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5日，我被押进山东省第一监狱。狱方单独隔离了我半个月后，便被送进了入监队。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走廊狭窄、低矮，令人十分压抑、憋闷之感，而且两面墙壁上还处处挂满了揭批“法轮功”的标语与图片，楼道里来回走动着一些值班的犯人，但却无一个穿制服的干警。不多会儿，曲班长又从办公室出来，让我随他走。真不错，曲班长径直把我送进了他当时所住的房间，有15平米，四张上下铺，但室内仅有三个人，我被安排在窗口处的铺位上，一切都如我所愿。
   
    我被一个姓曲的班长送进监室，交给这个组的组长。组长姓周，他很热情地帮我铺床，还送我短囚服与入监队白床单。我安顿好后，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该就是我在入监队的归宿了吧？于是便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仙人球，放置在窗台上。这时姓周的组长便与我聊了起来。闲谈中，他向我交待了狱内规矩：如除解手或洗漱时，不能出监室；上厕所必须连号，即两人以上；厕所里有人24小时值班，晚10时后才能上大便；每天清晨起床至就餐前，各监室犯人都要整齐地排坐在方橙上，挺直腰板，背诵狱规54条；走廊上有值班人员，来回走动，监视每个监室的情况，如有违反，轻则挨打骂，重则几天被罚“蹲茅”，即抱着头面对大粪池，蹲几天要看管事的情绪。在这里有大头小头，各不同管理级别，可谓等级森严。这种极其独特的囚文化，令我感慨颇多。刚入狱的新犯，全戴白牌，属特级严管，处于犯人中的最低层。根据来的年限不同，又分绿牌、黄牌、橙黄牌和红牌。绿牌为宽管级，黄牌为普管级，橙黄牌为二级严管，红牌为一级严管。见到戴有颜色胸牌的，必须老远就回避让路，面对着墙，挺直站好，等老犯走过才能行动。这完全是入监队自定的土规矩，队长们正是利用这种犯人管犯人的土规矩，得以“无为而治”。所以你在入监队里，根本就见不到干警的面，全是他们留下的老犯人，戴上有色胸牌，称为班长，代他们履行管理职能。因而入监队戴有色牌的老犯人们，便成为狱中特权阶层。他们整日游手好闲，多吃多占，张口骂人，抬手打人，甚至还有的勒索新犯和随意处罚新犯的。记得当时有个管纪律的班长，就是典型，新犯们对他又恨又怕。
   
    刚下入监队的当天中午，我所在的监室，突然来了两个神神秘秘的犯人。一个姓项的班长，交待我们监室的组长说，他们在执行任务，必须配合好。其中一个要睡在我已铺好的床位上。我内心老大得不痛快。究竟是些什么人，要执行何种任务？我刚铺好床，他们就要占。那个项班长见我不愿意让床位便说：他在执行政府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床位都是工作需要。我说我憋气，需要靠窗的床位。项班长说：这样吧，我另给你调一个房间靠窗的铺位好吗？我没理由不搬，只好又搬弄行李，换了对面的房间。后来我才得知，那两个人都是已转化的法轮功。当时入监队所有监室都有没转化的法轮功，唯这个监室没有，这天下午又要新来一个。省监转化法轮功的一惯做法，就是让已转化法轮功，充当未转化的，在新来法轮功身边一左一右生活、就寝，履行特务职能：一是诱惑、欺骗，传达假信息，使其上当；二是及时记下新来法轮功的一言一行，及时回报政府。狱方的这些执行特务使命的法轮功学员，可记功加分，减刑早回家。入监队每个监室都有这样的人，政府给他们点小恩小惠，他们便觉得被器重、很张脸。我这才意识到，揭批、转化“法轮功”，更准确地说给他们洗脑子，是省监狱入监队头号政治任务和工作中心（按规定，全省被判5年以上的法轮功全集中在这里）。我内心对那些为自己挣分便专事特务工作的法轮功极其蔑视。我并不赞同法轮功，但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工作。你搞阴谋、欺诈，如此龌龊的小动作，实在令人作呕。
   
    山东省第一监狱，是个比较规范的劳改场所，管理制度相对严密，但形式主义，不切合实际的东西不少。下面队上犯人日常生活全都军事化，早出晚归都要求队列正齐，步点一致，一路口号，一路歌声。凡中午或星期六下午，都要练队列，有走不好的，星期天再单独练。《行为规范》56条，整整一小本子，每个犯人都必须一字不错地背过，每个星期队上查，每个月全监狱查。如有背不过的，便扣分或办学习班。所谓办学习班，就是每天下班后罚站，什么都不能干。此外还有各种政治、文化、专业的学习。狱里对监室内的卫生要求也相当严格：雪白的床单；打成豆腐块的被垛；床上床下都要一尘不染；脸盆里不能有一滴水珠；饭缸里不能有一点油。否则就要被办学习班或扣有效分。而个人衣服和被褥内无论怎么污垢不堪，都无人过问。监室卫生整好后，全部出工，整个房间卫生完全是为应付可能突然到来的检查的。而犯人收工回来，便无人过问，臭鞋横飞，烟头遍地，就像大车店似的，谁也享受不到整洁的环境。犯人们把本可以搞好个人卫生的时间，全都用于应付检查上。这种比军事化还军事化的日常生活，搞得本来就有严重精神压力的犯人们，时时紧张，战战兢兢，再加上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和强度，使他们根本没精力和时间反思自己，痛定思疼。这既不利于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也不利于他们自我反思，心理矫正。
   
    罪犯本不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行动需要整齐划一。和平年代，军人也基本没有心理压力，也不从事体罚性劳动，以军训为主，学习、卫生各项严格要求的军营生活，和以受处罚为主的罪犯生活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狱中不加区别地套用军人生活，大搞形式主义，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监狱管理指导思想。此外，监狱大院内设有各类球场，有人在不间断地打球，但却全是各队大头或球队队员，一般犯人则始终被封闭在监区内，除组织看球，充当形式主义的啦啦队外，基本与球场无缘。
   
    在监室内，表面上搞的很卫生，但当犯人回归，由于不能出门，又都发泄性的鼓烟，致使整个监区空气严重污染，各监室内乌烟瘴气，烟头遍地；加之狱内室少人多，人员拥挤，每个监室简直就像一座座闷人的坟墓。而队长们对此熟视无睹，完全不顾不吸烟者的权利。由于他们在制度安排上就将不吸烟与吸烟人合押一室，实际上就等于强制所有不吸烟人被动受熏，对他们的身体与精神构成严重伤害。对此我曾向大队领导提过建议：要么限制或规定吸烟时间，指定吸烟地点；要么将吸烟者与不吸烟者分开监室。但他们只是口头应允，却毫无改革举措，哪里还有一点“人本主义”管理的味道。这实际上就是轻视犯人的合法权利，没有人权的一种狱内现实。
   
    监狱管理之所以没有人权意识，就在于他们以“改造”人为目的的劳动制度。他们视所有的犯人，都是按他们意愿改造的对象，这也就从根本上排斥了犯人还有与他们同等的权利需要尊重。其实，这种以“改造”为出发点的监管制度，使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由于犯人多是心理不健康，道德有缺陷的人，被强行屈辱性压制在一起，相互感染，学得愈是粗俗、野蛮、狡诈和充满攻击性；再加上劳改政策鼓励犯人们相互揭发，相互监视，向政府暗中打小报告，以得分减刑，实际上就是在制造犯人间的不和，并通过离间犯人，达到管理、掌控犯人的目的。因而犯人们就相互猜疑，踩脚后跟，甚至于设计陷阱，恶意误陷，导致心理更加阴暗。更何况这些人谈话的主题，都是自己的作案经历，又等于是在相互教唆、学习各种犯罪经验、技巧与手段。劳改制度中的犯人执行场所，简直就是传授犯罪方法的大学校。在这种学校毕业出来的犯人，心灵都被压抑、扭曲的报负性极强，一旦走出大狱，会变得更加凶残与狡诈。这就是劳改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比率愈来愈高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人是来之自然，并受自然决定的。人是不可由人来“改造”的。中共劳改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虚伪而失败的制度。这是我深入虎穴，才终得的虎子。
   
    当然山东省第一监狱，也在逐步反醒、纠正一些过去的错误做法，如已停止给犯人理秃头；见了队长不再下蹲；狱里有了百货超市与文化超市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脚步，踏进了大墙边沿上的表现。
   
   原载《人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