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世界上有关社会未来的研究与预测学说极为流行，这对推动人类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在其假设推理和结论上，而在其对人类问题的揭示和富有启示性的思索。这是我对未来学研究的基本看法。
    人类对未来的研究并非一个新鲜的例题。人类自有思想开始，就有了对未来的预测和向望。中国古代诸多思想家都非常关注对社会未来的分析、研究，传世至今的《易经》更是一部预测未来的典籍。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思想中都有对社会未来的精辟见解。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盛，更体现了一种对“全球问题”和未来“世界模式”的探索。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今天意义上建立在对社会进行宏观经济和社会学体系基础上来综合分析、预测的“全球模式”研究。今天的未来学研究不过是从20几年前开始的。 (博讯 boxun.com)
   
   

   
   
   
    早在本世纪6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贝尔赭德森研究所所长卡恩和阿尔温•托夫等相人相继提出了“后工业社会”、2000年世界构思或“超工业革命”的模式，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随之而来的便是托夫勒的《未来的冲突》（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卡恩等《今后200年》（1977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0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1980年），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1982年），《2000年大趋势》（1990年）等一系列具有爆炸性的力著纷纷问世，争相揭示西方工业文明的现实与未来以及这种文明对世界的主导作用。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超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图示发展模式。
    这些当代未来学说虽然大都建立在简化图象和模式组合的基础上，在数学变量之中寻找集合的关系。但又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对宏观经济的数量变化，以增长——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为基础，如《增长极限》；一种则是从社会学综合角度来分析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发展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着力描绘预测社会的本质变化，如《第三次浪潮》。由此可见，这些理论主要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和预测发展的。它们大都忽视了人类的第二创造——思想工具创造的意义。因而也就把整个世界的文明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单一基础上，使这些未来学研究陷于了未来是环境、技术的天堂，还是环境、技术的地狱等争执之中。
   
    卡恩在《今后二百年》一书中把上述分歧分为四种派别：
    ①对前景绝望的新马尔萨斯派。认为技术的发展、环境和生态破坏将导致世界大灾难。
    ②谨慎的乐观派。承认人类面临严重的现实问题，但前景乐观。
    ③谨慎的悲观派。认为人类必须谨慎、节制、有限发展，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④技术增长的热心支持派。认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刚刚开始，未来是全面发展的天堂。
   
    上述各观点的分歧，同样都忽视了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社会因素，即人类创造性地生活。人们将通过结束对抗，共同妥协的道路实现合作，运用物质与思想工具的两种武器，共同展开与问题的较量。社会不断地产生问题，又将不断地被人类所征服。这是人类实践一再验证的事实。人类以往在一个需求，两种创造中创造了自己，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今天将面对电脑加谈判的第三创造来创造未来。人的创造能力就是解决问题能力。
   
    创造大于问题。
   
    人类的未来是建立在创造基础上的，没有创造就没有未来。未来的世界不是数字，不是模式，不是图表，而是人类生气勃勃的、克服问题的创始时间动态。把人们的思路集中在数据、图表中寻找乐观还是绝望的答案，不也太简单化了吗？人类社会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崛起，对未来的研究就从纯思辨角度的一种极端，偏向了数量、技术和纯经济角度的另一种极端。这两种偏向都不能正确地引导人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从综合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未来，未来学的研究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