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在南京新识的朋友邓伍文、罗建送了我一本他们的著作《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我过去知道的极少。
   　　从南京回来后，我细读了他们的这本书，很受启发。邓、罗二位，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却做了专业史学的工作。读他们的书时，我想到的是史学研究中知识的增量问题。我认为，我们写文章做研究，要以知识增量为基本目标，所谓知识增量就是在我们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内，能不能在已有的知道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研究意义何在？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都应当以知道增量为追求，对知识有增量的研究就有意义，没有增量就
   没有意义。
   
   　　这本《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的价值，因为涉及专业，我不好评价，但这项工作，在知识增量上肯定有意义，因为他们提出和发现的许多史料，都是第一次。这本书的核心人物中有一个名为黎天才的人，他是早年的中共党员。从本书引述的黎天才的回忆中，曾提到他当年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后来收在著名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这个材料恰好我曾买到过，后来送给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黎天才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这个报告曾受到过李大钊的表扬。我在南京时曾和

   邓、罗两位提到过这套材料，希望他们能查一查。当时黎天才用的名字是李渤海，我后来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查到了他早年的那个报告。邓、罗两位当时没有想到去找这个报告，我后来查到了，我以为对于研究工作，找到这个报告就是知识的增量，虽然增量很小。因为黎天才，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人——李维城。
   
   　　李维城的个人情况，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名字，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中，也有他的回忆。但他有一本日记，好像从没有被人提起，至少在网上查不到，而这本日记我早些年曾买到过。日记的名字叫《狱中四百十一天》，１９４９年９月在湖南长沙初版，是自印本，所以流传不是很广。
   
   　　这本日记是李维城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关在重庆监狱里所写，时在１９３８年。后来经程潜向蒋介石作保，李维城才出狱。这本日记主要记述的是当时个人的一些感想和经历，涉及的大事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对政治犯的态度及待遇。在这本日记的前面，有李维城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黎天才。李维城１９４９年后曾写过一篇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我一时没有查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篇。日记中这篇回忆，对于西安事变前的一些情况，有一些
   线索，其中曾特别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李维城说：“延安共产党方面，主张对日抗战，本不后人，加以近接西安，局部同情默契，已非一日，发动之时，明朗参加，周恩来林伯渠两氏，常驻西安会商大计。共军并有向西南商洛行动的决议，张杨共成为三位一体的结合，声势浩大，咸信可以达到要求的目的。政治方面，组设计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高崇民、卢广绩、吴家象、应树人、车向宸、黎天才、申伯纯等任委员，余亦参加其中委员之一，高崇民任主席，大小事件，必经详议，然后由张杨执行之。在没有送蒋回京以前，工作很是紧张，军事方面，也组织委员会，张任主席，杨副之，但尚未具体，力量尚且发挥。”（第１５页）
   
   　　１９４９年后，高崇民的地位很高，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朋友中，高崇民是很得信任的一位，“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本《狱中四百十一天》，书名起得不好，如果将来再有重印的机会，我以为叫“李维城日记”为好，如果作者另有日记以示区别，也可称为“李维城狱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