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四章》

   【按語：盧溝橋抗日紀念館“百十人的單位有二十輛，最盛之時幹部都開公車回家，是工作需要。我親眼看見幹部在辦公室賭博，沒人管。有人自費出國七年了還在發工資。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揚雲峰一年的。抗戰舘還想在山東建賓舘、在美國開飯店。抗戰舘一年光招待費就有六十萬元！”

   這段話是從方軍先生《1931-1945親歷日本侵華戰爭的最後一批人(一)》之《世間已無楊雲峰》中抄下來的，以前在互聯網上看過他的文章，看他的書，這是第一本；但卻看得我悲憤交集，讓我想起先哲的一句話：中國不亡，沒有天理。

   楊雲峰是二十九路軍老戰士，和日本鬼子拚過大刀的，是抗日救國的英雄。可是，他用生命保衛過的國家卻對他冷酷絕情，讓他流離失所、以乞討為生、在饑餓和白眼中含恨以終。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可以對日本戰犯行仁政，對日本侵略兵的遺孤關懷備至，搏得“人道之師、仁義之師、文明之師”的美名，可是對打過日本侵略軍的中國人却槍斃之、虐殺之、監禁之、勞改之、批鬥之、打駡之、遣送之、收容之、糟蹋之、餓死之。

   為此重貼舊文《“保鲜”讲用教材：“消极抗战”和“游而不击”》；本文曾承朱学渊先生推介、徐水良先生点評，以及一些網站轉載，特此表示感謝。】

   一，“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都要批

   同志们：你们认识李锐同志吗？李锐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他生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水电部副部长身份兼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他的最后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顾委委员。

   李锐在胡乔木同志鼓励和支持下，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卢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书中记述了一九五九年卢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

   林：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

   林：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三个师只有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年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我英勇的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两场抗日小戰鬥，原來都打錯了，被毛主席批了幾十年。主席說，要保存實力，不要去充當抗日英雄；可是弼时同志和德怀同志，還有恩來同志不听指挥，擅自组织战斗，打了，违反了纪律，所以要批、要斗。彭老总给斗了三十多年，最后给斗死在窗户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里。任弼时同志就运气好，没挨斗，因为他死得早，逃脱了；恩來同志，主席雖然給他留了点面子，不過也够他顫顫、驚驚、悽悽、惶惶一輩子了。至于英勇的新四军，则是专门用来搞磨擦的，有个好听的名堂：叫“打击顽固派”。“顽固派”者即打日本軍的中国政府军----国军也。你看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里的郭建光们，打的也不过是胡传魁，是伪军，哪有一个日本鬼子？

   二，我们就是“游而不击”

   国民党攻击我们“游而不击”，亲爱的朋友，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游而不击”。否则我们如何落实毛主席“一分应付、两分打顽、七分发展”的伟大战略部署？君不见我们的军队由抗战初期的二万多猛增到国共内战时的四百万多，为迅速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多么充足的条件呀？

   国民党说我们“游而不击”，我们就反咬他们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顽固派”、“投降派”的帽子先扣到蒋介石头上，再大批特批；这叫“你说你的，我搞我的”。反正我们搞宣传的本事比他们高明得多。当然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把真抗了一下日的任弼时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打成“帮了蒋介石忙”的罪人。

   朋友，你可能也知道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的时候，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发生在陕北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

   他说：在中共生死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后，国共要团结抗战了。国民党不但不再打共产党，而且要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了。这样，共产党既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本钱在抗日战场上拼光？我军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洛川县南九十里的一个村庄召开了的一次为期四天、仅有二十二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以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形势报告》为开场，今天已被捧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的《文集》中，惟独没有把这份《报告》收入，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呢，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报告》里，先把蒋介石如何仇视我党、如何背信弃义指斥一通；最后建议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斯杀。

   毛泽东同志支持张闻天同志，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三，坐收渔翁之利

   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乎。

   尽管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寸步没有离开过延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骂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也不妨碍他把自吹自擂，说是“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战争”的伟大领袖。

   众所周知，我们描写“三年解放战争”的电影、电视作品车载斗量，尤其反映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样的大题材的大制作，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山呼海啸、千军万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英明神武的伟大领袖、开国的将帅、从龙的元勋，一个个现身银幕、屏幕，形象高大，闪闪发光。

   可是八年抗战，则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打小闹的小题材；出场的也只是李向阳、小张戛一级的“英雄人物”。即使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打国民党的《智取威虎山》也比抗日的《红灯记》痛快淋漓、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得多。

   无独有偶，我党的党史权威胡绳同志呕心沥血地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以下简称《七十年》)，其第四章叫《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章共六十五页，有关抗战的只有十一页，不足一万字，占五分之一不到。大讲持讲的是方针、政策如何英明正确；怎么样和国民党争夺地盘、争夺群众；怎么样斗地主、分田地；怎么样扩大党组织、扩大军队和民兵；怎么样开会、整风；怎么样“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最后夺取江山坐天下之类。直接描述战争的就少得可怜，这不能怪胡绳同志，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实在表现奇差，乏善可陈。

   四，“平型关战役”只是个小战役

   《七十年》在讲到我党、我军对日作战的战例时，也仍然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虽然被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还得照讲，不然我党我军的抗战史就成了空白。那就不止遗笑万年，那就遗臭万年了！

   实际上，平型关战役只是个小战役，算不了什么“大捷”，“歼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而己。

   对国民党方面，胡绳同志虽然已持开放态度，例举了忻口、武汉、台儿庄、中条山、长沙、南昌、隋枣、桂南、枣宜、缅北等大战役，似无掩人之功的意思。但对于规模比平型关战役大得多的“忻口战役”，却语焉不详。还要加上“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的尾巴。

   对比《七十年》，一九九九年版的《辞海》(缩印本)就光明磊落得多兹录如下以供对照：

   “忻口战役”亦称“忻口会战”，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战场的一次著名战役。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向山西太原进逼。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在晋北门户忻口地区组织防御。十三日，日军师团长坂田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和特种部队五万人，狂攻忻口西北第九军防守的南怀化阵地，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率军英勇抵抗，壮烈殉国。与此同时，坂田师团以其主力一部向大白水猛攻，遭到阻击，战斗处于僵持之中。后因日军攻占娘子关、阳泉、平定，忻口守军于十一月二日撤出。此役消耗日军兵力两万余人，中国军队也有较大伤亡。

   《辞海》不回避被毛泽东同志定为“战犯”的阎锡山、卫立煌的功绩，对国军也使用“英勇抵抗，壮烈殉国”等褒义词，而且不硬作“八路军配合”之类的吹嘘，突显了编者的良知和勇气。值得一赞！

   五，数字说明问题

   《七十年》说我中共军民“消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这“消灭”是什么意思？是单指“打死”呢，还是包括“打伤”、“俘获”和“击溃”？如按死伤俘溃1比1比1比1计，我军打死的日军顶多不过十万余名。

   即使这个当年的统计还未有后来的“一亩十万斤”的严重失实，也只占日军在中国战场总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军教授统计的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人数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人。而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人的资料统计出来的数字，则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其中伤一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人，亡一百零五万五千人。(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明镜出版社，以下简称《谜》)

   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我八路军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党的军队手上(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血祭太阳旗》，1994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