人民妥协。是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可惜，你没有经历过中共的党内斗争。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个人就因为1965年参加了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为期百日的超前改革，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尽管这样，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我奉命多次去西单看你们的‘民主墙’，还要遵守党组织纪律，不敢同你们那些人接触，更不可能同你们合作……。”林牧老在信的结尾处又郑重地提出以下问题：“目前，工人要工作、要工资，要生存的斗争；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日趋频繁、日趋激烈。连乔石都看出了农民和工人中可能发生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是同工农运动拉开距离呢还是加以疏导呢？如果持前一种态度，平民百姓会谴责我们是‘假民主’或‘贵族民主’；如果持后一种态度，政府又会谴责我们煽动工农运动，危害‘国家’安全（当然是指他们特权者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我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林牧老的每每来信都如此认真、执着，那么坦率，富有激情，其无畏、无私，百折不挠，毕生追求真理的品格，令人读后肃然起敬。
    我当时对林牧老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但2001年8月，我突然因言获罪入狱，林牧老闻知后极为愤慨，多次给家属打来电话，表示慰问与关怀。他在《渐进式改革：‘人民素质低’老调不可再唱》一文中愤怒地指出：“山东青岛市民间思想者牟传珩先生提倡以圆和思维代替线性思维，主张政府与人民之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共同妥协，良性互动，争取‘双赢双胜’。这位圆和的思想者却被当地执法机关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了三年徒刑。一个主张以妥协和良性互动代替对抗的思想者，被强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真是法理不通，文理不通，滑天下之大稽！而类似牟传珩这样荒谬绝伦的冤案，在国内是不胜枚举的。”

    我入狱三年，与林牧老失去联系，直到我出狱前，他还通过范子良先生传达关切之意，为我出狱后能尽快了解外面情况，一封封邮寄来他的许多印刷文章。更令人难忘的是，林牧老还与范子良先生向海外媒体提议我获“人权奖”。我自明人微言轻，心愧难当，但仍对先生的抬爱十分感动。
    林牧老晚年老骥伏枥，著述颇丰，但却不是个务虚的理论家；而是个民主事业的理性实践者和活动家。自1989年5月，林牧老在北京公开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6．4”后毅然与中共极左势力决裂，恢复了他的自由身份以来，便不断公开表达不同政见，无数次发起了全国性的签名呼吁、上书等，英勇地站在了推动大陆民主事业的最前列，多次被官方骚扰、软禁，甚至劫持。先生常年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广泛传播民主理念，致力于民间维权，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人耿直，饱含热情，傲风爽骨，从不媚俗；且仁厚博爱，德高望重，曾多次主动捐款，帮助深陷困境的良心犯家属或民运朋友，直到去世前，林牧老还在写文章，筹划声援和营救高智晟律师的事。特别是对年轻朋友，林牧老更是关爱有加，颇具“海纳百川”的仁者、长者之风范，如山东的年轻朋友金波，就曾亲临教诲。此据林红女士接受采访回忆说：父亲今年虽然身体一如既往的好，但明显消瘦了，可能是因为确实有些累。为了捐助被关押在狱中的民主人士的家属，他不停的写文章，用稿费资助他人，今年已经资助了上万元。他手头不宽裕时就先借钱，然后拚命写稿，挣稿费还钱。林红表示，父亲总对家人说，人家都被抓了，家属都没有饭吃了，我得多写点，帮助他们。家人有时问他：你有多大力量，这么大岁数，凭你一个人的力量，能救几个人？他总说，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一个多么可敬、可贵的中华老人啊！难怪他会赢得广泛的爱戴与尊敬，曾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后改为荣誉理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民主事业的民间领袖。然而，就在当全国各地朋友们要满怀敬重之情，计划要为其共贺80寿诞之际，先生竟大限已到，苍天见召，骤然撒手人寰，令人痛断心肠。在林牧老的葬礼进行中，我遥望西安，不能成行，以亲躬灵前，缅怀追思。此时此刻，我再次捧起先生惠书，重读先生远去的背影，不免潸然泪下，仅以此文为先生送行。
    林牧老，您潇洒地向遥远的云端走去吧！在您的身后有无数的松柏在沉默。能为您一生盖棺定论的不是书写在白纸上的浅浮文字，而是那些为您送行的长长队伍，深烙在中华大地上的沉重脚印！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