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不同于自然秩序，是一定的社会形态的表现。它在以往分裂对抗的社会秩序中，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谈秩序。秩序是在公民合意基础上用民主的、协商的精神建立起来的？还是在一部分人的意志支配下借助暴力的方式建立的？这反映着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秩序，两种社会形态，因而也会给人类带来两种根本不同的后果。
   
    早在人类初始，集群内部的秩序更多地受到自然法则的影响。人类在强弱差别的自然状态中，自我意识尚不发达，人们只有依靠自然秩序形成的集体力量的保护，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简单，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后来，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类自我意识觉醒和彼此利益关系逐渐明确，这时社会除了按某些习惯来调节，富人们又最先要求得到社会地位和利益的确认。他们相互约定，制订了社会意义上的规则，明确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由此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秩序就逐步形成了。社会秩序最初尽管更多地体现着强者与富有者的利益，但却是来自于集体社会的认可，是一种基本上属于一切人参与的社会约定状态。因而一切人都不得不遵守它。这种历史在现代某些比较原始的少数民族村落还能看到影子。村民在长老或者有威望的人物的主持下，召开村民大会，制订公约，形成规矩。他们等级有别，长幼有序。由此，就建立起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秩序，以维护其共同的利益。同时，又保证每个人在这种秩序中按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当国家产生，社会走向分裂与对抗之后，自然界的强者便转化为社会上的强者，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违法越规，不断破坏秩序并借助暴力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这样契权就变成了强权；社会自发形成的约定秩序就演变成暴力维持的强权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对社会公民大部分权利的剥夺和限定。于是，一部分人由于贫弱而成为债务人，甚至沦落到连自己的生命权都无法自主的奴才。这时，谁还会心甘情愿地遵守这种秩序。由此以来，“维护秩序就是维护自己”，便成为专制统治者欺骗群众的鬼话。
   
    千百年来，人类用自己的血泪实践为我们解开了这样两道公式：一道是强权条件下的社会秩序公式即：专制+暴力=不法秩序+动荡混乱；一道是法权条件下的社会秩序公式即：民主+谈判=合法秩序+长治久安。
   
    人类以往的历史，求证了强权条件下的秩序始终无法实现秩序的目的，而只能走向了秩序的反面，导致了社会无终无止的暴力冲突、对抗与破坏。一切社会强权秩序都是在社会动荡中建立，在社会动荡中维护，在社会动荡中消亡的。
   
    社会是否文明，是否成熟，不仅要从经济成就上看，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人民是否享有充分、完整的权利与自由。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我们的明天一定会在法制的基础上，依靠社会民主、合作、协商来建立一种崭新的、符合人性全面发展，并激发每个社会主体创造精神的合法秩序。如果社会能在彻底摒弃对抗、仇视和破坏性行动的前提下，相互承认、，建设性地面对问题，人们随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评价或按规则变革秩序，秩序本身也就实现了其长治久安的目的。
   
    一切合法秩序的最高原则，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三者的圆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