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按：美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教授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學出版《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掉入陷阱的中國轉型：發展專制體制的局限)》，以及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杂志）》发表《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中国崛起的黑暗一面)》……裴敏欣教授一系列富有真知卓識的著作在學術界引起強烈轟動、受到廣泛關注。這些著作所揭示陷阱與黑幕，讓我想起普列漢諾夫在1918年他的《政治遗嘱》中所描述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景：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裴敏欣教授區別於和光屁股的國王一起享用最後的豐盛晚餐的楊振寧、何祚庥、溫鐵軍之流的地方是：堅守良知、忠於學術，雖去國萬里仍心懷故國。最近他穿梭於中美之間，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連續舉行了幾場講座，和胡鞍钢等各方面專家、學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反應熱烈；筆者作為聽眾，有幸側身其間，今據現場記錄和網上有關資料作如下綜合報導(未經講者審核)。】

   一，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掉進了“陷阱”

   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歷了資本主義革命巨變，現今的經濟總量是二十年前的六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中還微不足道，如今它是世界第三貿易大國。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耀眼的經濟數據能給中國帶來了更多的民主的話，那就錯了。不管“經濟發展引起政治改革，導致民主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會引起政治漸進改革”的理論，還是東亞現代化模式，在中國找到的都是負面証据，受到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為什麼？

   國家政權力被壟斷，市場經營效率低下，經濟利益靠權力支配，根本不是市場經濟。這就是不僅是政治轉型墜入“陷阱”，經濟轉型也墮入“陷阱”的緣故；這陷阱叫做一黨專政導致的掠奪型的“陷阱”。根據自由演變理論，持續的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將逐步讓國家變得更為民主。盡管這一理論的長期性紀錄毋庸置疑，但是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却失靈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認真地討論並制定了民主改革的藍圖。今天，政治改革的話題卻是禁區。八十年代發起的加強人大、鄉村選舉以及建立現代司法制度等，自從19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以來，不但停滯而且後退。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尋找原因：

   1，在專政體制下經濟發展為非法執政提供了“合法性”的“証據”，從而為反對政治改革製造了最佳借口。

   2，在專政體制下經濟發展對民主化的負作用。經濟增長，因政治體制不同，產生的效果也不一樣。在專制體制控制下，巨大的經濟增長，使政治權力的價值升高，政治權力得以轉變成經濟利益，並對經濟資源實行控制。權力出租、權錢轉移就在這種情况下產生並越演越烈。

   在這種體制下，經濟的發展使統治精英反對民主化的慾望上升。九十年代到現在，民主化只是在口頭上講講。精英們現在不担心失去政權，而是担心失去對經濟資源的控制。統治精英很會適應新的社會變化，在利益驅动下很快學會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了經濟資源的辦法。九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龐大的警察、武警、防暴特警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在大學、社科機關設有告密者；一个省的公安文件上說，去年發展了多少情報信息系統、提供了多少情報，如何對付民間突發事件等等。

   2004年八萬四千起，2005年八萬六千起的群體性騷亂都被輕易鎮壓下去了，效率奇高。有人在海外演講，公安部也能把電話打到他那裡去；我的一个美國朋友與表姐通了個電話，第二天公安局就找到他表姐。經濟發展了，稅收多了，為統治集團的提高控制能力創造了條件。為了控制信息流通，政府花巨資擴充人員和改進技術。三萬多訓練有素的特別網警用先進技術監視和過濾着所謂“敵對和有害”的海外網站。

   3，共產黨統治集團為適應新形勢聰明地對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進行了有選擇的鎮壓；拉攏、收買社會精英如知識分子、專業人員及私營企業家，形成了新的社會精英聯盟。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是共產黨的對立面，九十年代後却成堅定盟友。入黨、當官，使知識分子地位、待遇得到提高；用名目繁多的獎勵，如國務院津貼等，实行明目張膽的收買；大大地提高了知識分子與政權抗爭的風險：舍不得車子、房子、津貼，就要聽話。如劉賓雁、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良心現在沒有了。

   吸納、吸引力之強弱完全取決於經濟的發展。知識精英一旦與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結成利益同盟，社會發展就失去了动力，發展就掉入了“陷阱”。可見在專政體制下經濟發展對民主化是有害的，起碼在短時期內是如此。

   二，漸進改革的政治邏輯及其失敗機理

   漸進改革忘了為什麼要搞漸進改革。漸進改革的政治邏輯是在後意識型態的政權裡進行的，統治精英為了政權的安全，採取了两个措施：一靠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即使用暴力。但僅靠暴力不够，還要有一個“利益聯盟體”，通過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讓忠實追隨者得到實惠；即用利益引誘追隨者，把追隨者牢牢地綁住。這樣政權便穩固了。

   漸進改革有個內在矛盾。按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越高越好，因為這是提高效率的唯一途徑。但市場化使後意識型態國家政治精英的生存受到威脅，於是他們就抵制市場化，因市場化削弱了權力對資源的支配。因此“漸進改革”成了共產黨唯一的選項：完全不放不行，但不一下子放，要慢慢放；不放的部份是大塊，是核心；這樣仍然可以支配和控制資源，才能上下其手。仔細觀察發現，放的都是租金不豐厚、競爭厲害、利潤薄的行業；最終控制的、改不下去的肯定是租金最豐厚的，如金融、保險、電訊、鋼鐵、運輸、能源、自然資源等資本密集的行業。

   為阻止這些行業開放，統治精英會顯得異常誠實，他們公開承認：“這觸及到我的部門利益啦！”經濟利益一牽涉到政權穩定、生存問題，就誰也不敢拍板。從理論上講，中國經濟改革就是要改革最有影響的行業，如果有改革的勇氣，就要先開放銀行金融業；把銀行金融業幹部任用權由中組部移交給董事會。但是計劃經濟是中共政權的生存基礎，所以共產黨就是抓住不放；銀行成了私人金庫，批個條子十億、五億，也不用還。這就是交易、分配利益，從而形成了政治聯合體。這些效率低、利潤豐厚的行業，漏洞最大、腐敗也最嚴重。行業保下來了，租金拿下來了，統治集團及其忠實追求者的集體利益也就保住了。

   另一面，漸進改革之行業內部利益與政權利益是完全相冲突的，行業只看個人、小集團的短期利益，看不出或不管政權的前途。這就是為什麼越是壟斷行業，腐敗越嚴重，漏洞也越大。除銀行體系外，糧食流通體系也非常腐敗，壞賬幾千億元。漸進改革是後意識型態政權的生存之道，但又與行業內的人有利益沖突，於是漸進改革也改不下去了，實際上漸進改革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在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中排名是倒数第三，低於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三，為什麼轉型時會出現掠奪型政權？

   國家既可能是發展的推動者，又可能是對社會掠奪者；在專政體制下權力限制沒有任何保障之下，國家只能是社會的掠奪者。

   1，从產權理論、委托代理人關係來解釋。一旦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產權分配、出現產權下放，精英掠奪也就出現了。

   2，轉型過程中由於權力下放後，上級對下級監督出現問題，監督失靈。中国政府治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委托代理这一层面，主要是监督成本过高。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而缺乏平行监督机制和由下而上的反馈。这可以从行为方式上看出许多问题，如代理人以权谋私，做表面文章，特别是兴建形象工程，以及公权私有化。

   3，在轉型過程中突然出現退出機制。以前一加入共產黨，就不能退出；等於孤注一擲，把全部賭注都押在一張牌上。現在可以退出了，例如當私人企業主。退出機制影響了成員對集團的依賴和對將來的預期，使成員在最短時間內把投資回報最大化，把對政權的投資提前兌現；利益最大化就是對社會實行掠奪。掠奪够了就退出，甚至退到美加、歐洲去了。因此，所有官吏都在以最快速度貪污斂財。

   4，總體意識型態變化。根據中組部問卷調查，基層官員連“四項原則”都不知道，更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有什麼信仰。因貪污數千萬人民幣而遭處決的河北省國稅局長李真就承認：他擔憂中共會垮台。這種心理變化，加上權力分散、體制約束即監督機制的失靈，風險很低，掌握資源越來越多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瘋狂掠奪便不可避免了。

   集團性犯罪腐敗把公权小集团化了。黑龙江省徐桂芝案，涉及四百多名官员，包括省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长、高级法院院长以及十三个省委领导中的八个。沈阳、福州等三十多个县和地区的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員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湖北襄樊市一个案件有七十多个官员涉案，其中县市一把手三十多人。成建制腐敗的國家政權一旦掉入陷阱，就出現巨大的“治理赤字”。教育、衛生、環保一系列都出了問題，因為統治精英只為自己服務，而不為大眾服務。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佔有全国百分六十的财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握有百分六十的财富）。工農這两個傳統的盟友被共產黨徹底拋棄，成了邊緣化、赤貧化的弱勢群體。

   打破這个困局幾乎毫無辦法，為了巨大利益，為了保護分利集團，共產黨總是強詞奪理地說它如何偉光正、証明現狀是如何最合理。改革无法爬出“陷阱”，這就是中国今日改革的困境。

   《動向》2006年十月號